戴晴:玩儿政治的低手 [六四]

目录:

  1. 总参科:戴晴是玩弄政治的高手
  2. 李·达菲尔德:1989年:从天安门到柏林围墙
  3. 武文建:戴晴:对(六四)暴徒该抓就抓,该判就判
  4. 戴晴:玩儿政治的低手
  5. 封从德:戴晴在《亞洲週刊》上的謊言(图)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9/06/200906030312.shtml

总参科:戴晴是玩弄政治的高手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03日 来稿)

     许多“六四话题”的文章,都借助“六四大屠杀20周年”喷薄而出。

     而在“六四话题”的文章中,有两篇我想对比评论一下,一篇是著名的西方记者李·达菲尔德(Lee Richard Duffield)所写的《1989年:从天安门到柏林围墙》(李·达菲尔德1989年时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欧洲记者,目前任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 新闻学讲师。刚刚出版了专著:《新闻中的柏林墙——大众传媒与1989年东欧集团的崩溃》(Berlin Wall in the News: Mass Media and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Bloc in Europe, 1989)。一篇是中国著名记者、XXXXXX戴晴所写的《玩儿政治的低手》。
    
     李·达菲尔德(Lee Richard Duffield)所写的《1989年:从天安门到柏林围墙》揭示出:在1989年这个决定世界人民命运的伟大年份,是从天安门开始的民主浪潮面最终冲毁 了柏林围墙,让东欧人民获得自由和民主,并给苏联各族人民带来了民族解放的伟大时代!
    
    而戴晴所写的《玩儿政治的低手》,却把六四屠杀的责任推给不肯自动逃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好像学生不退,中共就有理由杀人。我们要问问戴晴:东欧人民没有 撤退,为什么没有遭到屠杀?!

李·达菲尔德(Lee Richard Duffield)所写的《1989年:从天安门到柏林围墙》揭示出:

1、有充分证据显示,昂纳克下令要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把示威镇压下去。士兵和警察配发了实弹,情况千钧一发。

2、东德情报机构负责人沃尔夫后来回忆说,他接到了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沃尔夫说:”后果可能比北京更严重。”

3、然而,东德政治局内很多成员决定让昂纳克下台,一些基层干部也公开要求避免发生冲突。因此,警方并没有干预莱比锡当晚的示威。

4、此外,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向媒体透露,莱比锡示威没有酿成流血事件也因为苏联劝说东德让部队留在了营区。

5、莱比锡事件后没多久,昂纳克便被撤职。这象征着东德一党专政的末日。”

一西一中两个记者,高下立判!

    
     我的结论是:对比两篇文章,不难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六四大屠杀的要害,不是有没有及时疏散受害者,而是统治者有没有权利无限施暴?
    
     如果统治者没有权利对和平抗议的人民无限施暴,那么,六四镇压就是非法的、中共政权就是非法的、人民就有权利终结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统治权!
    
     可惜,中共政治局里面,除了一个赵紫阳,就再无一个反对“无限施暴”的公义良心者!
    
     甚至直到2009年的今天,就连戴晴这样负有特殊使命的“明白人”、叶剑英的干女儿,也还是这样本末倒置地“看问题”——我们又如何期待中共高干们的良心 发现、平反六四呢?
    
     还是圣经上说得好:伸冤在神。终有一天,祂必将是非昭然于天下,所有凶手连同他们的子孙,及其口是心非的帮凶,都将受到历史最严厉的审判?
    
     下面,我们把这两篇文章附在后面,立此存照,请大家仔细看个明白!
    
     2009年6月2日,六四大屠杀20年后的前夕,于北京


李·达菲尔德:1989年:从天安门到柏林围墙

          我可以说是幸运的,1989年6月4日,我不在天安门广场。然而同一天我在欧洲却记录了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
    
     当时,我刚刚为澳大利亚广播电台报道了波兰大选的新闻,漫步在华沙的维多利亚广场,我思索着这个选举是否真的意味着共产主义阵营的末日。 (博讯 boxun.com)
    
     出乎人们的意料,波兰共产党在大选中被击败,和其他记者一样,我也在报道中提到了上述的推测。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新闻会受到多大的关注,而我很快就大吃一惊。
    
     达菲尔德:天安门阴影清晰地印在记者的脑海中
    
     在维多利亚广场的国际媒体中心,电视正在转播地球那端另一个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士兵屠杀年轻学生、坦克在人群中横冲直撞。
    
     最后证明,波兰选举的确是欧洲共产主义阵营走向末日的开始,虽然过了一段日子人们才意识到这个事实。
    
     “天安门模式”
    
     五个月之后,我目睹了柏林围墙的倒塌。但事实上,天安门的阴影此前一直笼罩在东柏林的上空。
    
     10月初,我和几百位外国记者获准前往东德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40周年庆典。而中国副总理姚依林的到访则预示着几分不详的征兆。
    
     西方媒体开始猜测东德和其它”后斯大林政权”会试图以”天安门广场模式”解决问题,共产主义政权内部也出现了这种声音。
    
     在东欧的外国记者更有同感,他们当中很多人不久之前都在北京亲历了那个难忘之夜。
    
     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在接见姚依林的时候提到了北京六月的事件。
    
     东柏林的政治异议领袖告诉记者,政府高层官员提醒了他们:”别忘了中国刚发生了什么”,是威胁还是劝解,只有听者言者各自心中清楚。
    
     周末的东德40周年庆祝活动演变成了街头示威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而这一幕幕却是在贵宾戈尔巴乔夫眼皮子底下发生的。
    
     这位苏联领导人几个月前在北京刚刚遇到过类似的场面,这次他又成为抗议人士的焦点。他听到东德示威者高喊:”老戈,救救我们!”
    
     千钧一发
    
     那个周末的抗议活动后来发展成每个周一晚在莱比锡的示威。
    
     有充分证据显示,昂纳克下令要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把示威镇压下去。士兵和警察配发了实弹,情况千钧一发。
    
     东德情报机构负责人沃尔夫后来回忆说,他接到了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沃尔夫说:”后果可能比北京更严重。”
    
     然而,东德政治局内很多成员决定让昂纳克下台,一些基层干部也公开要求避免发生冲突。
    
     因此,警方并没有干预莱比锡当晚的示威。
    
     此外
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向媒体透露,莱比锡示威没有酿成流血事件也因为苏联劝说东德让部队留在了营区。
    
     莱比锡事件后没多久,昂纳克便被撤职。这象征着东德一党专政的末日。
    
     人们的恐惧烟消云散:欧洲不会发生天安门事件。
    
     柏林墙事件10年后,我还访问了几十名参与报道1989年事件的旧同事。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天安门的野蛮罪行依然清晰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因此,他们每次 报道示威或中国和东德政府的关系时,都会提到天安门事件。
    
     历史轨迹
    
     为什么北京的暴行没有在东德重演?
    
     东德远远没有中国那么孤立,前者拥有先进的通讯设备,使当局很难封锁消息。
    
     东德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西方电视新闻,与西方的电话通讯也十分方便,家用摄像机拍摄的画面经常被偷运到西方电视台播放。
    
     1989年柏林墙前的达菲尔德:见证东西半球不一样的历史轨迹
    
     大规模社会运动得以利用大众媒体宣传他们的主张:赶走共产党、自由选举、开放经济以及后来的德国统一。
    
     同时,大批人还通过邻国匈牙利逃到西方,他们到西德可以自动获得公民权。
    
     德国统一后,前东德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波兰也朝着健康方向转型。
    
     欧盟在东欧努力推广清廉的政府。东欧百姓可以享受迁徙、言论等方面的自由。
    
     与此同时,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在经济上也取得惊人的增长,不过这也付出了代价:经济受到”牛仔资本主义”的驱使;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破坏等等。
    
     外界不仅关注中国的经济扩张,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外界也担心北京日益倾向用武力解决问题。
    
     中国的百姓无法像欧洲人那样自由地讨论问题。今天在北京工作的外国记者仍有着我们1989年在东欧一样的牢骚–所有信息受到限制,尤其是民众无法公开表 达意见。
    
     在这种环境下,信息自由流通的限制必然妨碍思想的碰撞和其它经济活动。
    
     在柏林,人们可以在曾经被柏林墙隔断的波兰登堡门前自由地、经常甚至是夸张地昂首迈步。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的人们,会不会也思索20年前的那里发生的一切?
    
     记忆永存。然而就像20年前一样,我们对于哪怕即将发生的事情,也总是那么知之甚少。
    
     主动权掌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手中,但谁都无法知道历史会是怎样发展:是像当年东欧那样,人民从厌恶、不满,发展到对专制政权的极度蔑视?还是会发生 完全出乎意料的变化?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09/6/03)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9/05/200905220155.shtml

武文建:戴晴:对(六四)暴徒该抓就抓,该判就 判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22日 来稿)
   
    六四屠杀20年了,20年来国内外许多人也写了大量的纪念文章,可涉及六四抗暴者的文章很少,甚至“暴徒”们都没有进入民运们的视野。从文本到文本的书斋 论道可休矣了。六四与全国的抗暴者怎能分割?

    更有甚者,05年戴晴首次公开演讲在北京三味书屋讲三峡问题,最后当听众问及六四的一些事情时,戴晴竟然说:“对(六四)暴徒该抓就抓,该判就判”。当时 我听了这句话犹如挨了一电棍,我嗷唠的大声说:“都已经判了!”会后下楼时我跟戴晴说“暴徒”们的情况,戴晴也没说什么表示什么,急匆匆地走了。
   
    我想,戴晴对“暴徒”们的观点和类似的观点应该是有代表性的。否则,为什么20年来文人学者民运们对全国的六四“暴徒”们“惜墨如金”?
   
    20年了!
   
    –武文建
    2009-5-22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daiqing-06012009124814.html

戴晴:玩儿政治的低手

2009-06-01
前任总理李鹏的《六四日记》 没能赶上这回香港的“新书井喷”。这本中国各方人物都很想读一读的书,其实早在六年前就已经完成,可惜刚露头即遭“劝退”。作爲镇压当局的前台人物,李鹏 在写给世人看到日记里难道不小心露了什麽–露出些许当局眼里直到今天仍须严守的秘密?

想来必须严守的机密中,最最核心的,怕就是19日淩晨那则“三所一会”《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了–发布者,紫阳同志身边的青年俊杰是也。这则声明把5月 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调军队进驻北京”、“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讨论,包括“中央常委有分歧、赵的主张被否决”等信息旗鼓大张地公之于衆:在 广场广播;四处张贴;拿著话筒到居民区喊话……。以我们今天的判断,已经能够清楚知道,这次会议非同小可:处于二线的实际掌权者邓小平没有依一线总书记请 求静下心来亲自听他当面汇报,而是把常委们(共五人,外加一个杨尚昆)召到自己家里开会。

几周来一直对“动乱迹象”取“容忍与放纵”态度的赵紫阳,在会上受到李鹏、姚依林(有邓小平当后盾的)批评。赵坚持保留意见,未等会议正式结束即愤然离 场,邓却强调“赵还是总书记”。赵在气愤中命秘书起草辞职书,鲍彤遂得知自己已被李鹏以“泄密”点名,主动关闭了办公室,并向同事们告别。在那样的时刻, 他们如此做,固然有任性使气的成分,但平心而论,只是打算在无言的悲愤中鞠躬下场,绝无以广场民衆爲人质而爲自己政治生涯最后一搏的打算。

大权在握的邓小平呢?他是《4.26社论》的最大责任者。那篇文字里的关键语句,都是他听汇报之后,以其一贯恣睢风格而发的狠话。发狠归发狠,近一个月 来,他大致上取的,是两边“谁的办法行得通就照谁的办”那样的态度。从来言语大而化之、须靠下属琢磨兼发挥才能领会到位的这名专权者,对517会议,明确 强调的,却是“到会同志必须严肃、严格保密”–差不多已退到容留“老革命们”最爲切齿的“投降退让”总书记的底线。

对此,赵紫阳是有数的。会议的第二天(5月18日)他接受杨尚昆意见按下辞职书,绝望中再次致信邓小平,恳请当政的共産党“必须痛下决心作出一个让步,改 变4•26社论的定性”,即“摘帽子”。一旦学生答应停止绝食,当局就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运动。局势或许还有挽回的可能。

这一局面有实现的可能麽?

“三所一会”的核心成员此刻已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只知道事态重大,知道总书记办公室关闭,但517常委会上究竟发生了什麽,只有问担任记录的
治改革研 究室副主任高山了。虽然公安部门对高山的审讯眼下没有可能调阅,但流传到民间的“实情”是:高山拧不过“哥们儿”一次次呼叫,假借买吃的从驻地出来,在小 卖部悄声漏出会上大致情景。他以爲这不过是密友间通个风,没想到竟被翻成“体制内改革派”与邓小平等元老公开决裂的宣言。

如果此时,也就是在确知自己的政治对手不仅打算调动军队,还有十分把握掌控军队之时,这批才俊们不是旗帜鲜明地提出紫阳同志不能走,而是赶紧将广场上的人 员撤离,把气势汹汹的军队清场变成白来一趟,不仅避免了民衆的牺牲,对领袖人物而言,也不失爲另一种形态的胜利。可惜“毛泽东思想胸中藏”的总指挥们、会 长们,在已然得到确切消息的情况下,出手的反是设路障、堵军车、改绝食爲静坐……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

北大物理硕士刘刚,不得不走到了前台–他是1980年代中国变革的观察者、思索者和“民主运动”的防危补隙人。自戒严令颁布的第一天,他就拼尽全力协调 各方人物,以将人群从广场撤离:撤是绝对的;怎麽撤是技术性的;而且越快越好。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daiqing-06082009145523.html?encoding=simplified
时至今日,一个大秘密还未见披露——无论在赵紫阳的《改革进程》,还是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其中包括军队入城内情),以及吴仁华那本几近专业水准的的 《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什麽呢?那就是:戒严令发布了,却不按常规实施。有意?无意?爲什麽?

陈希同在他7月7日对人大的报告里说,“5月19日下午4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著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 息”。由于政府“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即来自五大军区的十个集团军十万兵力–作者)进城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你信麽?

不错,刚刚开进的头一、两天,在“军民鱼水”已经宣传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确实发生过热诚学生、良善妇孺使这个师、那个团暂停待命的场面。但在第三天、第四 天和以后整整十天里呢,机械化作战序列进入攻击出发地而不作爲,是因爲广场“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而令威武之师、仁义之师不忍有所动作麽?野战军不 动,装备精良的首都警察和武装警察呢?更遑论共産党的传家把式:党团系统、工青妇系统、街道居委会系统?

陈希同以“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解释。这“克制”不发生在517的会议上而在军事部署完成之后–恐怕不能服人吧?

那时候活跃在广场上的,已经不仅“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八十年代最耀眼的“老师们”联袂加入的“首都知识界联合 会”不但已经成立,更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依“天安门民主运动真正的幕后英雄”(刘宾雁语)郑义对形势的分析,“现在广场的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而且 越来越好。”

这番话,是他在各团体紧急磋商的“联席会议”上说的。那时戒严令发布已有一周,郑作家不明白刘刚爲什麽老是撤出撤出–既有高扬之道义、又有无须监督的财 金支援,居然放弃“永久占据天安门广场”!刘刚、刘苏里他们有数的几个“撤”派不依不饶,把“三大学生领袖”按到了527联席会议,最后终于说服大家,接 受了“5月30日撤出”的提议。

刘等不敢耽误,立即出发到广场落实撤出方案。不料转眼间,“发现柴玲又变卦不同意5月30日撤出广场计划,并说是李禄的意见”。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以联席 会议名义安排了在纪念碑举行“五月三十日撤出天安门广场动员大会”。大会由刘苏里主持。王丹、吾尔开希分别讲话,强调北京民主运动所取得的重大成功,并将 尽快向全国各地延伸云云。接著,按照事先安排,应由柴玲将刘刚草拟的撤出方案宣布。

柴玲站起来,一手持话筒,另一手拿著字条。她没有高声读出撤离广场大游行的路线和各地区同学进驻北京不同高校的方案,而是说:“5月30日撤出天安门广 场,不是我们广场指挥部的决定,也不是我们坚持在广场的广大学生的意愿”,说著以手指向刘刚、刘苏里一干人:“而是他们,那些所谓的精英们的意见”–下 边(多爲刚从外地赶往广场的同学)一片哗然。刘刚计划流産。接下来,广场“自由村”安营扎寨、民主大学成立、民主女神像耸立……“郑义等人所期望的庆典似 的成功革命”已见曙光……直到六三开枪。有文章说,柴玲成功逃脱赴美之后,在接受访问时对她当时的举动曾作如下解说:是赵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抑或智囊,授 意她这样做的。

如果所言属实,那是因爲,在“5.27”那次讨论撤离的联席会议上,还有一个被否决的“6月20日撤出”方案–此方案的要点在于:把民衆留在广场,再多 留20天,或许得以成爲即将召开之人大的我方筹码。

从那时到月底月初,依旧有人在爲“撤离”做努力。最活跃的,除了引人瞩目的“四君子”,当是被柴玲称作“公安特务”的外高联总指挥连胜德了。6月1日早 晨,他在广场上宣布大撤退,并欲召集记者会。按照封从德的记载,此举“幸爲外高联同学所阻,当即罢免了他的总指挥职务”。封从德说:“此前一、二天,有个 自称‘代表李鹏和政治局’的国务院办公室的秘书,到广场指挥部来对我们说:要是能将请愿同学撤出广场,你们就是国家的功臣;要是觉得有困难,我们在广场上 还有不少人随时可以听从你们的调遣。”

封从德揭露“这个国办秘书爲外高联的领袖在北京饭店包了房间,而从那时起,连胜德便在外高联游说退场。”敌我界限分明的他和柴玲,遂决定“更不能撤离广 场”,而是要“及时地揭露政府的阴谋”。

戒严部队按兵不动,除了将事情做绝,让酿下大祸的赵紫阳永不得翻身而外,难道决策层内部还有分歧、还有人意图避免流血?六月三日的突然动手,紧锣密鼓运作 中的召开特别党大、人大、罢免李鹏等,恐怕是比当局说的“堵塞路口”、“街头煽动”更本质的因素吧?曹思源、高瑜、何维淩等开枪前即遭逮捕。怎麽回事?

玩儿政治的低手们呢,除了毛泽东的爲达目的不计手段、不计后果(包括除了自己以外其他追随者的生命),玩得过凶蛮的老军头麽?

芦笛说,六四背后的真正元凶,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是急功近利的革命心态,是毫不妥协的对话方式,是煽动他人火中取栗的党文化。那 麽,这一千年专制/造反之传统,如何体现于1989年的北京?不该深究细剥离、有所反省麽?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9/03/200903070353.shtml

封从德:戴晴在《亞洲週刊》上的謊言(图)

(博讯北京时间 2009年3月07日)

    戴晴關於“八九民運”的謊言很多,包括隨意編造歷史。最近讀到《亞洲週刊》上的『戴晴八九年「六四」前後的活動』一文,其中有:

五月十四日——接受學生領袖請求,

到廣場發布《緊急呼籲》勸說同學們讓出廣場

    這是典型的謊言。因為十二學者原本的《緊急呼籲》的三條全是要求中共讓步:

一,要求中央負責人發表公開講話,宣佈這次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反對以任何形式對參加運動 的學生秋後算賬。
    二,我們認為,由大多數學生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學生組織是合法組織,政府應當承認。
    三,反對以任何藉口、任何形式、任何方法對靜坐絕食的學生採取暴力,誰這樣做,誰將成為歷史的罪人。

我們鄭重重申: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點,我們將 和同學們一道為實現上述三點堅定不移地奮鬥下去。

這三點要求比當時學生的兩點絕食要求還要高,政府根本沒有做到,戴晴等人也沒有“和同學們一道為實現上面三點堅定不移地奮鬥下去”。《緊急呼籲》是 在戴晴主持的會議上討論了幾個小時形成的,她全程參加了這次會議並主持了討論。她明知事实是:《緊急呼籲》是針對政府的三點,却故意把它说成是勸學生的。

實際上,戴晴背著大家與中共咨商後,偷偷將學者們原本的三條《緊急呼籲》改為

【李 鵬出面對絕食同學說一聲“同學們,你們好”,學生就撤出廣場。】

結果被廣場學生當場哄下臺。

後來據于浩成、蘇煒、鄭義等人的回憶,戴晴這種做法讓很多知識分子窩火,從此疏遠她。譬如李洪林當時就說﹕“戴晴那樣說很不好,她不應該把學生當小 孩一樣的哄,她說的那番代表我們十二人的話,也並不是大家早先商量好的。這個事情這樣一弄僵,往後這個中間斡旋的角色是誰也沒法當了。”(見蘇煒, <十二學者上天安門>,《民主中國》1992.6,頁81-84)一些香港記者也見證了戴晴那時的孤立處境。

知識分子在學生心目中一落千丈,其實是戴晴在搞鬼。其他知識分子中更覺得被戴晴耍弄了。見蘇煒、于浩成、鄭義和蔡詠梅等人的回憶。鄭義回憶中有三段 關於戴晴:

一是5月14日,“戴晴的努力適得其反,有學生對我說那是「拉偏架」、「勸降」,對知識界 產生戒心”、“當她以自己獨特的政治背景說出那句著名的話(「如果趙紫陽或李鵬來對大家說一句『同學們,你們好』,大家就停止絕食,徹離廣場,好不 好?」)之後,她的那點本來有限的政治影響力便即刻化作煙雲飄散!”

二是5月15日,戴晴在電話中對鄭義“勃然大怒,口氣之決絕,令人大吃一驚”,並“砰地掛 上電話。後來才明白是昨日她組織的「十二學者天安門廣場勸降」(學生語)被學生噓了,一些學者還說她騙了他們。看來我是撞到她火頭上了。”

三是5月22日,知識界大遊行,戴晴要接「知識界」大旗,被遊行總指揮趙瑜轟走。後來趙瑜 對鄭義說起,“頗為憤憤:「這種人,見形勢又好了,全上街了,又來搶大旗!我把她趕回去了,我說:戴晴,回到你的隊伍裡去!」多次遊行中,並無人有搶鏡頭 的意識。”(見鄭義《歷史的一部分》第50、70和93頁)

這一“搶鏡頭被呵斥”的場面也被香港記者抓拍到,趙瑜背對鏡頭,正走向高舉“知識界”大旗的戴晴當時尚是一臉興奮璀璨的笑(照片見《百姓》 93.1.16號第33頁)。這一場面也被香港時報記者蔡詠梅仔細記錄下來,“趙瑜毫不客氣地對她說,‘回到你自己的單位中去!’”。蔡詠梅暸解道,戴晴 被其他知識分子疏遠,就是因為5月14日的斡旋,“他們感到受了欺騙,被人利用了,而且認為戴晴在其間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見香港64記者:《人民不會 忘記》第2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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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394427701/10ae1d.cfm

戴晴八九年「六四」前後的活動

    二月下旬——逐個採訪呼籲特赦魏京生的三十三位作家、科學家。

三月中旬——參加「四十三人」簽名,反對當局對上述呼籲的定性。

四月十五日——雖得知胡耀邦去世的消息,仍按計劃陪台灣《天下》老總殷允芃往見當時中共中央對台辦主任汪鋒,汪告殷「小平同志已經考慮把『四個堅 持』從憲法裏拿出來,只放進黨章」。

四月十九日——出席《新觀察》、《世界經濟導報》在北京召開的悼念會,即興發言。

四月二十六日——聲援受處分的《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發出「正義為本 民主為道 本立則道生」電報,組織北京諸人齊聲援。

四月二十七日——對走上街頭抗議「四二六」社論的學生欽佩,站在街上為他們鼓勁。

四月二十九日——參加統戰部召開的「官員與知識分子見面會」。為共產黨沒有出手鎮壓慶祝。

五月初——受邀在大學演講,肯定青年學生熱情的同時籲請大家復課。

五月十三日——在統戰部與負責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後改為胡啟立)見面,討論新聞法起草。獲知胡的意見:報紙版面可由編輯部做主。

五月十四日——邀集自由派學者作家在《光明日報》座談,期望發出「民聲」。後接受學生領袖請求,到廣場發布《緊急呼籲》勸說同學們讓出廣場。

五月二十九日——得知絕水學生生命危急,再度介入斡旋。

六月四日——得知六部口坦克碾壓撤退學生,接受香港和日本媒體採訪時,宣布退黨。

七月十四日以「涉嫌搗亂」罪名被公安部收容審查,囚禁於秦城監獄。翌年五月十三日,獲釋放。(江迅)■


  • 戴晴:对(六四)暴徒该抓就抓,该 判就判/武文建 
  • 戴晴:中共
    经变成权贵党 
  • 戴晴:寓真的纪实作品 
  • 批判戴晴别有用心的“和解论”/张 三一言 
  • 戴晴批评中国言论自由落后当局需反 省 
  • 戴晴悼念包遵信先生 
  • 戴晴:5-两个主义-让民众有机会 “透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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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戴晴:中共已变成权贵资产阶级掌权 的党 
  • 戴晴新著为张东荪平反 
  • 封从德:戴晴在《亞洲週刊》上的謊 言(图) 
  • 零八宪章只是最基本的权利——专访 签名者知名作家戴晴 
  • 戴晴:权贵资本主导中国市场经济 (图) 
  • 歷時八年戴晴追查「張東蓀叛國案」 始末 
  • 戴晴: 从蒋医生被“冷冻”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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