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是谁杀了宋教仁?

Subject:     芦笛:是谁杀了宋教仁?
Date:     Sun, 21 Oct 2007 17:36:01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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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杀了宋教仁?(一)
芦笛
 
一、宋教仁与刺宋案
 
宋教仁,字钝初(又作遁初),号渔父,1882年生,湖南桃源人。1901年中秀才。1903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1904年2月与黄兴、刘揆一等在 长沙创立华兴会,被推为华兴会副会长,7月与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组织科学补习所。11月华兴会计划长沙起义,宋回湘主持常德一路作响应。事泄,宋遭通 辑,出亡日本,先后入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习法政。1905年与友人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革命。8 月,同盟会成立,当选为司法部检事长、湖南分会副会长。11月,《民报》创刊,任庶务干事兼撰述员。
 
1911年1月,宋教仁回到上海,任《民立报》主编。4月赴香港,参与筹备广州起义,任统筹部编制课长。7月,与谭人凤等在沪成立中部同盟会,当选为总务 干事,并筹设各省分会,欲大举于长江流域。武昌起义爆发后赴汉,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主持制订《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旋至南京,筹组中央临时政 府。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4月,临时政府北迁,任农林总长,不久辞职。
 
1912年8月,宋主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举为理事,并代理理事长,1913年初,宋在长沙、上海等地发表竞选演说,宣传责任内阁制和政党政治,主 张制定民主宪法。2月,国民党在首次国会选举中大胜,获得国会多数席位。3月中,袁世凯宣布国会即将召开,电邀宋教仁北上。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宋教仁在国民党要员黄兴、于右任、陈其美、廖仲凯等人的簇拥下来到上海沪宁车站,准备登车北上。在检票口处,有人在 黑暗中向他的后背开枪射击。凶手逃走,宋则被黄兴等人送往沪宁铁路医院,发现受了致命伤。宋自知不起,留下了政治遗嘱,于3月22日凌晨逝世,终年仅31 岁。同日,袁致电吊唁。
 
3月23日,袁世凯电令江苏都督严缉宋案凶手,并保护黄兴。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全省各地官吏协拿凶手,限期破案。黄兴与陈其美致函公共租界的总巡英国人卜罗斯,悬赏万元,缉拿凶犯。沪宁铁路局也出赏金5000元。
 
根据在场目击证人和其他人士举报,嫌凶很快就锁定在退伍军人、无业流氓武士英头上,随后又有古董商王阿法举报,江苏驻沪巡长应桂馨曾向他出示了某人照片,以1000元赏格,让他去杀掉该人。他推辞了,案发后,他发现照片上的人正是宋教仁。
 
根据这些线索,捕房到应桂馨家搜查,竟意外抓到刺宋的直接凶手武士英。武在审讯中供认,他在两个月之前来到上海,经人介绍认识了应桂馨。应答应给他1000元,并拿出宋的照片,让他行刺,并先付他30元。武贪财效命,并不知道照片上是什么人。
 
巡捕房对应宅进行了两次搜查,搜出作案凶器──五响手枪一把。该枪尚存子弹两颗,与车站拾到的弹壳同式,是极重要的证据。此外还查出一批电报和信件。这些电报信件表明,此案涉及到国务院总理兼内务部长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至此,可以确定,刺宋的直接凶手是毫无政治背景的无业流氓武士英(又名吴福铭),而直接指使者乃是江苏驻沪巡长应桂馨(又名应夔臣),而应和赵秉钧与洪述 祖有通讯联系,后两人有嫌疑,但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他们介入了凶杀案,袁世凯就更不用说了。当然他们有很大嫌疑,但是否真的有罪,必须经过缜密调查,由法庭 公平审判后才能做出结论。这在今天法治观念强烈的现代人看来,应该是常识问题。
 
但4 月25日,程德全、应德闳将查获的函电证据公诸于世,舆论立刻大哗,纷指袁世凯和赵秉均为幕后凶手,孙文从日本赶回国,和黄兴一道,向程德全、应德闳施 压,使他们在公布证据的同时,以案件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均,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接着,孙、黄在4月26日联名通电,说:
 
“宋案移交内地以后,经苏程都督、应民政长会同检查证据完毕。凡关于应桂馨、
洪述祖、赵总理往来通电,已于有日摘要报告中央,并通电各省都督在案。此案
关系重大,为中外人士注目,一月以来探询究竟者,无时不有。今幸发表大略,
望即就近向都督府取阅原电。诸公有巩固民国,维持人道之责,想必能严究主名,
同伸公愤也。孙文、黄兴。宥。”
 
这里的“主名”,任谁一看都知道是暗指袁、赵。但江苏提出的开设特别法庭的请求却被司法总长许士英驳回,认为与司法程序不符。
 
既然无法组织特别法庭,此案便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洪述祖在案发后便逃到青岛租界中,凶嫌武士英则在引渡到上海地方检察厅后,于4月24日,也就是公审 前一天,在狱中暴毙。上海地方检察厅发了传票,要国务总理赵秉钧出庭。赵不敢断然拒绝,只敢称病,以此逃避出庭。此后他多次辞职,袁都不准,最后才在7月 16日被袁免去本兼各职,改任步军统领兼管京师巡警事务。是年年底,赵去天津署理直隶总督,于次年春节暴卒于任上,据说是给毒死的。
 
在此期间,袁、赵都通电为赵辩护,但国民党人认定此案主凶就是袁世凯。4月中下旬,国民党人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孙中山力主军事解决,提出联日计划,拟再 东渡,争取日本的支持,黄兴则主张通过法律解决,并反对孙勾结日人干涉中国内政。二人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相持不下,会议无结果而终。会后孙中山一面派人 赴各省联络军人,一面派陈其美、戴天仇与黄兴辩论。
 
是年5月5日,江西都督李烈钧、湖南都督谭延凯、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通电,反对袁向五国银行的善后贷款,公指袁为刺杀宋教仁的主犯。6月9 日,袁下令免去李烈钧职务,令黎元洪兼领李职。6月11日,李通电解职,欢迎黎元洪。6月14日袁免去胡汉民职务,与陈贻范同为西藏宣抚使。6月30日免 安徽都督柏文蔚职,改任陕甘筹边使。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所部仅水上警察千余人,通电讨袁。7月15日,黄兴入南京,迫都督程德全独 立,称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派第一、第八两师北上,“二次革命”爆发。7月19日,孙文通电通电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官及军、师、旅 长,略谓:
 
“今袁氏种种违法,天下所知,东南人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济法律之穷,非惟其情可哀,其义亦至正。当此存亡绝续之际,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同向袁氏说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 ”
 
又致电袁世凯本人:
 
“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若公
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
 
7月22日,袁世凯下令褫夺黄兴、陈其美、柏文蔚荣典军职,命张勋、冯国璋剿办。8月底,“二次革命”完全失败。孙黄流亡国外。 (海纳百川 w.hjclub.com)
 
所谓“二次革命”对解决宋案的唯一“贡献”,是它造成了南京城的战乱。该城先由讨袁军占领,后被辫帅张勋攻占。应桂馨趁兵荒马乱之际,纠集狱中囚犯与外界 流氓里应外合成功越狱,逃往青岛租界。“二次革命”被镇压后,据说他到北京,要袁兑现“毁宋酬勋”,后者拒不接见。1914年1月19日,应离京去津,在 京津铁路头等客车中被刺杀。而洪述祖长期避居青岛租界,1917年化名到上海,被宋教仁的长子宋振吕、秘书刘白发现,扭送上海法院,后转解北京,以主使杀 人罪于1919年4月5日被处绞刑。
 
综上所述,该案头绪纷繁,凶手接二连三离奇死亡。从所谓 circumstantial evidence来看,袁世凯有一定嫌疑。但根据“无罪推定”的文明常识,应该在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特别是充份考虑了被控方的辩护后才能认为袁是幕后指 使人。在这些工作完成以前,必须将此案视为悬而未决的疑案。此乃史家应备的起码职业道德。
 
但遗憾的是,几十年来,这案子似乎成了钦定铁案,以致一谈起此案,“袁是主凶”的推测便成了金科玉律一般的铁定史实,连作另类解释的余地都没有。由此似乎可以看出,文革专案组以嫌疑为罪证,以猜想为事实的办案作风,其实是源远流长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本文拟提出宋案的一种另类解释。因为是票友,限于掌握史料的困难,我只能从逻辑和常理来加以分析,目的是提出一个批判靶子。如果谁能驳倒了本文,则也就等于部份地间接证实了经典指控。倘若此,则死者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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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杀了宋教仁?(二)
 
 
 
芦笛
 

二、密件说明了什么?
 

从应桂馨家中查获的电函,一直被视为袁世凯、赵秉钧是幕后指使人的最有力证据。但仔细审视这些证据,不难发现,光凭这些电报信函本身,并不能作出如此严重的结论。
 
根据来往对象,可将这些函电分为两类(根据蔡东藩《民国演义》引文,参照其他来源校补):
 
(一)赵秉钧与应桂馨之间的通讯
 
仅四件,即:
 
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外附密码一本,上注“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字样。
 
1月26日,应致赵秉钧电:“应密”,“径电”,“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指洪述祖)回面详。”
 
2月1日,应致赵电:“应密,东电”,“宪法起草,以文字鼓吹,主张两纲,一除总理外,不投票,一解散国会。此外何海鸣、戴天仇等,已另筹对待。”
 
2月2日,应致赵电:“应密,冬四电”,“孙、黄、黎、宋,运动极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芦按: 另本作“宋犯确案,刑事提要”)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国随以亡,补救已迟。及今千钧一发,急宜图维。”
 
这四件均与凶杀案无关,只有最后一条性质最严重,但也和案件无直接关系。
 
(二)洪述祖与应桂馨之间的通讯
 
2月1日,洪述祖致应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
 
2月2日,洪致应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须于题前径密寄老赵,索一数目。”
 
2月4日,洪致应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等语,兄又略提款事,渠说将宋骗案及照出之提票式 寄来,以为征信。弟以后用川密与兄(芦按:此处疑缺字,所谓“川密”、“应密”大概是密码本中的分类,洪要应以后使用密码本中的“川”类跟他联系)”。
 
2月8日,洪致应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原注:“辈”字又似 “案”字。)
 
2月21日(芦按:疑为“2月11日”之误,待考),洪致应函:“宋件到手,即来索款”。
 
2月22日,洪致应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除巡辑长公事不计,因智老(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电本交来,恐程君(程经世,时 任国务院庶务秘书)不机密,纯全归兄一手经理(芦案,另本作“纯令归兄一手经理”)。”“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为数不可过三十万。”
 
同日,应致洪电:“川密,蒸电”,“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三百五十万,请转呈,当日复。”
 
2月13日,应致洪函:“《民立》(报名,系国民党所办)。记钝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
 
3月13日,洪致应电:“川密”,“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3月14日,应致洪电:“应密,寒电”,“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3月15日,洪致应电:“应密,铣电”,“寒电到,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
 
3月16日,洪致应点:“川密”,“寒电应即照办。”
 
3月19日,洪致应电:“事速照行。”
 
3月20日,半夜两点钟,即宋被害之日,应致洪电:“川密,号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
 
3月21日,应致洪电:“川密,个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3月23日,洪致应函,“号个两电均悉,不再另复,鄙人于四月七号到沪。”(原注:此函系快信,于应犯被捕后,始由邮局递到。)
 

以上通讯,如果全部属实,则最多只能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赵只给应发过一封信,是给他寄密码本的,并告诉他以后有电直接发给国务院。从未给应发过进行犯罪活动的指示。当然,也不能因此排除他通过
指挥的嫌疑。
 
这里顺便解释一下,“密码电本”在现代人看来,似乎是间谍的专利,其实那时是普遍作法,因为政府没有专线,所有电报都由商办的邮电局处理,为了保密,只能普遍使用密码本。不但政界普遍这么作,民间商务也如此办理。
 
第二、如果洪所言是实,则赵和袁都卷入了对付国民党人阴谋活动中。至少应拟议抛出 “孙黄宋劣史”以及宋的刑事档案之事,赵是知道的,而袁更感兴趣并予以批准。
 
第三、杀宋是应主动于2月13日向洪建议的,此时他还没有收到洪于同日发给他的“毁宋酬勋位”的函件。此后他更多次催促,甚至一面声称“转呈候示”,一面迫不及待、自作主张地“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
 
第四、从通讯中并不能得出袁、赵参与并赞成杀宋密谋的结论,洪的函电从未提示这一点。因此,不能排除杀宋是洪自作主张,特别是他已经说过赵“纯令归兄一手经理”,让他全权处理与应的联系。
 
第五、洪之“毁宋酬勋”一语,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就是袁批准杀宋的过硬证据,但其实经不起推敲。授勋乃国之殊荣盛典,当昭告天下,举行典礼,万众属目,非 比寻常。应不过是个巡长,即使做得天衣无缝,请问总统以何理由授他勋位?岂不是自动引人嫌疑?酬应还有其他方法,赠以厚款就是最常见、最方便也最不引人注 目的方式。袁何以用此大轰大嗡的笨招?
 
我已经在《“毁宋酬勋”考》中指出,其实那“毁宋”的“毁”字在文言中是“毁谤”之意,指的是毁了宋的名声,并非“杀宋”。杀宋的建议是应而不是洪反复提 出的,洪在接到应的建议前许愿“毁宋酬勋”,其实是以此催要应某答应提供却迟迟不寄去的宋的刑事犯罪证据,好在袁面前交差。
 
综上所述,以上函电本身,根本就不能作为袁赵合谋杀宋的证据,只能作为应、洪涉嫌杀宋的证据。
 

三、赵秉钧的嫌疑可以初步排除
 

前文已经说过,江苏都督、民政长提出成立特别法庭的请求,被司法总长许士英拒绝副署,理由是不符合司法程序。黄兴为此致电袁世凯,指赵为“暗杀主谋之要犯”,要求总统干涉,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刺宋案。袁以立宪国司法独立,总统不便干预为由拒绝。
 
我觉得这说的完全是光明正大之理,黄兴却坚持“中国司法不独立,稍有常识者皆知,况宋案词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 下,此案果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甚至说什么: “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弄法,似可不必。”
 
真相如何姑且不论,这里的笔墨官司,光从来司法程序上来看,完全是袁占足了理,倒是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公开违反法治原则,要求国家元首干预司法,甚至 未经审判就咬死“总理为案中要犯”,连个“嫌疑人”都不用,完全是只有土匪出身的军阀才会闹出来的天大笑话,倒是他才是“抗颜弄法,似可不必”!
 
而且,我实在看不出为何不同意成立特别法庭就是包庇犯人。江苏和上海素为国民党人所据,并不是袁可以在万里之外随心所欲操纵的,有什么“法院既在政府藩篱 之下,此案果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之说?那特别法庭就算是成立了,不也是设在上海么?而且,请问法官由谁组成?难道不 是由据说是被国务院控制的司法系统派人,而是必须由国民党人指定才算公平?该法庭能有什么更高的权力?无非也就是能传赵秉钧到案吧?可上海地方审判厅不也 有这个权力么?遮莫成立了特别法庭,老赵就不能称病逃避了?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在这些来往通电中为赵辩护说的话:
 
“赵君与应直接之函,惟1月19日致密电码一本,声明有电直寄国务院绝无可疑,
如欲凭应、洪往来函电遽指为主 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凭。”
 
不能不承认他说的就是事实,也完全符合“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老赵直接发给应的函就只有那么一封,说的是寄密码本的事。如果不经侦察审讯,仅仅根据应、 洪往来函电便“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确实是“实非法理之凭”。老袁这点水平,不但为今日之党国元首望尘莫及,而且也是那些热衷于推翻我党的“民主”斗 士们无法企及的。如果后世中国人有他的一半觉悟,则或许“解放”后不会有那么多的冤狱了罢。
 
那么老赵自己又怎么说?在黄兴公开指责他是“主谋暗杀要犯”后,他不得不通电自辩,略云:
 
“关系洪案,自出于本总理及政府意外之计。且洪述祖虽系内务部秘书,然内
务总长(芦按:赵兼内务部长)于其行政法上之犯罪,虽有怠于监督之责任,
于刑法上之犯罪,则无代为受过之理。”
 
姑不论他是否有罪,不能不承认他这自辩极为有力。一个前清旧臣,法治观念竟然如此明晰,把行政法上的“责任”和刑法上的“犯罪”分得清清楚楚。 Again,这点水平当然不在现代文明人(不包括许多阶级感情格外充沛的网上海外华人)眼中,但只怕如今的国务院总理也没他那水平。
 
以上是从司法程序和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着眼,指出黄兴等人的无理取闹,“抗颜弄法”,与案情真相如何无关。必须强调指出,在司法问题上,程序高于一切,无 论真相如何,都不能违反司法程序胡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哪怕袁和/或赵真是 “主谋暗杀之要犯”,袁的应对也是正确的,从法律上来看无懈可击,而国民党人确实在这个问题上输了理。
 
那么,赵究竟是否涉嫌主持或参与了刺宋案?我觉得,他的嫌疑似可基本排除。
 
赵、洪、应之间的往来函电泄露出去后,赵成了舆论注意焦点。4月3日,他不得不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他在唐绍仪内阁期间和宋一为内务部长,一 为农林总长,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宋总是住在他家,彼此无话不谈。宋离京南下时,欠了5000 多元的债,都是他替宋还的,云云。
 
这些话基本属实。宋的确和赵私交甚笃。宋婉拒了袁世凯50万元厚赠,却让赵代他偿还借款。若非挚友,做不到这个地步。
 
当然,无论是哪种政治制度下的政客,都是感情残废,最强烈的欲望便是权势欲,无真情可言。老赵和小宋的私交可能确实甚笃,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人家背后捅刀 子。如果洪述祖2月4日给应桂馨的函件可信,则老赵是知道应准备散布“孙黄宋劣史”的计划的,而且并没有表示反对。因此,不能因为他和宋是好友,就断然排 除他的作案嫌疑。
 
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在案发后的第一反应。根据国
院秘书长张国淦回忆,1913年3月21上午,赵正主持国务会议。根据规定,内阁召开国务会议时,除张和第 三科长担任会议记录,任何人不得擅入。但那天上午,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却突然闯入报告:前门车站收到上海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宁车站遭枪击,伤重恐难救 活。
 
赵闻讯面色大变,猛然站了起来,以手掌击手背,环绕会议桌一个劲地兜圈,一面反复喃喃自语:
 
“这一下腌杂了。人家岂不要说我打死了钝初吗?岂不要说卖友吗?我还能算人吗?”
 
在场阁员目睹这种怪诞举动,无不面面相觑,鸦雀无声。直到一位秘书进来报告,大总统请总理立刻去公府,赵才回过神来,停止转圈自语,交代阁员们不要散会,等他回来后接着开,然后便匆匆而去。阁员们奉命一直等到中午,都不见他回来,这才散去。
 
如果这回忆可靠,那么可以导出以下结论:
 
第一,宋被刺出自赵的意外,事先他并不知情。如果出于袁的密谋,他也是给排除在外的。
 
第二,他本能地意识到凶手会被抓到,而真相会暴露(须知此时凶手还未抓获,而他本人写给应的信函尚未披露)。
 
第三,他怀疑与袁有关,甚至怀疑是袁指使的,而他很可能成为替罪羊。
 
第四,他之所以产生这种怀疑,是因为他和袁确实卷入了对付国民党人的阴谋活动,例如那披露“孙黄宋劣史”的烂事。因此,他怀疑袁背着他给应下了刺宋令──这在他看来很自然,袁不会不知道他和宋私交很好。
 
这四条推论,在我看来是唯一可以解释他那些怪诞言行的唯一理由。如果他事先与闻刺宋计划,则决不会有此强烈意外之感,以致严重失态。所以,愚以为赵基本可以解脱。
 
如果解脱了赵,则“袁毒死了赵以灭口”之说就无法成立──老袁有什么必要去毒死并未参与密谋的人?如果说是因为他参与了试图搞臭孙黄宋的密谋,那事也早就曝光了。最好的办法还是置之不理,让大家忘记,有何必要去把国家大吏干了,再度引起公众怀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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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杀了宋教仁?(三)
 
 
 
芦笛
 

四、袁世凯的嫌疑也可初步解除
 

袁世凯到底是无辜还是有罪?史学界一口咬死他是主谋,似乎就只有两条根据,其一是他有作案动机,也就是说他是宋死亡的最大受益者;其二就是洪述祖发给应桂馨的密电所说的“毁宋酬勋”。对于后一点,前文第二节已经讨论过了,我觉得并不能成立。
 
第一条也大成问题。在我看来,袁根本没有非杀宋不可的理由。
 
据说,袁除去宋,乃是因为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胜,在参众两院都获得多数席位,宋是内阁总理的当然人选。一旦他当揆,则老袁势必成了虚君。所以,他非除去宋不可。
 
这其实是一种假说,而且还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假说。主张此说的人忘记了几个事实:
 
第一,杀宋并不能同时杀了占据多数国会席位的国民党人。宋虽死去,国民党仍是国会第一大党,老袁被架空的危险性并没有解除。以暗杀作为政治斗争方式,在老袁那种老奸巨猾的政客手上干出来,实在是难以思议。
 
第二,以实力为后盾的武断专行远比暗杀有效。其实民国成立伊始,老袁就为这“党派内阁”和同盟会斗争得不亦乐乎(所谓“府院之争”,亦即总统府和国务院之争),早就斗出了丰富经验。
 
民初第一个内阁总理是唐绍仪,他曾和老袁为任命直隶省都督的事闹翻。唐以内阁提名和省议会选举的双轨程式,请袁任命亲同盟会的王芝祥为直隶省都督(相当于 后来的省军区司令,但地位比省长【其时叫民政长】高)。袁不愿京畿守卫重权落在异己手中,改委王为南方宣慰使,唐拒绝在命令上签字。按责任内阁制,无内阁 副署时,大总统命令无效。袁世凯却无视制度规定,径自下达命令,导致唐内阁倒台。以后几届内阁根本名不副“责任内阁”之实。就算宋入主内阁,他又有什么能 耐抗衡老袁的横行?袁又何必怕他怕到非得杀了他不可?他后来连国民党都敢取缔,连临时约法都敢废除,又何必怕宋怕到了非得使用这种拙劣而效果可疑的办法除 去之?
 
第三,当时党派政治在中国刚刚出现,非常幼稚混乱,许多人不过是为了赶时髦,图新鲜,或是把入党当成了新式科举。其时的政党既不像列宁主义政党式的黑社会 组织,也不像西方议会政党,连明确的政见都谈不上。各种政党多如牛毛,跨党人士比比皆是。据说就连引退上海不管政事的伍廷芳,也被先后拉入11个党。赵秉 钧也是各党派包括国民党在内争相拉拢的对象,后来给成功地拉入了国民党。黄兴甚至还去邀请过袁大头加入国民党,被袁婉辞了,说他是大总统,未便加入某个党 派,云云。
 
总之,国民党的大胜其实是一种“泡沫政治”,没有多少份量,后人不能用西方政党的模式去套当时的政局。
 
国民党是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组织合并而成的。同盟会本来就是个松散的大杂烩,国民党就更不用说了。小宋死后,老 袁略使分化瓦解手腕,国民党就分崩离析,溃不成军,说明它根本就不是能在国会战场上叱吒风云的政治力量。就算小宋不死,且有经天纬地之才,也不可能从根本 上改变双方实力对比以及国民党软弱松散现状。
 
第四,老袁和在野革命党人不同,名声对他来说更为重要。在有别的办法收拾政敌之时,他用不着去使那种可能后患无穷的手段。他是将官出身,在谋事时预估失败 的可能应该成了思维习惯。暗杀风险甚大,任何人都会想到“万一凶手被擒,说出是谁指使怎么办”的问题。他以大总统之身,犯不上去冒那个险。
 
第五,如我在《“毁宋酬勋”考》中指出,根据应洪来往密电,应桂馨告诉袁已经拿到了宋教仁在日本刑事犯罪的证据,他曾指示应把证据寄来。那确实是最有效地 毁灭宋的政治生命的政治武器,而且毫无风险,既然袁已经有了这有效的“毁宋”手段,何必还要诉诸风险很大、效果可疑的暗杀?
 
还必须指出,暗杀似乎不是袁的一贯作派。宋死后,有人(一说是黄兴,待考)上的挽联云: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这里指袁先后杀了三个人,即吴禄贞、张振武、宋教仁。
 
张振武在袁伟时的文章里提到过,他是武昌“首义”有功人员之一,深为黎元洪所忌,民国建立后一直官场失意,曾在武昌鼓吹“二次革命”。民国元年8月,袁世凯请他入京作总统府顾问,黎力劝张就任,张应命赴京。不料他前脚走,黎后脚就给袁发了一封极长的密电,
云:
 
“( 张)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
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
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
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弭患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
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
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
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
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回籍者,请就
近酌发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
 
袁世凯看了密电后顿时变色,立即和梁士诒、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等人商议是否遵照黎电办理,梁主张向黎去电核实是否确属黎本人意思。武昌复电证 实后,袁才决定逮捕并处决张、方两人。事后舆论大哗,袁不得已公布了他和黎的来往密电,说明是遵照副总统之命不得已干的事。在今天的人看来,这当然是践踏 法纪的犯罪行为,但袁毕竟不是祸首,杀张并非他的原意,也不是主动行为。
 
吴禄贞倒确实是袁派人暗杀的,但那属于不得不采取的紧急行动。
 
吴为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骑兵科毕业,在日本参加兴中会,回国后参与华兴会的发起和成立。辛亥革命爆发时,吴任陆军第六镇统制,驻石家庄,藉赴滦州宣抚之 机,与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会商联合举兵起义。此时山西已宣布独立。他断然截留南运武昌军需,并电奉清廷“大赦革军而息战事”。清廷大惊,疑其为革命党,但 仍不敢贸然撤其职,乃佯为嘉许,11月4日,授署理山西巡抚以示笼络。吴察,于6日赶赴娘子关会晤山西都督阎锡山,密议组织燕晋联军,由吴任联军大都督兼 总司令,阎副之,并约期会师直捣北京。事为袁世凯侦知,遂密遣被吴革职的周符麟至石家庄,收买其卫队长马惠田,于11月7 日凌晨将吴杀害。
 
由此可知,吴位高权重,贵为军长(镇统),身拥重兵,驻扎拱卫京畿的战略要地石家庄,又与山西民军联合,如果真按其计划发兵攻击空虚的京师,则朝发夕至, 不难一鼓而下。当此生死危亡存于一线之际,袁不能不出此下策。果然,吴被暗杀后,群龙无首,第六镇很快就瓦解了。这是战争中采取的非常行动,犹如老美后来 用“斩首战术”暗杀萨达姆,跟和平时期杀宋完全不一样,后者根本没有非如此不可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与“实行暗杀主义”(宋教仁语)的革命党人不同,暗杀似乎不是大臣出身的袁世凯解决危机的习惯方式。
 
还要指出一个为众多史家忽略的事实,也就是大总统的重任和当时的国情,不容许袁在刺宋这种事上投入过多精力和时间,
 
袁是日理万机的大总统。其时民国成立了一年多,尚未获得国际承认。此时当真是内外交困,国际上,俄国制造外蒙独立,中国正紧张地跟老毛子交涉(附带说一 句,以弱国之身,能和俄国签约,保存了中国对外蒙名义上的宗主权,是袁的一大政绩),西藏也在闹独立。国内则除南北隐隐对立之外,尚有豫匪白狼横行中原如 入无人之境,各地人心浮动,兵变迭起……。更严重的是国家财政极度困难,以致历届内阁的大事就是借债,不借债就无法维持运作。老袁为了向五国银行借所谓 “善后贷款”,既要说服从中作梗的日本人,又要压服国民党人的反对,弄到焦头烂额。随便在网上档案馆里查一下1913年大事记,就能看出那确实是多事之 秋。
 
在这种背景下,刺宋就算是老袁的意图,也根本就不可能在袁心中具有多少 priority。他根本不可能像咱们爱国(民党)爱共(产党)人士想像的那样,是个无业游民,成天无事可干,有大把时间去琢磨怎么害人。
 
而且,他是大总统之身,洪述祖不过是个内务部秘书,办公地点在“院”而不在“府”,两人地位悬殊之至,洪岂有想见就能见的?但奇怪的是,如前文所说,应桂 馨在3月13日主动向洪提出刺宋的建议,次日又重复该建议,16日,也就是3天后,洪回电批准。当时的电报往来需经邮局转递,再加上译码所需时间,可见回 复大概也就是接到建议后一两天的事,那批准简直是快到了难以思议的地步。洪究竟是怎么绕过重重官僚机构,一步登天的?唯一的可能是通过老赵转递。但前面已 经分析过了,赵介入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而且,洪在此前给应的密电中曾说,赵已经将与应策划阴谋活动的事交给了洪全权处理。
 
因此,看来批准杀宋很可能是洪自作主张,与老袁没有什么关系。这一推测也与洪的电文内容相符──尽管应曾特地说过“转呈候示”,洪却从未说过“中央批准照办”之类的话。
 
最后一个有利于解除袁嫌疑的事实是,3月19日,袁世凯宣布国会开幕典礼定于4月8日在京举行,并多次催促宋教仁北上。如上所述,3月13、14两日应连 续提议刺宋,16日洪予以批准。如果此事果然得到袁的首肯,他为何要在此后还宣布国会即将开幕,并在3月中旬数次敦促宋北上?须知应乃是上海滩的地头蛇, 宋一离开上海,他就再也没有暗杀宋的机会了。袁应该知道应的背景,如果他真的想让应刺宋,应该尽量制造借口,拖延宋在沪居留的时间,以便应有下手的机会才 对,为何反其道而行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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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杀了宋教仁?(四)
 
 
 
芦笛
 

五、应桂馨、陈其美与孙中山
 

细心的读者至此应能看出,侦破此案的关键人物乃是应桂馨。此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根本不像什么“职业侦探”、“雇佣杀手”,只是个“你出钱开条件,我负责杀人”的被动角色,却以主动教唆策划者的身份出场。不信请看他的电函:
 
2月1日应致赵电:“宪法起草,以文字鼓吹,主张两纲,一除总理外,不投票,一解散国会。此外何海鸣、戴天仇等,已另筹对待。”
 
2月2日,应桂馨致赵电:“孙、黄、黎、宋,运动极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3月13日,应致洪函:“《民立》(报名,系国民党所办)。记钝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上举第一封电文中显示出了此人羹调阴阳、筹措国事的“
政治家气度”,根本不是什么被人收买的小密探。第二封电文则点明了“民党忽主宋任总理”的要害问题, 献的计策之毒,迎合对方需要之巧妙,简直是把政客们的脾胃摸得熟熟的,无怪乎老袁要赞他有本事:本来,如此投资少、见效快、无风险的彻底毁宋之策,哪个政 治家看了不会怦然心动?
 
以后他似乎越来越着急,一个多月后就迅速升级到了主动献策杀宋,强调不杀宋则“大局必为扰乱”,甚至不惜危言耸听,说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仿佛宋是个到处作案的杀人惯犯似的。一个为钱杀人的职业杀手,会向雇主主动献策到这个地步么?他怎么比雇主还着急?
 
更何况正如我在《“毁宋酬勋”考》中指出的,雇主愿不愿趟这浑水还在未定之天。就连他抛档案那事,老袁都还要“听其言,观其行,先交货,再谈钱”,不见兔 子不撒鹰呢。但他这“雇佣杀手”居然也就不管是否得到报酬,不待人家的明令,便主动 “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而世人也就不会觉得这种咄咄怪事反常!
 
更出奇的是,案发之后,众目睽睽,全盯在他和老赵、老洪的函电联系上去了,却没有人问一声此人到底是个什么来历,是怎么攀上老袁的,和革命党人又有无瓜葛。其实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立刻能发现他和政府的关系,远没有和革命党人的源远流长,两者根本就是不可比的。
 
应桂馨,字夔丞,浙江镇海县人。其父应文生原为石匠,后从事地皮生意,因结交外国地皮商并贿赂公差,白手起家成了巨富。应据说颇聪明,善书工诗,为现代著 名画家、已故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应野平之父(另一嫌犯洪述祖也类此,据说文才不错,其子为著名戏剧家洪深),但从小不务正业,在上海花天酒地、狂嫖滥 赌,吸毒纳妓,无所不为。他父亲曾为他捐了个候补知县。他以此招牌招摇撞骗,冒充安徽筹赈委员坑蒙拐骗,又勾结地痞流氓走私洋纱,两次被捕。仍不思悔改, 在开办“江苏官办印刷局”时,因挥霍公款嫖娼,致使一名妓女自杀而再度被当局追捕,不得已逃到河南。此后他以维新派面目出场,自费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从 此名声大振。但应的真实面目其实是上海青帮的大字辈,而这才是他发家的基业,也是他勾结上革命党人陈其美的本钱。
 
如所周知,陈其美乃是林副主席前身,是孙中山亲封的“最亲密的战友”,但他在同盟会里资历很浅,是后来才脱颖而出的。
 
1907年到1910年,是同盟会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孙文发动的两广云南起义屡遭失败,同盟会内部严重分裂,发起了两次倒孙运动。上海革命党人自徐锡 麟、秋瑾被处决后,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陈其美在1908年回国后,在上海重整旗鼓、打开了局面,和宋教仁共同建立了中部同盟会,“党势为之一振”,因此 引起了远在海外的孙中山的注意。
 
陈之所以能在短期内打开局面,完全是因为在上海广交各界名流,加入青帮并结识了应桂馨,这才变成上海滩一呼百应的大佬。1910年,应桂馨在宁波老家私占 民田民房建立学校,引起公愤。陈其美出面调解,为他解了燃眉之急。此后应大力支持陈其美的革命活动,将其房产借给陈其美作革命机关,收容藏匿亡命党人,所 以他与于右任等革命党人也很熟。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乱党在上海起事得手,陈其美抢到上海都督的重任,立刻就委任应为谍报科长,并将他推荐给孙中山,让他作了几天孙的侍卫长兼庶务科长。 1912年6月,应筹划将青帮、洪帮及哥老会公口联合组成“中华国民共进会”时,得到了陈其美全力支持。全靠陈的支持,应才得以击败具有显赫革命背景甚至 身居高位的竞争对手刘福彪、李徵五和徐宝山等人,当上了会长。
 
1912年底,应桂馨以“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的名义北上进京,晋见袁世凯,抱怨 “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长期分子之青洪帮置之脑后”、“只顾自己做官”,和洪述祖、赵秉钧等人拉上关系。此后他回到上海,摇身一变成了“江苏驻沪巡 查长”,据说是江苏都督程德全封他的官,但在宋案发生后,程却说那是袁的意思。具体真相如何,恐怕永远也无法查对明白了。
 
总而言之,此人是上海人说的“路路通”,手眼通天的角色。赵、洪他们看上他,无非是想利用他和革命乱党的渊源,让他作个钻进敌人心脏的奸细。但从他后来的举止看,此人倒更像个两面间谍,他和革命党人的关系之深,远远超过了和北洋政府的仅历时三个多月的短暂勾结。
 
据说孙中山在离开上海前去日本之前,特地嘱咐应负责照料宋的安全。而且,据说那天到沪宁车站送别宋教仁的一行人中也有他。这些说法都无法证实。可以肯定的是,赵秉钧在通电自辩中,曾指出:
 
“程都督等所送全案证据中,又有应致洪函,内称‘近往同孚路黄克
强(芦案:黄兴字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皆
夔(芦按:应自称)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昨被拨去二万,
专任苏浙两处,暨运动徐皖军队之需,夔因势利用,欲擒故纵,不得
不勉为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等语。足见黄克强君亦与应关系
密切。”
 
并质问:
 
“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彼此俱立于嫌疑地位,而潜投巨赀
煽惑徐皖军队,阴谋内乱,比之秉钧,岂不更多一重罪案,何以克强
获免于诉追,而秉钧必须质讯,事同一律,办法两歧,此不可不辩者
三也。”
 
不能不承认这质问非常有力:既然可以根据应洪电函往来,仅仅因赵给应寄了个密码本就将他定为凶手,那么,同一批函电披露黄兴请应抵押公债、以巨资煽动军队造反,性质不是更严重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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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杀了宋教仁?(五)
 
 
 
芦笛
 

既然应桂馨与陈其美关系如此之深,既是革命同志,又同为青帮弟兄(陈也是青帮“大”字辈的),审视此案时当然就不能不将陈视为嫌疑人之一。
 
遗憾的是,陈其美这位“革命先烈”的历史非常肮脏,根本经不起审查。具体来说,该同志有如下三大特点:
 
(一)他是个习惯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青帮大流氓,一贯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在担任了沪军都督后更变本加厉。
 
以下摘引黄波先生的文章,可见这位革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强盗:
 
“一位曾服务于中行的人回忆说:‘沪军都督陈其美随向中行索取军费,宋
经理以不合手续,予以拒绝。旋被车送都督府拘扣。事闻于司法总长伍廷芳,
认为都督府非法拘捕,违反民主国法治精神,提出抗议。伍致陈函,曾编入
《民国经世文 编》,传诵一时。”查《伍廷芳集》,他与
此相关的致陈函还
不止这一封,如《为妄事捕逮咨陈都督文》、《与陈都督论清查与捕获之权
限》、《为妄事捕逮再致陈都督书》。”
 
那伍廷芳(即伍修权他爹)也是倒霉:因为有这么个动辄绑票索金的土匪都督,不得不以司法总长之身,放下要公不办,却去接二连三给民国高干开最起码的法治教 育课,再三晓喻他不要“妄事捕逮”,可见老陈干过多少这种惊天动地的烂事。民国政府留用的传统官吏中还没有这种土匪吧?这就是“为了实现高尚的革命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的最典型表现。
 
(二)他不但是个心狠手辣的暗杀专家,而且滥杀革命同志。
 
○谋刺李燮和
 
武昌“首义”后,上海乱党也迅速起事成功。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乃是光复会后期主要领袖之一李燮和。李原来亡命南洋,辛亥前回国,在上海策反新军,并与陈 约好共同起事。不料陈想抢头功,提前一天发动,进攻江南制造局,并孤身入敌营劝降,给清军抓了起来。李燮和闻讯,急令他指挥的“光复军”全力救出陈其美, 这才扭转危局,上海随之“光复”。
 
对李这样一个救命恩人,凡正常人类都该铭感在心,可在随后推举沪军都督之时,陈竟然唆使青帮弟兄大闹会场,反对众望所归的李担任都督,李为顾全大局,只好 “逊谢”,让陈担任(据章太炎之说却是李在会场上睡着了,陈趁机抢了都督之位)。这还不算,后来李在吴淞自任军政分府都督,陈深忌之,乃派人暗杀之,虽然 未得手,却也吓得李离开了上海。
 
○明杀陶骏保
 
陶骏保,字璞青,镇江人,原为清廷武将,但素怀反志。革命军“光复”镇江时,其学生林述庆当了镇军都督,请他作任参谋总长,后公举其兼任江浙联军参谋总 长,参与攻克南京一役。此后他立主北伐,为此于1911年12月11日专程赴沪,拜谒宋教仁和黄兴,力陈北伐之策,却于12月23日被陈其美令人在沪军都 督府大堂上枪杀。案发后,其兄陶逊以书质问陈其美。刘成、郑为成、王立廷诸人以及镇江同乡数百人先后呈请昭雪。1913年民国政府明令比照陆军中将阵亡例 给恤,并于北固山建立专祠,平生事略交国史馆查照。
 
○暗杀陶成章
 
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实干领袖,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来在南洋为革命战略、人事和经费等问题与孙中山闹翻,分裂出同盟会,重建光复会与孙分庭抗礼。辛亥时 他赶回国,光复会旧部要他担任浙江都督,却为陈其美所阻,让汤寿潜坐了那个位子。后来汤出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因陶在浙江声望很高,浙人拟议让他继任 都督。其时他在上海养病,函电纷至促驾,请他回浙主政。陈其美竟然派蒋介石将其暗杀于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之中。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陈也有斯大林的爱好。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斯大林既不爱钱,也不爱女人,平生只有两大爱好,第一就是晚上苦苦思索,待到终于想好了如何在权力斗争中把政敌搞倒后,便喝杯格鲁吉亚产的葡萄美酒,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第二就是派人把政敌暗杀了,再去出席追悼会,沉痛发表悼念演说,并为死者抬灵柩。
 
中国没有为死人抬灵柩的风俗,所以陈也倒没为陶抬棺材,不过陶的骨灰送回原籍安葬时,浙江召开了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四“烈士”的追悼大会,陈专程出席并发表了演说,由此可见此人的做戏功夫之超凡入圣。
 
○暗杀夏瑞芳
 
夏乃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出于维护商界利益,曾联合诸商抵制沪军督陈英士驻兵闸北,陈嫉恨之,嗾使人暗杀”。
 
以上只是极不完全的统计,到陈死前几年,他还推出了暗杀袁的大将郑汝成、策动肇和兵舰“起义”的“杰作”。由上可知,陈此人简直是个暗杀迷,不但杀正面的 敌人,而且连革命同志都要杀。只要不是嫡系,在他看来是妨碍了他那个派系膨胀的绊脚石,都要无情地除掉,这就是“为了高尚的革命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最生 动体现。
 
(三)革命造神运动先驱
 
早在敬爱的林副主席推出《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前几十年,陈其美就在他著名的《致黄克强劝一致服从中山先生继续革命书》,率先提出了革命者必须无条件服从 先知先觉的领袖,“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光辉理论。此文被孙文视为瑰宝,全文收录在他那狗屁不通的《建国方略》中,现在摘两段给大家看看, 庶几知道我党搞的那些下流名堂实在是源远流长,并不光是从俄国进口来的:
 
“然而征诸过去之事实,则吾党重大之失败,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误之耶?抑
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而反对之致于失败耶?惟其前日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
皆致失败;则于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张,不宜轻以为理想而不从,再贻他日之
悔。此美所以追怀往事而欲痛涤吾非者也。”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林副曾在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发言“反潮流”,说过去的历史证明,凡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都是听了毛主席的话的结果,而凡是 遭到失败或挫折,都是因为没听主席教导。所以,之所以有“三年困难时期”,不是毛错了,而是大家没听他老人家的话。请看,这些教导,和陈在1916年说出 来的话何其相似乃尔!
 
说了这些肉麻话之后,他便列举了五大“事实”,“证明”孙是何等先知先觉,而众人当初又如何不听他的话,这才导致革命失败,最后的结论便是:
 
“美以为此后欲达革命目的,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
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东海,而后流派不至于纷歧。悬目的以为之赴,
而视力乃不分;有指车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党员如吾人昔日
之反对中山先生者,以反对于将来,则中山先生之政见,又将误于毫厘千里之
差、一国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约,服从命令,美认为当然天职而绝无疑义者。
足下其许为同志而降心相从否耶?”
 
这些话和后来的“群星围绕北斗”、“葵花向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简直雷同到了惊人的地步!
 
而这马屁也和林副的一样,顿收奇功。孙从此视陈为股肱,1916年陈被张宗昌派人暗杀后(一说为光复会旧部为陶成章报仇所杀),孙抚尸痛哭,极度悲伤,在 给黄兴的信中说:“英士(芦案:陈的字)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在给日人田中义一信中也说:“陈其美君在沪尽瘁国事, 虽经几番顿挫,但该君之勇毅精诚,实为我同志所共同赞叹”,并亲撰祭文,誉为“生为人杰,死为鬼雄”。他还和唐绍仪联名发表要求给陈国葬的呼吁书,在其中 说陈“勋烈媲于黄君(黄兴),而死义之烈过之”。1917年4
,陈其美死亡周年前夕,孙中山向中华革命党党员发出《为陈君英士醵资安葬之通告》,其中称 其“功业彪炳志行卓绝……为吾党惟一柱石”,并亲笔题写墓碑,以及“成仁取义”、 “气壮山河”等坊表。可见在他心目中,陈的确成了林副那样“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
 
还不仅此,陈的吹捧对孙本人的心态也起到了很大影响。根据陈总结的失败教训,孙得出以下斩钉截铁的结论:
 
“一,革命必须有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
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
服从;
 
“三,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
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
 
这段话对于文革过来人说来,真是无比亲切!“革命民主主义”的实质就是这样的:我就是民主,不听我的话就是专制,就该推翻打倒。从孙中山的“西式民主”到 毛共的“人民民主”,一直到如今的所谓“海外民运”,全是这德行,当真是祖传膏丹,秘制丸散,代代薪火相传、决无断根之虞的正宗国学。
 
由以上介绍可知,最忌讳宋教仁崛起的人,其实不是袁世凯,更不是赵秉钧,而是对伟大革命领袖忠心耿耿的陈其美。他和孙中山一样,都是为了高尚的革命目的, 什么烂事下流事都能干出来的英雄好汉,宋庆龄本人就承认过:“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对调和”,因此,当不知韬晦的少壮 派宋教仁有坐大之势,伟大的革命领袖面临着出局的真实危险时,陈完全有那个胆魄干了他,就像他当初毫不犹豫地决定除去李燮和与陶成章一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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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杀了宋教仁?(六)
 
 
 
芦笛
 

六、孙中山才是宋案的最大潜在受益人
 

为研究者们普遍忽略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以宋教仁为实际领袖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大胜,对孙文造成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对袁世凯的。
 
宋死后,革命元老章太炎曾感慨地说,宋有宰相之材,“惜其才高而度量不能尽副,以遇横祸”,他当然怀疑袁,但亦责孙黄,主张“唯有双数袁与孙、黄之恶,使正式选举,不得举此三人”。
 
章疯子乃光复会元老,同盟会建立人之一,且为该会机关报《民报》之主笔,深知革命党人内部的烂污,当然不会凭空胡乱猜疑他人。其实,宋和孙之间矛盾由来已久。
 
如所周知,辛亥前,同盟会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其中第二次导致了同盟会的严重分裂,东京同盟会总部从此名存实亡。章太炎、陶成章与孙大吵,孙在1909年 11月宣称自己在南洋重新拉了组织,“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而章、陶则重新打出光复会的旗号,在华南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其声势大有超越同盟 会的模样,这就是为何陈后来要暗杀陶成章的根本原因。
 
在这两次倒孙风潮中,宋都没有站在孙一方。第一次倒孙风潮中,孙通过日本浪人购得村田式快枪2000枝,子弹120 万发,准备秘密运回国作乱。事为章太炎得知,他认为村田步枪早已过时,这么作是坑害国内同志,使他们白白丢了性命,于是便以民报社名义明码电告香港《中国 日报》:“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孙中山极为恼怒,令胡汉民写信给东京同盟会本部,谴责章太炎,又派林文返回东京传旨,禁止章太炎、宋教仁干预军事,并 写信给卖枪的日本浪人,要他以后再做此类生意时一定要背着其他党人,只和他一人单线联系。由此可见他对宋偏袒章颇为怀恨。
 
第二次倒孙风潮导致同盟会瓦解。宋虽没有跟着章、陶反出同盟会,却也没有追随孙去参加他在南洋组织的所谓“中华革命党”(按:“中华革命党”的旗号是孙在 1910年首次在南洋打出的,但没有什么活动。在“二次革命”后孙流亡海外,再次打出该旗号)。相反,他回到上海,和谭人凤、陈其美等人一起组织了“同盟 会中部总会”这个实际上独立的组织,采用了陶成章在华中起事的战略主张,最终导致武昌“首义”成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与孙的主张可以说是处处相反。孙主北伐,宋主南北议和,推袁作总统。孙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最后参议院票决定都 北京。孙黄大为恼火,黄甚至威胁派兵把议员抓起来。在枪杆子的威胁下,参议院被迫再次投票改变了原来的决议,同意定都南京。
 
在政体问题上也是这样。孙文回国次日,即在上海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政府组织形式及总统人选。孙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宋主法国式的责任内阁。 孙坚持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理由是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 革命大计”。双方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后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参议院讨论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宋作为湖南参议员参与其事,仍然坚持责任内阁制,反对美国式的总统制,再度与孙发生 冲突,孙派便说他想作内阁总理,于是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不仅规定了实行总统制,而且竟连内阁总理都不设置,由各部总长直接向总统负责。孙提名宋为 内务总长,竟被参议院否决,孙便委他作了法制院总裁(一说为法制局局长)。
 
此中曲折也颇耐人寻味。宋其实是民国的“总设计师”,那《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多出自他的手笔。孙提议让土匪中唯一一个懂点宪政的书生去作内务总长,当真是 莫名其妙,而后来被否决也不运用他的影响试作挽回,却让宋屈就了内阁之外的闲职,不但和宋策划暴乱、缔造伪政府的殊勋极不相称,而且实在是大才小用。
 
后来孙大炮被迫出让总统高位,便立刻“己所不欲,专施于人”,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改为《临时约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在民国第一个内阁中,孙什么职务都没捞到,反倒是宋入了阁,成了农林总长。似乎可以说,随着政府从南迁到北,孙、宋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左右迁。
 
民国成立后,孙和宋的政见也完全相反。孙主张同盟会在野监视鞭策政府,其实是想让同盟会保持秘密会党的身份,以武力作为要挟政府的手段,而宋主张“毁党造党”,将革命党改造为议会政党,实行英美式的两党政治。
 
用如今的眼光看来,宋完全是正确的,可惜太超越了时代。
 
在革命成功后,如何将非法的革命党改造为合法的议会政党,从来是暴力革
必然遇到的不可解决的悖论之一,对此我已经在和思云打擂的文章中说得非常明白了: 如要暴力革命成功,革命党人就决不能是民主组织而只能是独裁组织。等到革命成功后,要这独裁组织交出非法获得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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