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澧洲大饥荒时刘家远杀子食子案 1/2

>@shevalxj11 http://img.ly/2sPW 劉家遠殺子食子案——三年飢荒少有的圖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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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澧县公安局档案馆,小孩的头颅放在一块砖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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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洲大饥荒时恐怖的杀子烹食案件现场照片真相 澧县大饥荒惨案全纪实(组图)
作 者:yz68.com 来源:宇宙 奇闻奇图 时间:2010-9-16 23:47:12

※本文提要:   这张照片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是因为这件事当年立了案,被公安局保存下来所以才能保存至今,作为历史的见证,它用真实生动的证据证明了当年骇人听闻的社会现 象,为当年的大饥荒提供有力的佐证。1958年,全县“外流劳力”即逃荒的青壮年即达14500人,发病人数为193000人。但相比湖北、四川、贵州几 个周边地区而言,澧县的老百姓也知足,他们说:造孽啊,路上逃荒、饿死的,多是湖北佬和四川佬,还有湖区钱粮湖的开荒佬。澧县人说“佬”字不含地域歧视, 相当于说“人”字。其实,当时澧县佬的处境也很艰难。但后来的局面,更让澧县佬如坠地狱苦海。
这张照片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是因为这件事当年立了案,被公安局保存下来所以才能保存至今,作为历史的见证,它用真实生动的证据证明了当年骇人听闻的社会现 象,为当年的大饥荒提供有力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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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公案骇澧洲”中刘家远杀子食子案 案发现场旧照片

. 故乡的情思

月是故乡明,水是故乡亲,我的故乡澧洲城。

四水入澧,八洲兰盛。澧兰沅芷,君子之魂。在屈原颂美的澧水中泡大的我,故乡的河,载着故乡的梦,时常从我心中流过。|本文转载于:宇宙识博网惊悚恐怖 www.yz68.com

洞庭湖滨,有一个美丽的边城澧县。澧水兰洲,物产丰饶,自春秋战国以降,两千多年来,以民情淳朴写入历史。然而,在大跃进·苦日子年代里发生的“四大公 案”,四十多年来,成为澧县人的口传,也一直震撼着我的心灵,时常侵入我的梦魂,成为我对大跃进·苦日子历史如此执着追寻的不解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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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公案骇澧洲”中刘家远杀子食子案 案发后现场照片

 “四大公案”骇人听闻!

——苏海清案:闸口公社三元大队总支书记苏海清,强迫饲养员为死猪披麻带孝,哭坟守灵;鱼肉百姓,恣意奸污妇女,搞初夜权;

——章自福案:白衣公社精华大队总支书记章自福,横行乡里,打死多人,并打死人大代表,后移尸伪造现场;拦路抢劫;斗争会上,让夫妻赤身裸体咬着生殖器打 滚取乐;

——如东公社社员刘海清,饥寒交迫,杀害儿子食子案。

——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县委强迫命令,淞澧分流水利工地,干部以毒刑和饿饭来控制民工,造成民工死亡上千人的惨案。

四十年过去,我踏着澧水两岸风景如画、风情如诗的土地,查阅地区、县、乡三级档案材料,对30多位当事人进行采访查,去追寻当年“四大公案”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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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骇人听闻的”杀子烹食”事件现场图片真相

对于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中的澧县,县委书记张琢说过一句话:“干部打人成风,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少数地方已经变成暗无天 日的人间地狱。”而我童年时听老百姓说得最多的一句顺口溜是:“干部象恶魔,澧县变地狱”。

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是在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中,澧县自上而下干部统治手段暴力化背景下,全县惨案普遍化中的一个典型案件。

澧县本是个好地方。

澧县因澧水贯穿境内而得名,因历史而知名。澧名首见《禹贡》,春秋战国属楚,秦始设郡,澧属慈姑县,隶黔中郡,西魏恭帝二年(555年)始设澧州。隋大业 三年,改为澧阳郡。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升为澧州路;至正二十四年,改为澧州府。民国二年,废州改县,至今。

澧县位于湘西北,滨洞庭湖而啣武陵山脉,毗湘西而邻鄂川黔。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形成山区、丘陵、平原、湖区四种自然区。澧水、埁水、澹水、道河四水贯穿全 境;九派支流汇澧水下,故澧州又有九澧之称。澧水系湘省四大水系之一。前人论及其山川地形:“澧实控引荆蜀,襟山带江,与岳常鼎峙,形胜亦綦重。”境内甚 得舟辑之利,川黔及湘北物资经澧水入洞庭下长江而通世界,津市为澧州之重要码头。

澧县历代都为鱼米之乡。棉花为湘省之首,粮、丝产量占重要地位,渔业兴盛,纺织发达。历来虽贫富有别,然实为丰饶之地。|本文转载于:宇宙识博网惊悚恐怖 www.yz68.com

童年和少年时代常听大人们说:“我们澧县这么好的鱼米之乡,谁又能想到,大跃进后,竟让那帮巴脑壳(澧县人对北方人的混称,指北方人后脑壳多为平直)硬是 搞成了人间炼狱呢!”

澧县人说的“巴脑壳”或“北方佬”,是指来自北方、主要是山西和河北的南下干部。在澧县,130多个南下干部,控制着全县科级以上的官位。

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北方佬”都是官。文化大革命的“炮打”、“火烧”中,已经懂事的我,热热闹闹地看完各单位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对“北方佬”形成 一个看法:大都有两个老婆,老家一个,
县一个;大跃进·苦日子老百姓受罪,都是他们胡作非为、违法乱纪的结果;他们的生活,和我们老百姓相比,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的确,老百姓的观点是肤浅的。但是,他们对人民犯下的罪孽,正是人民群众对官僚统治仇恨的社会原因。这也正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不过,“打 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个奇异的杂种:民群众要“打倒”当权派,是因为他们自大跃进以来,欺压人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毛泽东要“打倒” 的“走资派”,更多的是因为大跃进以来的政治破产,造成了人心和权力体制背离后大权旁落的危机感!

 1958年9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澧县随大流,全县实现公社化,将原40个乡、8个县辖镇,合并18个人民公社和一个县辖镇,下设248个大队, 2157个生产队。全县也刮起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也发生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也是“大办公共食堂”,搞“吃饭不要钱”;也搞 “大炼钢铁”,并将全县大小山林砍伐一空,毁林木59.7万立方米;1959年春,澧县也发生社员逃荒死人现象,发生严重的“人口盲目流动”,到1959 年2月,人口外流逃荒严重,流入湖北公安、江陵、沙市者,达11788人。

1958年,全县“外流劳力”即逃荒的青壮年即达14500人,发病人数为193000人。但相比湖北、四川、贵州几个周边地区而言,澧县的老百姓也知 足,他们说:造孽啊,路上逃荒、饿死的,多是湖北佬和四川佬,还有湖区钱粮湖的开荒佬。澧县人说“佬”字不含地域歧视,相当于说“人”字。其实,当时澧县 佬的处境也很艰难。但后来的局面,更让澧县佬如坠地狱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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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1946年中国南方大饥荒 祸及湖南400万人 可怜的孩子,在乞讨食物和水,他会有明天么?

1959年8月底,庐山会议的风声就传到澧县。9月,县委常委传达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在这场“反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由于庐山会议上“湖南集团”的问题,湖南成为“重灾区”。经毛泽东大跃进爱将王任重的推荐,湖北省委书记 处书记张平化主政湖南。在全国“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中,湖南属最积极的省份之一。习惯于服从上级而主宰澧县人民命运的南下干部为主的县委领导们, 闻风而动,冲在了湖南的最前列。军人出身的他们,习惯于服从。澧县因次而又成为苦日子年代湖南的重灾区,成为后来湖南省整风整社反“五风”的典型。

1959年10月,澧县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正式决定开展全县“反右倾”。并布置县直、企事业单位、农村分 批开展“反右倾” 运动,至1960年1月结束。全县共批斗“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右倾保守势力”3290人,重点批判了23人,处分112人,斗死241人。

这场运动,定下了全县随后以暴力行动来推动“更大跃进”运动的基调。从县到社,各级“反右倾”大会声势浩大.据今天可以考证的整风和双反运动材料来看,当 时普遍采用的暴力手段有如下几十种:“辩论”、谩骂、揪头发、扯耳朵、捆绑、推搡、罚跪、冬天泼冷水、毒打、吊打、墩人、灌屎、灌尿、灌辣椒水、灌肥皂 水、棒打棍揍、皮带抽、背磨盘……

为在1959年取得“更大跃进”的“伟大胜利”,在全省开展的“反瞒产” 运动中,澧县县委独具匠心,在全县开展了一场来势凶猛的“反偷风” 运动。

县委第一书记马书玉认为:从1958年到1959年,澧县粮食生产取得了大丰收,理应超额完成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但是,从春荒到现在,各公社不仅完不成 国家征购任务,反而大闹粮荒,不是喊饿死了人,就是说食堂断伙,社员饿得要死了,一直闹到天昏地暗!现在看来,这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起的猖狂进攻。 不把社会主义制度和三面红旗砍倒,他们是决不罢休的!因此,我们一定要誓死保卫三面红旗,誓死打赢当前的食征购这一仗!

马书玉在县委书记处会议上,对与会者说,1959年秋收在即,各位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就是死也要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现在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大丰收, 大大地有!闹粮原因,主要是富裕中农向党进攻,农民在秋收时,把集体的粮食偷回家备饥荒了。此外,干部中自上而下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本位主义 思想,生怕留少了口粮,又会发生今年春荒的闹粮缺粮饥荒病死情况,大量隐瞒产量,以多报少,欺骗上级。因此,必须在全县开展以“反偷风”为主,以“反瞒 产”为辅的“人民战争”!

马书玉在全县“反偷风”运动动员电话会上,杀气腾腾地宣布:必须以坚定的党性和坚定的对敌斗争精神,全力以赴,打好“反偷风”运动这一仗!不获全胜,决不 收兵!帐要算清楚,新帐老账一起算!退赔要兑现,有粮退粮,有钱退钱,就是拆屋掀房,也要把吞下去的粮食给我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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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中国南方大饥荒 祸及湖南400万人!衣衫褴褛的孩子,在乞讨。

在马书玉的影响下,打人成风。中共常德地委在《关于澧县产生严重违法乱纪错误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给省委的报告》中说:“造成了一部分干部思想混乱是非不 清,有的认为打人是合法的,是有‘干劲’、‘立场坚定’,‘斗争坚决’,不打人则是右倾‘、‘立场不稳’,‘同情资本主义’。澧阳公社党委副书记万一平同 志,在一次总支书记会上布置积肥任务时说:‘你们一定要拿出干劲,有点火力来完成任务,如果完不成这个任务,我就要你们站桌子,鼓点干劲你们看一看’。九 王大队十生产队队长胡子康说:‘打了一次人,起码有五天好发动’。|本文转载于:宇宙识博网惊悚恐怖www.yz68.com

王家厂公社龙堰大队总支书刘大连说:‘运动来了就搞几下,运动走了就不能搞了;一个运动不打几个人好像没有什麽起色’。个别公社领导干部甚至布置打人,津 郊公社党委副书记丁士英,在总支书会上还布置说:‘人
以打,只有几个地方不打,鼻子不打,脸不打,耳根不打,其余地方都可以打’。以致造成打死人逼死人 的不良后果。”

1959年10月11日~17日,澧县搞起了由干部带头压阵、武装民兵和积极分子开路的“反偷风”运动,把全县队队户户闹了个鸡飞狗跳墙。

据1960年6月18日,中共澧县县委整风办公室上报地委并省委《关于我县产生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错误的检查和对马玉书、赵全志同志的处理意见的报 告》称:“全县范围内、普遍的发生了打人、打死人和逼死人的现象。” “全县被打的干部群众达19041人,占农村总人口的2.88%。其中因干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致死的520人,(整党、整社中死的102 人,水利工地上死的177人,去冬今春和社会主义再教育死的241人)。这些人属于当时被斗打致死的99人,斗打后自杀的140人,原来有病打后加速死亡 或者是斗打成疾致死的117人,扣饭后自杀的127人,因克扣粮食而饿死的45人,其他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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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睡在人行道上的孩子,饥饿使他太疲倦了。

“全县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严重的有王家厂、闸口、白衣、澧阳和梦溪公社。这五个公社共打人10823人,占全县被打人的54.6%,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 乱纪而致死的258人,占全县死人总数的49.5%。”

这些干部“有意为非作歹,摧残群众,危害人民,手段非常毒辣。体罚毒打群众的手段汇集起来,有40余种。如:‘推排球’、吃屎喝尿、‘吊半边猪’、针 穿嘴巴、棍穿阴部、男女互咬生殖器、坐水牢、火烧、打后赛跑、人碰人、拔牙齿等酷刑,都是骇人听闻的。有的地方错误的提出‘杀鸡吓猴’、‘打一警百’、 ‘堆罗汉’(被打人睡在下面,上面压人),和成立‘殴殴组’(殴脚筋、手筋、腰筋)、打态度组(辩论对象在斗争时,一上台就打,把态度打老实)、开攮攮会 (把人推挤)。”

1961年4月整风整社运动,继任的县委书记张琢在中共澧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说:“反偷风” 运动中,发生“全县性的非法抄家和非法斗争的违法乱纪现象。”

“全县当时有18个公社、317个大队,在‘反偷风’中开展了斗争的有291个大队,占94.7%,被斗对象1126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非法斗 打或采取其他办法被体罚的共389人(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几乎每个被斗对象都要受体罚——引者)。斗争中,干部违法乱纪的有792人,占全县作业组长以上 干部的0.94% 。不少地方发生了错斗乱打的现象。与斗争的同时,各地普遍发生了非法抄家现象。全县有267个大队,占86.97%的大队搞了‘抄家’,被抄的有997 户,占总户数的6.8%……共抄出粮、棉、衣被等各种实物折款达70040元。更严重的是有的地方在‘抄家’中还普遍采取了连抄家带拆屋、抄后封门、扫地 出门等恶劣手法。”

张琢说,大跃进以来,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错误日益严重。“据初步统计,在全县29423个农村食堂管理员以上干部中,犯有不同程度的强迫命令、违法 乱纪错误的就有10671人,占干部总数的36%;公社化以来,先后体罚群众90268人,占总人口13.9%;被扣饭68868人,总人口10.6%; 因打致死的384人,因打自杀301人,因扣饭饿死的人,因干部作风问题造成其他非正常死亡350人,共计1299人,占总人口的0. 2%;因打致残废的有1813人,因干部作风问题外逃的有15996人(以上数字按类统计,人数互相有重叠)。

最多的一个人打过340多人,打死过15人,两年多来扣群众饭的有扣到160多次的。在这些食堂管理员以上干部中,贪污多占的有8932人,占干部总数的 30.3%,共贪污多占各项物资折金额199281元,相当于全县60年分配给社员工资总数的4.16%。其中粮食705513斤,可供 1803人吃一年;布票27424尺。另外,乱搞男女关系的有2829人,占9.6%,共搞了女人4480人,最多的一人搞了20多个。”

张琢也看到了干部个人素质恶劣和干部队伍变质的严重问题:“全县原有18个农村公社,296个大队,根据这次整风整社揭发的结果,属于坏人当权的三类公社 有6个,占33%(其中钻进来的坏人当权的2个,拉出去的当权的2个,死官僚2个),属于坏人当权的三类大队有125个,占40.2%(其中属于钻进来的 坏人当权52个,拉出去的坏人当权的57个,死官僚主义分子当权的10个,其他6个)。在原有2203个生产队和6659个生产小队,属于坏人当权的生产 队有645个,占29.3%,生产小队有1061个,占16%。全县29423个农村食堂管理员以上干部,根据掌握的材料初步排队的结果,属于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严重的不明情况,违反党的政策,犯了错误不肯正视,屡教不改的死官僚主义分子就有1661人,占5.65%(原文如此——引者),属于蜕化变质 的分子就有1664人,占4%;属于钻进来的坏人有657人,占2.24%。这些人当上干部、窃居重要职务以后,有的勾结包庇纵容坏人,一意孤行,不顾群 众死活;挂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实行残酷的阶级报复,想尽千方百计整治群众。除了随随便便打人、骂人、吊人、扣粮、扣 工分、罚趴、斗争、‘辩论’、反省、搜查、抄家、游行示众、戴帽子、罚跪、罚站、罚晒、罚吹西北风等等以外,还使用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手段。他们私设法堂, 严刑拷打,刑罚之多,有如画地为牢、坐水牢、泼冷水、滚雪球、跑‘麻城’、叫女人赤身裸体、男女互咬生殖器、开朗诵(推搡)会、推排球、拔胡子、扯头发、 吊‘鸭儿水’、抬‘穿心杠’、脖子上挂屎桶、跪碎瓦渣、叫人家喝清尿、吃牛屎、剁指头等等。”

张琢在会后和县委书记处书记们谈干部作风问题时,书记们一直认为,土改时的积极分子中混进太多“流氓无产者”和“严重不纯分子”,后来有提到农村基层干 部,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张琢还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些坏分子的活动下,不少地方打人成风,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极少数地方已经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例如澧阳公社荷塘大 队坏分子潘启才,就曾经规定打死人后有‘三不准’(不准死者家属收尸、不准哭灵、不准买棺材,甚至还要死者家属笑)。该队中农社员李绍云被潘打死后,不但 不准收尸哭灵,并且还要画像斗争,叫别人代他受斗。梦溪公社又新大队坏分子傅绍发为了强奸一个贫农的女儿,竟敢当面通知女方的父母要和他女儿睡觉。女方不 答应,就采取罚重工、扣粮、调虎离山等办法,以遂其兽欲。“群众把这些坏分子和违法乱纪分子称为‘老虎’、‘阎王’、‘笑面虎’、‘阴雷公’、新恶霸’、 ‘新把头’、‘马
老五’、江正发’(均系大土匪)。这些事情不光是一个地方有,而且几个地方有。不仅是基层干部中有,就是县委成员中也有这样一少部分 人。”

王家厂公社曹家河大队生产队长周用考,残害人民群众,逼死四人(都是贫农),打了三十九人,霸占人妻。

据中共常德地委向湖南省委上报的《关于澧县产生严重违法乱纪错误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说,原县委第一书记马书玉,对待落后群众还有一些错误观点,认 为那些“调皮捣蛋”的非打不解决问题。他在县委中曾经说过:“对那些调皮捣蛋的,非打不解决问题”。“这些人不怕送公安局,只怕送农会”。还说“打人不 对,但有时还起作用”。尤其是地委曾几次批评澧县死人多时,他还说:“地委说我们死人多,按人口比例来说不一定多”。对全县这种严重的死人事件,从五九年 十一月一直到六0年四月,没有提到县委会上进行认真的研究。

置人民群众的生死于不顾,不惜以暴力为手段来推行“更大跃进”,以至后来继任的县委第一书记和老百姓异口同声:澧县人民陷入了“人间地狱”!干部严重强迫 命令、违法乱纪,人民饥寒交迫,逃荒、病、死者,占全县人口的42%!

据县委书记张琢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仅1960年整风整社前,全县外流逃荒的即达15876人,全年发病人数高达261500人!此外,据我对整 风整社、新“五反”、社教运动中揭露的有关数字进行统计,从1958年初至1961年底,澧县死于病、饿、打的人数,约为71530人,超过全县总人口的 11%!

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就是在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中,澧县全县惨案普遍化背景下,一个典型的案件。
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经常给我们一些小伙伴惊心动魄、夜来恶梦搅魂的恐怖感,和夜间一见迎面过来长得凶神恶煞者,就有被害的恐怖, 扭头就跑的心里障碍。

刘家远是澧县如东人。如东靠近洞庭湖区,是个风景如画、富甲澧洲的好地方!

洞庭湖虽早已失去了曾经八百里烟波浩渺的气魄,但一片片淤积平原养育着一代代拓荒的洞庭儿女。澧东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田里出产粮、棉、油、丝、麻,湖中 盛产鱼、藕、莲、芡、菱。偶有田土歉收,则湖中的出产尽可让人们得温饱而有余金。如东人的富足,着实让澧州人为之艳羡。

然而,在苦日子年代中,刘家远杀害亲子食子案,却又着实让惨案频仍、业已见多不怪的澧州人民,也为之震撼和悲哀。

刘家远是一个老实人。他出身贫寒,自小在饥寒交迫、缺衣少食和受人欺凌中长成,养成了软弱自卑、沉默寡言的性格。1948年他被国民党抓壮丁,押上炮火连 天的东北战场。不久,他所在的部队全军覆没,刘家远也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在部队,战友们对他的评价还好,说他话不多说,事不少做,领导上喊往哪里打,他就 拼着性命哪里冲,大小也立过几次战功。但人老实到没多少出息,几棍子也打不出个屁来,因此不大讨干部喜欢。1950年,他复员回乡。

刘家远回乡后,分了土地还分了房子,老老实实地干活种田,渐渐生活也有了些起色,娶妻生子,小日子也还过得有些兴旺。乡亲们都说他娶了个能干泼辣的女人, 刘家远家旺人兴有了指望。

无论是互助组,还是合作化,运动一来,干部一号召,大会、小会一开,一说不加入就是思想落后、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拿他是复员军人说事,要他“起带头作 用”。刘家远胆小怕事,吓得战战兢兢,回家就要拿土地证,牵牲口。他老婆死活不同意,两口子每每都要大吵大闹一番。但刘家远总是带头入组、入社。合作社生 活一年不如一年,两口子意见也越来越大。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澧县的“共产风”在全地区都是有名的厉害。而庐山会议后,全县再一次刮起了十二级“共产台风”。

1961年4月整风整社运动中,县委书记张琢,在中共澧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说:“这股‘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五八年公社化后起,到这次整 风整社运动开始止,才平息下来。据初步统计,公社化以来,全县各级刮的‘共产风’,折合金额达到3812万元,相当于三年农副业总产值(15732万元) 的23%;其中光是刮的社员个人的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246万元,相当于五九、六0年两年分配给社员部分的30%。其中包括集体土地29563亩,社 员自留地24307亩,房屋123960间,各种农具3823837件,现金2699000元等,每户平均90.4元,人平24.77元。

特别是拆房屋,挖祖坟,叫社员餐风露宿,几代同房,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挤一间房,最使社员伤心和恼火。社员形容那种情况是:“公媳同房,帐子 做墙,说话为难,洗澡过关。”

如东公社的“共产风”越来越大,“一平二调”刮得树倒屋毁,家破人亡。土地、自留地、房屋、耕牛、牲猪、羊、鸡、鸭、鹅、锅、坛子、桶、刀、铲、火钳、 钵、碗、菜盆、鼎锅、撑架、箱子、床、柜、桌椅板凳、犁、锄头、锹、粪桶、扁担、箩筐……

全社“一平二调” 社员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72076元,每户平均106.8元。刘家远家中被搜得一干二净,就连桌、椅、板凳、刀、铲、钵、碗也没留下半点。

如东公社各级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也非常严重。据张琢在一次整风运动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说:如东公社的干部对人民群众采取了法西斯统治,随便打人、骂 人、捆人、吊人、扣粮、斗争、“辩论”、罚吹西北风、吃草、吃泥巴、喝尿、吃牛屎、灌大粪、儿打娘、敲牙齿、针缝口等。公社成立劳改队,有的大队还成立了 改造队。开辩论会的时候,先把积极分子教好,让他们起带头作用,然后干部吹哨子为号,一起涌上去打,哨子控制节奏,吹得快,打得要快,吹慢就慢打,吹得声 音大就打重,吹得轻,就打轻点等等。

1958年9月,干部带头从刘家远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25元钱不交公。

常言说得好,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骑。别人挨打,家族中有人的,或者本人刚强的,下手者还有些手下留情。而刘家远人菘货馕,平时就被人欺负惯了,这回两 口子更遭了大罪。那年月,对老实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他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头栽倒在地,就连两岁多的儿子也被人一脚踢得半天没哭出 声。别人老婆挨打,做丈夫的无论如何也会跳起来拼命;他老婆挨打,刘家远缩在墙角不敢吱声。干部们走后,他老婆又哭又闹,口口声声骂他是个废物,没得本 事,连老婆都护不住。

家里分文无有,两口子连看这场伤病的钱也没有。还是邻居好心,去扯了些治伤的草药来,两口子过了好些天才慢慢恢复。|本文转载于:宇宙识博网惊悚恐怖 www.yz68.com

1959年9月,如东公社各大队搞起“反偷风” 运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级开大会,要社员老实坦白交待从1959年春荒以偷盗集
体庄稼的罪行,说是“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积极交待、交待退 回的,既往不咎。抗拒不交的,罪加三等。”

审到刘家远时,干部硬逼他老实交待。他在惊恐之下,承认说偷过一次苞谷。其实当时苞谷在地里还刚刚结穗,显然是强逼屈招。结果干部们硬说他偷了一次有二 次,有二次就有三次。前前后后给他算成偷盗集体粮食20斤,硬是逼他交出来,并带民兵到他家抄家。干部们把他老婆在收割中稻时从收割后的田里捡的5斤多谷 子全都抄走,公共食堂又罚他一家三口人停伙两天。

是年冬,因家中断粮断炊,他老婆实在饿得受不住了,于是丢下刘家远和儿子,跟着一个男人跑到外乡了。

1960年春节前后,家里粒米不剩,刘家远父子常常连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别人家为了救命,也顾不得人民公社的种种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鱼、挖 藕,搞点吃的。刘家远胆小怕事,坐在家里干挨饿。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围着他要妈妈、要吃的。刘家远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 屋里独自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大年三十晚上,邻居见他家实在是太可怜了,便给他端过来一小碗野菜粥,父子俩这次总算吃了顿年夜饭。

这时,公共食堂一天开一顿伙,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给一勺子。刘家远的“饭”,常常被孩子吃了还不够,整天围着他哭闹喊饿。这时刘 家远自己也饿出了浮肿病。

不久,公共食堂停伙断炊。刘家远父子俩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到孩 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还经常出现幻觉,就连做梦也是梦见白米饭、红烧肉和红烧鲤鱼,还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动的猪,想吃肉都快要想疯了。

当天夜里,他看到躺在铺上的儿子饿得就快要断气了,恶念顿生。心想,与其让儿子受罪,还不如把他杀吃了,吃个饱肚子自己再死也好。于是他找来一把破菜刀, 几刀就把他儿子杀死了,并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偷偷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罗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那天晚上,刘家远说他几年来第一次吃了餐过瘾的肉!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 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跑到公社去报案。

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 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刘家远案在澧县影响很大。大概直到1964年初,随着人们的兴奋点转移到“四清”运动对干部“四不清”问题上去,刘家远案才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但是, 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而言,刘家远案是我们永远的恐惧和心痛!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人们从大字报和批斗大会上,经常可以听到和看到对当年 “四大公案”的控诉。可以想见,澧县的“文化大革命”会有多么激烈、多么残酷……
苏海清案

苏海清,1927年农历10月初7生,澧县人。查阅其档案材料,用官方套话说,家庭成份贫农,本人农民出身,初小文化程度,家住闸口公社澧阳大队暖水街。 时任闸口公社三元大队总支书记。

澧县虽是鱼米之乡,然而贫富不均自古为常。穷汉出路有三条“讨米、打工、当壮丁”。苏海清家贫,“无隔日之粮”,自小给人帮工打下手,混口饭吃。他爹是个 老实人,常受人欺负。而苏海清十几岁上就和一帮泼皮混成了小镇上的“闹街虎”。

他后来当上总支书记后,在大队会上得意忘形地吹嘘过:老子这个人是不简单的,想干的事一定能办成。少年时受豪强欺负,曾经发愿:不管天,不管地,这一辈子 一定要出人头地,让人给老子牛做马,老子要做人上人!

乡亲们后来说,苏海清打小就有一身的泼皮劲,又一懒二馋三好色。外面帮工,吃在人前,干在人后,十六七岁,就没少调戏大姑娘小媳妇的。后来在一家富户帮 工,竟然先是话里话外,动手动脚,勾搭人家媳妇,后来又想调戏那家才十多岁的小姑娘。从此以后,没哪家人敢请他帮工了。

17岁时,苏海清实在混不下去了,有一起混过的泼皮约他到津市去闯码头,不想他竟自卖壮丁,给家里丢下几块大洋,跑到国民党驻永平的部队去当兵。没多久, 他又偷偷跑回来。田又不愿种,工也没人敢请他,一心想混口轻松饭吃,次年在玉皇乡公所当了二十多天乡丁。还是懒、馋、色的老毛病,就连乡公所长也看不起 他,又把他赶回家。19岁在大堰垱钱粮处当催粮员四十多天,背着枪叼着烟横行乡里,催粮征税倒是一把好手。

苏海清一身流气加匪气,吊而浪当荡,吃喝嫖赌样样都来,调戏良家妇女,惹事生非,乡长、保长见了他都头痛。就是在伪政权中,他也混不了几天就回丢了饭碗。

1947年农历5月初,被国民党部队捉壮丁,在国民党49军105师当兵。9月,东北战场上,国民党105师全军覆没。随即被编入解放军45军134师 402团1营1连。在解放战士忆苦会上,苏海清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控诉起从小家穷受罪,国民党捉壮丁闹得他家破人亡,令连长和指导员都陪着他流了不少伤心 泪。不久,他被提拔为班长、副排长等职。后来又成为中共党员。|本文转载于:宇宙识博网奇闻奇图www.yz68.com

1952年苏海清转业回乡务农。但他哪里有种田的心思?当时抗美援朝和整党运动火热,他以“战斗英雄、转业军人、中共党员”的身份,在乡里区上大显身手。 尤其在新区整党运动中,他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又善于察言观色,领导要“帮助”谁,他总是一马当先,说骂就动口,说打就动手,给领导们留下了“斗争性强” 的好印象。不久就被提拔为柘茨乡文书,苏海清当上了乡干部。

1953年,澧县县委派出工作队,帮助各乡大力发展互助组,次年又是大搞农业合作化,苏海清如鱼得水。他一方面和和县工作组打得十分火热,一方面走村串 户,讲解起农业合作化、 农业机械化和社会主义的大道理来,侃侃而谈,头头是道。遇到不开窍的,他总有几招杀手锏。而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怕了苏海清的恶名声,他所到之处,互助组也 好,合作社也好,还真是成绩不凡。

苏海清在“斗争性强”之外,又博得了“工作能力强”的好名声,他当上了柘茨乡的副乡长。1955年3月,他被县里调到十三区任合作化工作队队员。7月,调 澧县农业局工作。1956年6月,任暖市乡民政委员。

苏海清所到之处,农民们无不对他恨之入骨。1955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苏海清对各合作社的定额高得吓人,引起
中农们的不满。他闻声大怒,当即召开大 会,带着武装民兵压阵。会上,苏海清破口大骂那些有情绪的人,说他们反对国家的征购政策,是想要造反。自古以来种田的交皇粮天经地义,哪个敢抗粮不交的, 现在就跟老子站出来好好斗斗狠!看我敢不敢叫枪子从你脑壳里过!并当场拉出三个上中农,绳捆棒打。

县里的工作队长不仅不加制止,反而在一旁给他打气,要他放手干,县委会给他撑腰的。

1955年夏季以后,澧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哄而起,并迅速推行高级社化。农民的土地、耕牛等生产资料一律归公。到1956年秋收分配时,原来许愿的入社 生产资料股分红没有兑现,而集体生产中,干部为所欲为,社员失去人身自由,当年社员所分粮食比上年人平少了120多斤。各社纷纷发生社员闹退社事件。 至1956年春,退社风潮越闹越大。

是年冬,按中共中央统一部署,澧县全县开展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整社运动。苏海清到金山高级社负责整社。他到社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身强力壮、“斗争 性强”的十几个基干民兵组成打手队,专门负责辩论会上的“辩论”打人。其打人的手段,有罚站、吐口水、画花脸、拳打脚踢、绳捆索绑、背捆反吊、墩人、灌屎 灌尿、棒打棍揍、皮带抽、背磨盘……这场“社会主义教育”的整社运动,全社打残3人,伤病倒床21人。经他一“教育”,哪个社员还有胆子敢闹退社?区委向 全区干部大力表扬苏海清敢打敢拼的“工作作风”。

一天晚上,在二十多人参加的社干扩大会上,有人揭发社长尹治富有搞女人、销米和公债帐目不公开等问题。苏海清一听说搞女人,劲头就上来了。他拍桌打椅破口 大骂,叫尹治富站起来交待清楚,专审他搞了几个女人,是不是“没开苞”的,搞了几次,怎么搞的。尹治富细节没交待清楚,苏海清上来就是几个耳光,说他“不 老实”。

一会儿,苏又派人把女方抓来。一阵连轰带吓,那姑娘吓得尿了裤子,哭个不休。苏海清吩咐说,你不要怕,自古只有男奸女,没有女奸男的。你只要当大家的面讲 清楚,他是怎么脱你的裤子的,又是怎么搞你的,一次搞好久?讲清楚了你就走,就没你的事了。

尹治富被斗得痛哭流涕,连声认错。苏海清拍桌大骂:“你个狗日的,狼心狗肺的东西,吃的人饭拉的狗屎,穿的人衣,披的畜牲皮,全部是国民党的行为!”一直 连打带斗闹到半夜,苏海清觉得还不过瘾,说是明天接着再来。又要尹治富第二天交保证书。

尹治富吓得要死,回家当晚,在茅房上吊自杀身亡。

苏海清斗人家的男女作风问题,道貌岸然,而他则实实在在是个衣冠禽兽。从1953年到1957年,他奸污了5个少女,1个妇女,最小的才14岁。而据后来 澧县县委上报地委和省委的材料说:“苏在53年曾同孟二英(17岁)通奸,54年同王先秀(18岁)通奸,55年同黄大金(19岁)通奸。苏的流氓行为是 一贯的。”

社员们后来在整风整射运动中公开质问工作组,说:“象苏海清这么个流氓加恶霸,就连国民党都不要的东西,怎么到共*产*党的手里,就成了个宝贝?让他这样 的人来当官害人!”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苏海清更是赶上了好时运。他的“流氓加恶霸”本性,至此发挥得淋漓尽致。公社化后,苏海清更成为公社党委的大红人,一说到苏海清闸口 公社的党委书记就夸他“工作积极,完成任务好,是个大大的跃进派!” 1958年放高产“卫星”,水稻亩产万斤以上的大“卫星”,苏海清一口气放了6个,成为全社放高产“卫星”的急先锋。1958年10月,苏海清任闸口公社 黄溪大队大队长,到任4个多月,打死1人,打伤7人。奸淫少女4人。

1959年3月,他调任闸口公社三元大队总支副书记,同年11月任该大队总支书记。苏海清说:“好不容易才媳妇熬成了婆婆,现在我也是一方称强的书记 了。”

苏海清到三元大队时,正值1959年春荒,各公共食堂粮食告急,有的食堂已经断粮停伙,社员到处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已经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三元大队的劳 动力死了16人,病倒在床的有48个人,再不抢救就有进一步死人的危险。

大队干部开会,有人谈到病、死造成春耕生产劳动力缺乏,搞不好连春种任务都完不成任务时,苏海清大发脾气,说:“开口死人,闭口死人,这是右倾思想和对三 面红旗不满情绪的表现嘛!哪个扯后腿,硬说没粮吃,饿死人了,死人都是大跃进的罪过?哪个敢讲这个话?!哪年哪月不死人?那千年的乌龟还不都成了精!同 志,死人是自然的事情,不要都算在大跃进的账上好不好?你干部带头闹情绪,那明天社员就没有出工的人了。春耕生产还搞不搞?大跃进还搞不搞?”大帽子一 戴,吓得在座的干部们没人敢说话了。

苏海清得意洋洋地提出:对生病在床的,粮食减半;老人、小孩不能劳动的,粮食减半;装病不出工抗拒劳动的,停伙。干部要包食堂,查情况,坚决堵住懒汉的嘴 巴。重点清查偷青的、私自动火的。第二天,所有干部都站在食堂门口,任何人都必须在食堂吃饭,不准家人带饭。生病在床的,要经干部上门检查,然后才批准带 饭,定量减半。结果一些病人为了吃上一口饭,只好带病出工。当月,全大队死在田里的病人有4人。

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更大跃进”,上级下达了更高指标的征购任务。新任总支书记的苏海清,竟然在公社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上,又放出一个高产“卫星”,声称 三元大队1959年夺取了农业生产大丰收,亩产平均达到1200斤,保证超额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公社在表扬的同时,给三元大队加了17万斤的新任务。

回到三元大队,苏海清布置下去:一要搞好“就地征购、就地入库”;二要抓好“反右倾,反瞒产”.

按苏海清的意图,三元大队实行了“先国家,后集体”的粮食方案,所有收割的稻谷,全部“就地打场,就地征购,就地入库”。但全部收上来的粮食,还不够完成 任务的数。苏海清吩咐,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他的同意,不得动用粮食,否则“按军法从事”。但人是要吃粮食的,不然全都会饿死。一些干部也着了慌,请 示他是否要“安排一下社员的生活?”

等了几天,苏海清宣布了社员口粮的分配计划:“适当留点粮食,其它的从打草谷中挖掘潜力,再补充些菜(实际上指野菜——引者注),熬到明年夏收就好了。” 所谓“打草谷”,实际上是从脱过谷粒的稻草中复打残剩谷子。苏海清算了一笔帐:每亩“打草谷”按12斤算,可得谷子15668斤,全算成社员的口粮。原存 各食堂的红薯有31198斤,按3斤薯1斤谷算,计折谷1万斤。两项相加,有谷25600多斤。再留8万斤口粮,几项相加,共有粮食10万多斤。全大队还 有1197人,到明年6月份夏粮收割下来,每人能吃到近90斤谷。再加上搞些副食补一补,粮食是够吃的了,饿不死人的。

实际上,“打草谷”得谷6417斤,由于保管不当,红薯烂了7500多斤,折谷7900斤,几项
加,共有粮食94300多斤。按1197人计,到明年夏 收还有7个多月,人均每月有谷10斤左右。按75%的出米率,人均每月吃粮7斤半,一天合吃粮二两五,不饿死人才怪了!更何况社员们连这二两五都吃不到嘴 里——干部和食堂的人还要多吃多占!

到1959年12月底,全大队还有库存粮163769斤,其中有留种粮97864斤,尚未运走的国家征购粮5万斤,全大队社员1197人的口粮,只有 15905斤。到次年夏收还有5个多月,每人平均只有13斤多谷了,折合成米还不到10斤,平均每人每天只有6钱粮!

大队保管员孙逢喜选购苏汇报,说实际吃粮指标过低,请示解决。苏指示孙逢喜:只能动用1万斤稻谷分配到各队,并说:“现在就熬着一下。我们现在有菜,多吃 点菜,到插秧时多吃一点,饿不死人的。”
1万斤稻谷分到各队。1960年1月,人平口粮6斤谷。其中一等劳力8斤谷,合6斤米,一天2两米;二等劳力7斤2两谷,合5斤4米,一天1两8钱 米;三等3斤6两谷,合2斤7两米,一天9钱米;到老人、小孩为四等3斤2两谷,合2斤4米,一天8钱米;五等1斤8两谷,合1斤3两半米,一天4钱半 米!

社员们气愤地说,“现在共*产*党实行的是绝户政策;人民公社发的是绝户谷;社员吃的是绝户粮。”

1960年元月,社员因长期挨饿,饿死18人。因三元大队死人情况日益严重,闸口公社党委决定要拨给该大队15000斤谷。苏海清面向公社书记,连声检 讨,说是三元大队给公社找麻烦了,其实死的都是些老了该死的,缺粮情况不严重。硬是只要了1万斤。|本文转载于:宇宙识博网奇闻奇图 www.yz68.com

社员们长期饥荒缺粮,只好到处挖野菜吃。冬天找不到野菜,人们就上山剥树皮。过春节前,大队发下糠壳,全大队家家户户把糠壳磨了做成糠耙耙过年。社员们挖 野菜、扯草根、剥树皮、做稻草浆的“代食品”、吃观音土,就算是过了一个年。

社员张长松家,因饥饿不过,只好剥枇杷树皮做成耙耙吃。结果全家人拉肚子全都病倒在床。

社员张二爹(发dia音,对老人的尊称)一家6口人,吃过猪草、糠壳、树皮、“代食品”、观音土等等。吃下去拉不出来,只好叫人用树枝从屁眼里往外掏。弄 得他从此得了痣疮,四十多年还一直在拉血。一家饿死4口人,只剩了个女儿15岁,嫁了个比她大10多岁的食堂管理员,父女俩才保了命。他兄弟姐妹6个,6 家共38口人,过苦日子死了28人,还剩下10人!

苏海清蹲点的第五生产队,汤光同老头65岁。儿、媳都上水库工地挑土,留下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8岁。1959年12月,老少3个一餐只从食堂打回3 两掺菜的稀饭,他又要让小孩都吃点,自己光吃清水煮野菜。

1960年元月3日,他刚跨出门槛就跌倒在地,两天后死去。

同队老汉汤光锡,一天口粮1两2钱米,天天喝稀水。1959年12月25日倒床,7天后死去。临死前还喊了几声饿,说是想要吃餐饱饭再做鬼。

而活着的人更受罪。仅1960年元月,全大队患浮肿病、干瘦病、妇女子宫脱落、紫绀病等等病人就有429多人。经抢救,到4月还有病号56人。

在大跃进苦日子年代里,该大队死人328人,占总人口的27%左右。

群众断粮,而苏海清和干部们却多吃多占,花天酒地。他和大队长长期吃干部小灶,还时常把各队干部以开会、研究工作为名,叫到大队来“改善生活”,鸡鸭鱼肉 蛋,炸炒蒸煮炖,搞的热火朝天。他还有个半夜“喝花酒”的“爱好”,经常在晚上叫厨师炒几个菜,私下分别叫来他定好的几个十几岁的少女,陪他饮酒作乐。吃 饱喝足,再陪他上床。

难怪在有人拍他马屁,说苏书记天生是个当官的料,工作能力强,讲话有又水平,当个大队书记真是屈了材,起码该是个公社书记时,苏海清感慨很深地说,“当官 要么当大官,要么就当个大队书记,好歹是个一把手。公社书记有那么多眼睛盯着呢!还是大队书记实惠。”

苏海清调到三元大队一年多,真的是捞足了实惠,作威作福象个土皇帝。

苦日子到来后,苏海清听说家里人也遭了罪,便派人把他母亲和孩子接来住了7个月,老婆来住了2个月,叔叔住了1个月,哥哥住了半个月。餐餐都要吃荤菜,没 有肉,他就派人到几十里外的湖里,驾船去打鱼。来时个个面黄肌瘦,走时都是红光满面,还大包小筐的带着走。当然,苏海清是分文不付的。

苏海清说他“别的毛病没有,就是喜欢喝两口,炖个钵的事。”农民饿得九死一生,苏海清喝得昏天黑地。

据我查到的一份存档记帐本记载:苏海清来三元大队一年多,仅记在他名下的帐,光在大队就喝了91.12斤烧酒,还不算他和大队其他干部会餐的337.5斤 的帐,以及他下队和在公社的帐。

1960年春荒,三元大队病、死如潮。上级发下来一些红糖和黄豆粉团成的“营养丸”等“补品”。他还伙同大队文书孙逢太私分给病人补充营养的红糖2斤,粑 粑2斤,牛肉10斤,猪肉7.8斤。老婆回家时,他将大队的面粉8斤、食油4斤、黄豆11斤、棉花2斤,拿回来让他老婆带走,“分文不给”

苏海清自己更是天天吃小灶,群众饿死了多少他不管,反正他是餐餐要吃荤的,要有肉有酒,他还喜欢用红泥炉炖瓦钵,吃得他红光满面,精力充沛。社员说,“苏 书记吃饱喝足了,不是搞女人,就是打人玩!”
苏海清搞女人,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1986年我调查苏海清案时,澧县人委会一位长辈告诉我:他参与过苏海清案的处理会议。“苏海清我见过,这家伙,完全是大跃进年代里的典型干部加土皇帝。 在他的统治下,搞的是封建皇帝的那一套治民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皇帝三宫六院七十膑妃二还有个数,他则更狠,是凡大队中他看上的女人,全是他老婆。还 搞起初夜权那一套,老百姓真是可悲!毛泽东声称他是秦始皇加马克思。我看他马克思不多,秦始皇不少。大跃进就是秦始皇修长城的暴政那一套,中国还有不出大 大小小秦始皇和土
皇帝的?”

三元的过来人告诉我,苏海清玩弄过的女人有几桌(一桌八人)。这家伙平时容不得别人说他搞女人的,但他喝醉了酒就最喜欢找人谈女人。苏海清玩女人都玩出了 水平。他说自己最喜欢的女人,一是没开苞的黄花大姑娘;二是丰乳圆臀窄腰漂亮的女人;三是结婚不太久、又床上功夫好的小媳妇。

据县委整风工作组给县委的报告:1959年,17岁少女汤永范从公社下放回队。小汤长的白晰水滑,脸带桃花,十分漂亮。报到那天,苏海清一见她眼都直了, 格外表现出温和体贴,将她安排在大队部当通讯员,时常送些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又到城里买了写香皂手帕送给她,还经常发她几元钱做误餐费,还以心痛她为名, 送过小汤好几次整袋的大米。

功夫下足后,苏海清就下手了。1959年12月的一个夜晚,天气寒冷。苏海清以谈工作为名,将女孩叫到外面田野里,边走边碰碰撞撞,见女方没有反抗,就将 手伸到她的怀里摸乳房,说是“暖暖手”,接着就脱下女方的裤子,在田里将该少女奸污了。此后,他经常将汤永
叫到他的办公室或宿舍里,白天黑夜都行淫乱。 好几次,有人去找苏书记汇报,听到小汤在他屋里大哼小叫,吓得人家赶紧跑了。要是撞坏了苏海清的好事,那简直就是在找死!
原闸口公社的的知情人对我说,“苏海清在三元究竟搞了多少女人,没人讲得清,就连调查组最后都弄不清楚。你想,哪个傻瓜会把自己老婆和女儿让他搞的事说出 来?说他强奸是没有的事!他手中有粮,有这个本钱就足够了。苦日子年代,人的生存成了最大的问题,命都没有了,还讲么子礼仪廉耻呢,女人不值钱。一个大姑 娘的身价,就是几斤米,那能救一家人的命哪!当年,哪个有权有势的干部不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粮食搞女人呢?现在还不是一样?哪个有钱人不搞女人?苏海清影响 最坏的,就是人家结婚他开苞!当年是有权,现在是有钱,有钱花上个几千元,还不是一样的能开苞。你是我们澧县人,不要出家乡人的丑嘛!”

我讲了半天的道理,只落得一阵哄笑。我为这些从大跃进过来的农村干部而悲哀。

当然,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查常德地区档案馆,我统计当年174名违法乱纪受处分的公社和大队干部,有159人奸淫妇女,134人贪污,128人打人致 死伤;查澧县档案馆,当年92名违法乱纪受处分的公社和大队干部,有76人奸淫妇女,33人贪污,37人打人致死伤。一些人是一身数罪。

初夜权是中世纪欧洲封建领主对农奴享有的特殊权力,在中国历史上,极少见到此类记载。的确,当我在调查时,农民们一听说什么“初夜权”,个个都懵了。但解 释清楚后,他们说的确是有这么回事,但情节有出入。
从大跃进到苦日子,人民公社可是把“人民”管得死死的,没一点人身自由了。结婚必须到大队去开证明。谁家要嫁女儿或者娶媳妇,只要那姑娘长得还可以, 苏海清去了,他总是会有一些“表示”,送点钱,送点粮,说上几句好话,然后叫她去大队部,会弄些好酒好菜,把女的灌醉了,晚上他先睡一盘。一般来说,那时 候的人,别说是有酒有肉了,嫁女儿的,基本上都是饿的没得办法了,让女儿去找个吃饭的人家。男的一般都是老光棍,或死了老婆的干部或食堂管理员、炊事员, 娶个十几岁的姑娘很常见。女方几年来哪里吃过这么好的东西?睡觉就睡觉吧,反正都饿麻木了,也不在乎。男方也不好和他闹,书记睡了你的女人,那是看得起 你,他会有数的,一定会送米送面的。只要姑娘长得好,反正苏海清总是有办法把她先睡了。|本文转载于:宇宙识博网奇闻奇图www.yz68.com

被采访者回忆说:苏海清最不像话的,是他把人家一个姑娘搞了一晚上,第二天还到人家那里去冷嘲热讽,说是昨天晚上吃了一回下脚水,倒了大霉了。他送的一袋 米,就当是喂猪的下脚料算了。说完扬长而去。那姑娘在嫁过来只前,已经被她原来所在的队长奸污过了。

苏海清在三元大队一年多,欺男霸女,淫威使尽,坏事做尽,百姓害尽!

三元三队上中农社员孙逢清,因实在受不了饥饿劳苦,不安心在乡劳动,一直想逃荒外出。1959年冬整风运动中,苏海清召集300多人的群众大会,亲自主持 批判斗争孙逢清。苏海清对孙骂了一阵,上去就是一耳光,又狠踢他两脚。觉得还不过瘾,又指使众人上去拳打脚踢,当场将他打成重伤。孙逢清全家人11口,除 了一个15岁的女孩能参加劳动外,其他人全都病倒在床。苏海清竟让食堂停了他全家人的饭。结果11人死了6人。

四队原地主孙圣汉,44岁,因对大跃进和吃食堂不满,说过几句牢骚话。1959年11月整风运动中,苏海清在群众大会点名批斗他。并组成主攻组、次主攻 组、打态度组。会议开始,有孙在台上交待问题。讲了一阵,苏海清说他不老实上去给了他三个大嘴巴,又要生产队长带头打。会上毒打两次,孙被打得鼻青脸肿, 腰部受伤。

第二天,苏又派民兵将孙押送到和湾水库,交群众管制劳动三天后,苏要他带被管制份子和几个木匠共十多人,命令他们一夜之间,突击完成8米高、2米宽的梭 斗。次日清晨,苏来检查,发现他们全都去休息了。苏海清大怒,找到孙圣汉,一顿狂打猛揍。吃早饭时,又叫他跪在地上,苏带头拳打脚踢,有要别人狠揍。孙被 打成重伤,请假回家后,卧床不起。1960年元月8日死去。

1959年9月23日,久旱逢喜雨。队长孙际桂在垱沟看水,他把上田水放到下田一部分。苏海清从黄溪大队开会回来,不问青红皂白,大骂他不该放水。孙际桂 申辩了几句,苏上去连推带打,有抡起拳头,对着孙的脑袋狠击三拳,将他打倒在地。孙当场吐血,而苏海清骂了几声转身而去。

1959年12月,苏海清安排平整秧田,二队原地主孙逢圣因水肿病,劳动中没有力气,干了半天,实在受不了,就在田坎上坐了一会儿。苏海清检查生产,正好 看见孙逢圣在地上坐,就讯问他为什么不做事?孙见苏书记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连话也说不出来,半天才战战兢兢地解释自己有病。苏海清上去就是三个耳光,强 迫他马上下田劳动,还饿他三天不给饭吃。

1960年1月24日,三元大队集中男女劳力,突击修叶家湾水库。孙逢圣病情严重,便向队长请假。队长批准他在工地上修整土筐和看小孩。26日清晨,苏海 清在工地检查出工情况,见孙一个小孩坐在床上,便不问青红皂白,抄起一根扁担,对着孙逢圣就是两家伙,将孙打倒在地,有强迫他上工地挖土。干到下午,孙逢 圣实在坚持不了,在地上坐了一会儿,又被苏看见毒打一顿。到吃晚饭的时候,孙慢慢爬到公路上,昏死过去。被上晚班的社员发现,将他抬回家中,当夜死去。

1960年5月5日,中共澧县县委政法委党组《关于苏海清严重违法乱纪、打死人命一案预审情况和处理意见向县委的报告》,“该犯一贯利用职权,为非作恶, 侵犯人权,打死打伤人命。53年秋至60年3月,先后打罚87人。其中贫农32人,中农32人,农11人,地主12人;殴打32人、捆打16人、打跪20 人、吊打4人、罚站推搡1人、打锣游街2人、罚义务工12人。”

多行不义必自毙!苏海清作恶多端,终于撞上了枪口。事发于他让女饲养员戴友姑为死猪披麻戴孝当孝子、哭灵守坟事件!

1960年3月3日,三队女饲养员戴友姑养的一头猪病死了。队长孙际银请示大队副业主任汤明典。汤同意由队里自行处理。当时队里的公共食堂已经揭不开锅 了。孙便准备剥皮卖肉,搞电油盐钱。苏海清晚上来该队“检查食堂”,发现死猪,勃然大怒。当时上级还在鼓吹“养猪大跃进”,他他正想搞“百头猪场”,而人 都饿死不少,猪也没剩下几头了。苏海清暴跳如雷,将孙臭骂一通,当即责令要找木匠做棺材将猪埋葬。

次日清早,他在该食堂召集全大队各生产队事务长、饲养员和生产队长等二十多人的“死猪现场会”。苏海清先是要戴友姑交待死猪原因。戴说猪杀病死的,破口大 骂:“狗屁!猪是集体财产,是你害死想吃肉!”

批斗一阵,苏海清当场宣布:1,要做一付棺材和一丈二尺搞的墓碑,上写“故显考猪讳饿死之纪念坟墓”,写上年月日和喂猪人名字;2,要请道士开路。
时汤 永协说,“东门的道士请不来。”苏便要戴友姑请学校老师打秧歌锣鼓送上山;3,要八大金刚送猪上山(即八人抬棺送葬);4,养猪人带路抱灵,边走边哭: “我的猪爹,这就把你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抢了一张人皮,你跑慢了,抢了一张猪皮,把你饿死了,我的还你来世帐。”5,猪坟要埋一人多高;6,养猪人送 烟火(烧纸钱香烛)三天,送一次哭一次;7,见干部一来就要大哭猪亲爹。

并交代说,“明天公社生产大检查,有四个大队书记来检查,要哭的特别伤心些。”8,要搭棚守灵,守一个月。苏海清还一再强调:“一定要执行,谁违抗就的挨 辩论!”并指定大队养猪主任汤永协监督执行。

早饭后,他到金盒大队参加公社生产检查团。并对该大队书记刘光耀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在三元大队的淫威:“别的地方总死猪,我们那边死猪后惩办的办法就搞得 好。”并大言不惭地介绍经验。

当天,趁苏海清不在,戴友姑将死猪装进棺材,请两人送出葬。她自己披麻戴孝,为死猪哭丧。又在死猪坟前做了五尺高,一尺多宽的墓碑,按苏海清交代的,上写 “故显考猪讳饿死之纪念坟墓”,并在坟前搭棚守灵。

戴友姑守灵的第二天,见公路上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干部,以为是四个大队的书记来检查,马上放声大哭:我的猪爹,这就把你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抢了一张人 皮,你跑慢了,抢了一张猪皮,把你饿死了……”

来人是县公安局的干部孙东才,见山坡上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哭得古怪,便下车问明情况。孙东才闻讯义愤填膺,回到县里告发了此案。

县里立即派人来调查。三元大队社员民怨沸腾,纷纷反映:“苏海清不调开,三元大队不得翻身!”并向来人称苏是“苏日军”、“活阎王”。很快,苏海清被捕。

一时间,此案轰动全县,老百姓怒不可遏:死了几万人,没见干部过问。从古到今,没见过死了一头猪,竟然要活人给死猪当孝子的事!

1960年5月5日,中共澧县县委政法委党组提出《关于苏海清严重违法乱纪、打死人命一案预审情况和处理意见向县委的报告》:“苏犯海清一贯利用职权,行 凶作恶,残酷欺压群众,打死打伤人命,强迫群众给死猪出葬,任意压低群众口粮标准,奸污妇女,贪污多占,还多次伪造历史,假充功臣、排长,实属混入革命队 伍中的坏分子,已够成反革命罪,罪大恶极。我们意见,判处死刑,以平民愤。

正当此时,全国农村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运动,苏海清案成为运动典型,层层上报,又为中央批发全国,以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从 而震惊全国。

1980年,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中,澧县法院对该案重新判决,认为“苏海清罪不当死,应予改正。”

可澧县的老百姓却不这样看。原三元大队的一位受害者在接受采访时对我说:“苏海清罪大恶极,杀他十遍也不为多,也抵不了他做下的孽!”
淞澧分流工地案

中国人对阴曹地府的恐惧是不言而喻的:牛头马面、锯身分体、炸油锅、滚钉板、过刀山、过火海、挖心剖腹……在整风整社和“新三反”运动中,淞澧分流工地下 来的民工对工作队控诉说:“干部对待我们,一天到晚不是打,就是饿,比对待畜牲还不如!淞澧分流工地简直成了阴曹地府!”

庐山会议后的全国“更大跃进”,一是“反瞒产”搞粮食,二是“大办水利”。澧县县委为了争当“更大跃进”的上游,“大办水利”运动中,仅淞澧分流和王家厂 水库两个工地,就上马了156000多人,占全县三十万劳动力的50%。加上其他小型水利工程,全县三十万劳动力几乎全部上到水利工地。

淞澧分流,是澧县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1959年10月7日,湖南省委作为“更大跃进”的证明,正式批准该工程。淞澧分流工程量大,任务重,时间紧, 地域辽阔,工种复杂,工段分散。整个工程要新修大堤25714米,要穿湖过港,堵塞河口7处,长1778米,新建3座涵闸,共计土石方1187万立方。要 新建、堵口、开河、刨洲、刨堤、开渠、建闸等。

工程于11月初动工,县委提出:“要拿出大跃进的干劲,用大跃进的速度,赶在年底完工。”为此,从全县先后抽调了75600多人上阵。

11月16日,县委成立淞澧分流工程指挥部,下设青龙窖、郭家口、珠矶湖、七里湖四个指挥所。各公社工地队伍为大队,各大队工地队伍为中队,各生产队工地 队伍为分队。

11月13日,第一次工地党委扩大会议正式决定:11月完成任务的50%,12月底全部完工。要在一个
半月内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绝对只能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

任务层层往下压,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干部们就是一个字:打!从此,整个工地弥漫着浓郁的血腥。

据1960年6月18日中共澧县县委整风办公室《关于淞澧分流工程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以及严重死亡情况向县委的汇报》,“十一至十二月,在工作中产生了 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对民工生活关心不够等严重问题,先后死亡民工440人,其中病死310人、打后致死88人、打后自杀40人、当场打死2人。”

《汇报》说,在4641名干部中违法乱纪的就有,2022人,占干部总数的43.5%。其中公社干部251人,打人的96人(正副书记18人,党委委员 25人),占公社干部的43.5%;大队干部823人,打人的636人(正副书记128人,总支委员205人),占大队干部总数的77.3%;生产队干部 3507人,打人的1290人,占生产队干部总数的36.8%。被打的民工13871人,因打残废的128人,受伤345人。指挥部295名干部没有强迫 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

而知情人告诉我:指挥部的干部架子更大,官气更足,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更凶。动不动就是“狗日的,老子打死你!”就连下面的干部一听说指挥部的来检查,也 吓得发达抖,更不要说民工了。整风时,好象指挥部的干部,只有7个人没事,还得了表扬。那其他人“没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的说法,还能够说得过 去?”

《汇报》反映了死亡民工的情况:“从工区看,青龙窖、珠矶湖最为严重,郭家口、七里湖次之。

“青龙窖工区有如东、澧西、澧南、东门、梦溪、大围、宜万等7个公社,计死民工193人。其中病死124人、当场打死1人、打后致死43人、打后自杀25 人、残废22人,受伤312人。其中以宜万、梦溪、澧西最为严重。

“珠矶湖工区有方石坪、王家厂、太青、官垸等4个公社,计死民工141人。其中病死104人、当场打死1人、残废4人,打后致死31人、打后自杀5人、受 伤19人。其中以方石坪、王家厂最为严重。

“郭家口工区有澧东、盐井、闸口、余家台4个公社,计死民工70人(原文如此——引者)。其中病死53人、打后致死9人、打后自杀2人、伤13人。其中以 盐井、澧东最为严重。

“七里湖工区有渡口、白衣、津郊、新洲等4个公社,计死亡民工27人。其中病死15人、打后致死5人、打后自杀8人、残废2人、受伤1人。”


于淞澧分流工地死人事件的现象和原因,在大量调查核实之后,《汇报》做了一些初步的说明和分析,认为工程量大,任务重,干部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是 造成“淞澧分流惨案”的基本原因。

官垸会议造成了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打人风。

12月6至7日,各工区停工整顿,贯彻落实官垸会议精神,四个工区都发生程度不同的打人事件,而以青龙窖、珠矶湖最为严重。他们是每个中队都必须“辩论” 一个分队级的干部。珠矶湖工区方石坪一大队13中队报“辩论”人,供应股长叶汉菊,被批斗者们抽嘴巴,抽得他嘴巴肿得像个猪头,一个多月还没消肿。巴王岭 中队指导员马大元被打的半个多月起不了床。

12月8日,青龙窖澧西大队贯彻官垸会议精神,点了11个人上台批斗。除毒打外,还用3个采菱的大腰盆装满冷水,让被斗对象脱光衣服洗冷水澡。当时北风呼 啸,气温在零下,水中结冰。被斗对象在水里越喊冷,就越要你扎深些,时间待长些。结果新剀中队的陈祖青受冻不过,连喊救命。批斗者不但不让他出来,还说他 态度恶劣,一阵猛打。终于他被冻死在腰盆里。

大围和王家厂大队则各办起一个教养队,专门劳教那些“劳动不积极的人”。教养队实行监狱管制,被教养人都是犯人,不仅“强迫劳动改造”,还在他们衣服上写 “偷盗”、“出工不积极”、“多吃饭”等,并在其脸上画花脸,不准与民工一块挑土、吃饭、讲话。

而宜万大队为了响应指挥部的命令,显示“大干、苦干、拼命干”的干劲,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提出“三光政策”:头光、身光、脚光,出工民工一律光头,不准带 斗笠;打赤膊,不准穿蓑衣;打赤脚,不准穿鞋,一直干到半夜。

官垸公社五菱大队总支委员张儒兴在工地打人160多个,扣饭不计其数。贫农社员刘世教先后被扣饭160多次,挨打三次,最后一次打后三个钟头致死。后来下 工地后,刘世教有个三岁多的小孩在禾场上捡了一点蚕豆梗,竟被张儒兴丢在水里淹,此后也死了。

《汇报》说:“至于中队一级的辩论斗争,差不多天天都有,从指挥部直到中队层层找原因,层层违法乱纪,斗辩民工。是造成严重死亡的原因之一。”

为了提高出勤率,官垸会议规定:病人不准超过1%。而天寒地冻,民工们劳累过度不休息,又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差不多20%的人都抱病在身。各级干部对病人 就是一句话:“出工,病死也要到工地上去死!”

王家厂大队11中队社员谭杏桃,因病没出工。脱产干部樊明中强迫他必须先出一天工,不然的话,有你的好家伙吃。白衣大队蒲山中队社员黄培然,因病倒地想请 假歇几天。干部对他说。安排你个好活路,到柴山砍柴去。走到半路,黄培然一头栽倒,再也没有起来。官垸大队光明中队黄家玉、郑大泉因病不能出工。干部命令 他们到珠矶湖被楠竹,结果死在路上。

宜万蔡家中队共死民工75个。12月中旬有一天有35个病号,按1%的比例,指标是3人。当时医生冒风险批了叶正中等7人,其余吴学明、易法生等27个病 号被赶上工地,上述二人才辈出了三天工死亡。
工程量大,任务重,时间紧,劳力缺。而全县劳力都上了水利工地。县委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各公社强行摊派劳动力,公社也没人,就把老弱病残也派上阵来。

仅第一批上工地的“劳力”中,“小的十二三岁,大的60多岁。在家就有了病的也不少,有的还没走到工地即死在路上。如大围大队杨家中队上堤的民工346 人,15~20岁的120人……55岁以上的有23人。其中有老病的32人,最严重的12人。宜万大队蔡家中队在上堤民工275人中,有痨濒的35人,黄 肿病(浮肿病)6人。如黄世法、陈世和都原有痨濒而死。”

对于1960年6月18日中共澧县县委整风办公室《关于淞澧分流工程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以及严重死亡情况向县委的汇报》中,死人情况的数字,我查到不同 的说法。一份于1960年3月6日的材料说到一个数字:“1247人”,但又为钢笔划去,改为“720人”。当年在淞澧分流工程指挥部的干部对我回忆说: 具体数字记不清楚了,好象是不到两千人”。此说对应第一个数字,应该可信!

章自福,男,澧县李家铺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初小文化。1960年因严重违法乱纪、打死人命被执行枪决。同案犯有聂廷东、龚明富、郑昌银3 人。

澧县自古民风淳朴而骠悍,而李家铺的民风尤其尚勇好斗。皆因李家铺地处丘陵,主要出产水稻。虽然水源丰富,但旧社会澧县没有公共灌溉和排涝系统,一家 一户小农经济,种田人最大的心病,就是稻田灌水的大事。

天干半月成旱,眼看着上面的水下不来,人家不让水从他田里过;下雨三天成涝,下面的田主绝不会让别人田里水往自己田里排。为了抢水、排涝的事,这里常 发生械斗事件。李家铺这地方,李氏宗族人多势众,欺负小门小姓的人家是常事,尤其是一遇旱涝灾害,小姓人家简直就没好日子过。天旱了,李氏宗族的人抢水占 上风;遇涝了,他们挖沟放水逞霸道,反正一上就是一族人,吵架打架不吃亏。

章自福出身中农,家境尚好。但其父母都是本份老实人,为种那几亩水稻田,吃了李姓人的不少亏。章自福长大之后,常为水的事和人冲突,但他发誓决不能象 父辈那样受气窝囊挨人欺。他脾气暴燥,打起架来敢拼命。

一次为抢水和人打起来,他抡起锄头往人脑壳上挖,差一点儿闹出人命来。几次下来,人家怕了他那股打死架的劲,一般人不敢惹,他还时常敢找李姓人的碴。 后来他又和镇上的一群泼皮混成了把兄弟,打架、闹街成了经常的事。只要哪里有赶场唱戏的场合,人群中总少不了章自福那一伙泼皮窜来窜去,吃白食、调戏妇 女、打架斗殴。长此以往,养成章自福一狠二毒三拼命四流氓无赖的性格。四乡八村,提起章自福的大名,老实农民没有不怕他的。一来二去,提起章自福,就连津 市码头的青帮大哥也得买他的帐。

1949年大军南下解放澧县。土改工作队进驻李家铺,斗地主,分田地,老实巴交的农民没那个胆量,乡里乡亲的,抹不开面子。只有章自福这样的流子地痞 敢打敢拼,点水(提供情况)、捉人、斗争、动手(打人),事事都往前冲,李氏宗族的大户地富们倒霉了大,而那些南下干部对他非常器重。章自福成为“土改根 子”、民兵。在互助化和合作化运动中,章自福“撕得破脸”、“坚定突出”的斗争积极性更被干部看好,1955年,他加入了C.P,同年被提拔到县合作化工 作队。后任县人委任档案保管员、收发员,李家铺乡公共安全专家员、白衣公社政法副部长。1959年11月调任精华大队总支书记,兼公社party委委员。

章自福一贯违法乱纪,残害群众。

1959年章自福调精华大队总支书记职后,利用职权,胡作非为,勾结总支副书记龚延东、大队民兵营长龚明富、大队长郑罗银等人,迫害群众,用捆绑吊 打、罚跪、罚站、三九天泼冷水、冬天站腊水田、打赤膊吹北风、强迫被害人互咬生殖器等手段,残害干部群众,先后
打干部56人次,群众337人次,其中打 死2人。

当年县委的立案报告,对上述四人定了五条罪名:非法斗争,打死人命;惨无人道,摧残人民;横行霸道,拦路索财;欺上压下,破坏生产,奸污妇女,贪污多 占。

让我们根据当年澧县县委的处理材料,来看看章自福一伙的罪行。

1.非法斗争,打死人命:

1959年12月23日晚,章自福和龚明富在花格店新化食堂召开60多人的群众大会,斗争52岁的社员贺自远。贺自远是上中农,因公社化后,家业 Communist,衣食无聊,到59年,食堂以野菜糠壳当粮食,人饿得九死一生。因此,他对公社化和吃食堂牢骚满腹,对高征购的粮食政策非常不满。 1959年冬整社运动中,被定性为“有资本主义思想行为,经公社批准为辩论对象。

大会前,章自福召集了社员民主评议会,收集贺自远的材料。与会者见干部督阵,便纷纷揭发贺自远,说他不出工,砍了两棵树,开了自种菜园。还有的说他不 去食堂吃饭,(因喂牛,距食堂有好几里路,生产队干部批准、他自己吃)等等,贺自远被评为下游。

开批斗会那天,章自福亲自到会掌握。主持人人宣布起“罪行”后,社员们站起来七嘴八舌发言,你吵我骂的也很热闹。会议开了一阵,只斗没打,章自福火 了,认为会开的不激烈,指使龚明富将评为上游的社员雷某拖出来辩论,说他是“同情资本主义”,质问他为什么斗争不积极。一阵推打,将雷某打倒在地。

龚明富又召集20多名party团员和积极分子开会,布置哪些人为“主攻”,哪些人来“助攻”。章自福批评说“会开得没有劲,不激烈。反资本主义,干 劲越大越好,大家都要动手打,打出威风,打下资本主义的邪气。哪个敢放水(手下留情)的,就把他拖上去批斗……”

由章自福和龚明富亲自主持,会议重新开始,社员们为了自己不挨打,也顾不得乡里乡亲的情份,拳打脚踢,就连妇女也下起狠手,贺自远被打得很历害,龚明 富还亲自动手推打。斗了两个小时,贺自远被打倒在地,口鼻流血,气息奄奄。章自福见贺倒在地上没有声气,走到贺身边,猛踢两脚,说他是装死。龚也扯着贺的 手,说他“是装死!”并向群众宣布贺是“装死狗”。章自福对与会者说:“大家不要怕,贺自远是装死狗,就是死了,运动中死个把人不要紧的。以后还得这样 搞……”

散会后,章命令生产队长派人将贺送回家,第二天早上,贺气绝身亡。

1960年2月18日,公社来队检查“反右倾”。章自福为了个人名誉,“想在公社范书记检查‘反右倾’时有个好印象,”便人为树立“反右倾,鼓干劲” 的确典型。章找来聂延东商定,决定当晚半夜召开生产队长和妇女队长会议,要各生产队派先进和落后社员各一名参加,在一生产队新食堂开会,20多人连夜到 会。
会前,章自福主持召开生产队长先开布置会,第四生产队队长雷大灼提出,社员郑博先出工不积极。当时定郑为辩论对象,即由聂延东主持开会,章自福到会督 战。会议开始,雷大灼就点名,说郑博先散布泄气情绪,对人将,现在生产落后,是因为“社员劲头不大,吃不饱饭没干劲”,还说他“不服从须导”,提名辩论郑 博先。

37岁的郑博先,生产一贯卖力,在治湖、生产中先后八次评为劳动模范,并被选为县人大代表。

1960年2月18日,郑因饥饿和劳累过度,得了浮肿病,经领导批准从凇澧分流水利工地回家养病。但大队规定,不出工就不开饭。为了吃上一口饭,他还 带病出工,只有几次出工动作慢一点。

会议开始后,郑博先被带上会场中央来,20多人先后上去推搡殴打。聂延东不断鼓劲加油说:“今天会很重要,大家要鼓劲,任何人不准退缩,那个整不起不 就找那个!”郑博先站在中间,你推过去,我打过来。斗了一阵,郑大声喊:“救命!我受不住了,我快要死了!”章自福上去猛踢几脚:“你就没死,你个狗日 的,社会主义那能留你这种混世魔王活在人世!”

推打2个多小时,生产队副队长雷友光猛力将郑推倒在地,郑倒下后就不能动,口鼻流血,当场死亡。

章自福见此情景,在会上给大家壮胆说:“你们不要胆怯,今后右倾还得继续反的。那里有就在那里反,对右倾分子,死个把人不要紧。”说完散会。

郑死之后,聂延东向章自福请示处理,说是“这下有皮绊了,郑博先好像还是县人大代表呢!哪么搞才交得脱身啰?是不是先要向公社报告?” 章自福要他先不要乱了阵脚,要稳住神,好好想办法。并责怪他说:“这哪里报得!”两人商量一阵,决计制造假现场。当晚,章自福命令大队试验作业组长雷立仁 派人把死尸抬到四队保管室里。时已天明,又派妇女队长万俭秀在外边派人,以搞生产为名,暗中监视,不准人靠近保管室。到了晚上,将死尸抬到山里,用绳子吊 在树上。

当天晚上,队里以挖木蔸烧火为名,派社员上山。有人发现尸体,于是大队宣布郑博先属自杀。

同时,章自福多次在生产队长会议上,布置队长们,要压制群众,不准说此事,并派总支委员郑昌银专到四队负责监视,聂延东负责封锁消息。一天,聂听万延 秀反映,有一个十多岁男孩雷浴春,在群众中讲龚自远是被斗打死的。雷家是地主。又发现地主雷次甫在家写字,怀疑他是写状纸。

聂当即召开五类分子大会,以雷浴春“说怪话”,雷次甫“白天不出工”为口实,进行批打斗争。晚上由郑昌银主持召开全队群众会,又进行批打斗争。名曰 “压邪气”。

县里终于得知此事,派人下来调查此事。县检查团进行第一次检查走后,章、聂以死者之妻郭多姑偷了红薯种为名,指使队长雷大灼召开群众会,宣布对郭多姑 进行管制。又派龚明富把死者之弟郑博洪弄到大队部,威胁说:“县委工作队不能在这里住一世,有事还是要靠我们解决。”又把死者几个家属喊到大队部,章自福 请他们吃了一餐饱饭,并以给粮食和钱来利诱收买,不让家属上告。

2,残无人道,摧残人民。

章自福到精华大队,正是庐山会议以后,层层布置“反右倾”。章更加卖力。他以“整社”、“反右倾”、“辩论落后”为名,除打死上述两名社员外,还亲自 指挥打人、戴高帽子、罚站、冬天脱衣、吹西北风、泼冷水、站腊水田等刑罚,辱骂斗争干部25人,社员17人。其中被打成重伤6人。

作业组长黄洪堂因生产任务没完成,章自福命令他脱光上衣,时值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斗争批打一个多小时,打后腿肿了5天不能出工。作业组长田顺初被斗 打后外逃。章自福斗打辩论脱产干部陈章鳌后,对陈说:“今天整你,是为了今后你好整他们(指下面干群)。”

1959年冬,56岁女社员郭金姑,收了几个自己偷种在山坡上的地瓜卖给外队。龚明富得知,便将她抓到杨家富堰,发动群众推踢打,将她打倒在地。

社员雷大田,因10元钱与帐不符,龚发动社员推搡打殴约三个钟头,还亲自动手猛
击雷胸部两拳头。雷头部被打肿,脚上血流不止,受重伤倒床,半个月没出 工。1960年2月,龚去刘家食堂,社员刘国章喊了他一声“老龚”。他认为没喊“龚书记”,抓住刘国章就是一顿狠揍。

社员们私下喊龚明富为“恶老虎”。龚明富亲手摧残的群众达48人。

聂廷东直接摧残群众33人。其中推踉27人,冬天打赤膊泼冰水3人,站腊水田1人。

工程员雷华新,因不满于干部斗打社员,被聂廷东斗争,致使雷的一条腿摔成跛子。

17岁少女吴桂香,因吃不饱饿干活不力,被聂发现,罚她冬天站在腊水田,往身上浇冷水。几小时下来,吴桂香冻得半死。聂廷东哈哈大笑,让人将姑娘扶进 屋里,找来几件干衣服,又生上大火,聂廷东淫心大发,将周围人支开,硬要给吴桂香脱衣烤火,姑娘冻得动弹不得。聂摸上她身子,冰冷冰冷的,便没了情趣,吴 桂香有幸逃过此劫。

郑昌银共摧残社21人,其中10—15岁小孩10名。13岁学生马兴华,不小心踏了路上写的石灰标语。郑罚他脱掉衣服鞋袜,围着桌子转圈,直到转昏倒 地。小孩雷立真干活没力气,大冬天,郑昌银往他身上泼冷水1个多钟头,雷立真大病一场。

1960年旧历正月,13岁女学生雷凤英、10岁女学生朱凤秀,天冷挑粪便未脱棉衣。郑昌银大怒,说她们偷懒,强制她们脱去棉衣,站在腊水田里,浇冷 水淋湿衣服。致使二女大病。

县委整风工作组向县委汇报说,“章自福一伙为非作歹,致使精华大队干部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歪风邪气十分严重。全大队1758人,受迫害毒打者393 人,占总人口22%。全大队18个party员,打骂群众的11人,占60%。”

一生产队队长雷大顺,打人成性。社员周宜民饿不过,偷了队里的红薯种吃,便将他捆起来,斗争大会上,硬是用针线缝上他的嘴巴。

三队副队长雷有元,社员私下称他为“恶霸”。1959年腊月,60岁社员黄凤姑因带孙女,没出早工。雷有元就在川门食堂开斗争会,要她说原因。黄没吭 声,雷就端了一盆冷水,披头盖脸泼在她身上。

同月,川门作业组15岁女社员郭金枝,因来月经肚子痛,出工迟了一会。雷有元就在丁工堰工地上,当众强迫她脱光衣服打赤膊,郭金枝吓得大哭。出工的姑 娘们都跪下帮她求饶,说怎么罚都可以,郭金枝是一个女儿家,打不得赤膊的。雷就限令她脱得只剩一件单衣,在寒水里站了一早上,冻得她全身冰冻,还不给饭 吃。郭金枝因此大病半月,精神恍惚,几次痛不欲生想“找出路”自杀。家中人苦求苦劝,才苟且偷生。

1960年正月,女社员田巧美,因身染重病,向雷有元请假。雷跑到她房里,把她从床上拖下来,毒打一顿。到工地又限令她脱得只剩一件单衣,站在冬水田 里。田巧美大病一场,连吃药都没钱,差点病死。雷有元还几次上门逼她出工,见她起不来,还破口大骂:“你这个懒婆娘,出工就装死,当NO就上劲!”

更为恶劣的是,斗争社员马学金和黄珍美夫妇时,采用的手段令人发指。1960年元月18日,该大队妇女黄珍美,在治湖工地与石板滩社员马学金结婚,后 回大队转粮食关系。文书雷建峰电话请示章自福。章认为结婚没经他批准,十分恼火,便指使将其夫妇扣留,并交代雷建峰:“你的干劲大,任务交给你,晚上开会 斗争。”

当夜,章自福赶回大队,召开生产队长会议。人未到齐,章就提出:“今天要唱回杂戏。”“搞个大场合”。他让干部把马学金和黄珍美夫妻两人押来批斗,把 马学金衣服脱光推打斗争。斗了一阵子,马说要拉屎,瞅个机会跑了。

接着,又把捉来的“社会主义的逃兵”、17岁女社员田桃美押到会场。田桃美因在治湖工地吃不饱,过度劳累,逃跑回家。干部们便围着田桃美,让她脱光上 衣,一阵推打“肉搏”后,要开会了,又让她穿上衣服押起来。田姑娘上身和乳房,被这些禽畜抓得稀烂,下身连阴毛也被扯了几把。姑娘哭得死去活来。

会后,章自福去旁边屋里开电话会和写材料。奉命抓人的干部,把马学金和黄珍美又捉到大队来。

聂廷东提出要“唱杂戏”,发动干部们,又把马学金和黄秀珍弄来批斗。干部们会前脱过田桃美的衣服,过了瘾,淫兴还未消。这时便强令黄珍美脱去衣裤,只 穿一条短裤。又让马学金脱光衣裤。推的推,搡的搡,有人趁机在黄珍美的身上和乳房、屁股、大腿上乱摸。又把夫妻两人推倒在地,让两人各倒一头,把两人的头 部互相压到对方胯中。聂廷东还强制黄口含马的阴茎,并问香不香,臭不臭。又让马学金舔住黄珍美的阴部,夫妻二人口含对方生殖器在地上打滚,干部们在一旁围 观,哈哈大笑。

3,奸污妇女,贪污多占。

章自福到精华大队只有4个多月,即利用职权,奸淫妇女多人。1

6岁少女雷金秀,是大队卫生保健员。章自福威逼利诱,寻机奸污她多次。有一天早上,雷金秀进屋扫地,被他抱起来按在床上就强 J。从此以后,雷金秀就成了他的万物。有几次大队开着会,章自福还跑过来将雷奸淫后再接着开会。被他奸淫的还有卫生所调剂员,17岁女青年宋立英,18岁 的代大队妇女队长赵喜美,女社员刘雪英和雷令秀等人。

郑昌银1960年4月奸淫四队妇女队长万俭秀。聂廷东1958年奸污妇女马秋美,1959年奸污妇女胡秀芳。
1988年7月,我在澧县档案馆和县公安局有关章自福的档案卷宗中,查阅到了1960年4月开始的全县整风运动中,精华大队几位女青年写的《控诉 书》、《检举书》,和工作组找当事人所做的《调查谈话记录》。现实录如下:

控诉书

章自福调到精华大队来之后,首先就要我洗衣,洗了两个月后,就给了2元钱,买了两块肥皂。他前后三次调戏引诱我,都被我拒绝了。去年腊月,那天晚上开 会,散会后要我给他发火,说他冷得很。我去了,他把门关上,不要我出来,他要同我睡,要我同意。我不同意,他就动起手来,把我关在屋里,一定要和他睡,结 果那天晚上强迫发生了两次关系……(此处系当年查案人员意淫心态下要求交待的性交过程,有碍瞻光,故略――编者)

春耕生产,大队都到了川门,他没搬去,天天晚上都在屋里睡觉,我没依从,晚上都没发生关系。有一天白天,大队部锁着,他从厨房顶上翻过来,把我喊到屋 里,要我脱衣服和他发生关系。一把拉过我来,脱下衣服就压到床上,发生一次关系。晚上吃饭后他要我给他清文件,又强迫发生几次关系。

3月26日晚上,我父亲很不好,差点死去,我心里很急,要回家去看。他不让,把我叫去,说父亲不好,不要紧,和我谈了一会,就拉我睡了,发生三次关 系。开书记电话后,又发生5次关系,叫到他房里睡了三次。

4月5日他开会以后,把刁检秀留在大队,他叫刁检秀和我睡一个床,脱衣上床后,他跑了上来,挤在一个床上睡。我睡里边,章书记和刁检秀睡外边,他们发 生关系没有,我不知道,我没发生关系。

他到川门去后,要我去了两次,以后到卫生所,他又跟来,同宿两夜,多次发生关系。

宋三英(手印) 60年4月10日

[宋三英,17岁
贫农,学生,精华大队卫生所]

控诉书

控诉章自福,利用职权多次要我到他屋里去,要我在他床上睡,有一次被闩在屋里动手脱我的衣服,将我的衣服脱光,发生关系两次,这完全是逼我的,特此控 诉,请求party委对他处分。

控诉人 刘雪英(盖章)

60年4月12号

检举书

赵芝英,女,18岁,贫农,大队妇女工作

1960年3月开评比会,章自福要我到他屋里去,发生关系,我不干,(此处字迹不清)第二次用强迫手段,把我拉到屋里,把我推到床上,关上门吹灯,用 力压在身上,脱我的衣服和裤子,我还是不干。在这次当中,当被强迫发生关系一次。因隔壁是在开大队干部会,只有一层格子板壁,时间不大,只3分钟。

检举人:赵芝英(手印)

1960年5月5日

调查谈话记录

谈话对象:雷秀英,女,16岁,贫农,精华大队卫生所保健员

我到大队卫生所是章书记让我去的,说好好干,听我的话,有我的好处,我还年轻漂亮嘛,party叫干啥就干啥。有一次我到大队部,他叫我给他炒菜,端 上去,他叫我陪他,又说一些挑逗的话。当时我年纪小,还不大懂,他就动手动脚。我害怕,找个理由回去了。我睡了,他喊我的门,要我开开就拿一件东西。我把 门开开,他就把门闩上了,就要我和他睡。他是书记,劲又大,我真的怕。首先我是铺着睡的,他上床后就把我搬翻身,脱我的衣。他没脱衣,是解的小衣(方言裤 子——编者按)扣子(他在掌握开会,作业组长都有),就发生了肉体关系,还未完时,胡会计喊他,他从身上下来了。2月份我给他洗完床单和被单,衣服晒干, 他要我进去给他拆棉衣(此处不清――编者按)我要开门出来,他要我等会去,在床上坐。我不肯,他就要发生关系,脱我的小衣。我两脚没洗,脚上泥,小衣只脱 一半,上身睡在床上,两脚吊在床下横起睡的。他没脱小衣,解的小衣扣子,就在床上发生了关系。还未下马,胡会计在外喊他吃晚饭,他怕胡会计看见就下来了。 3月份一天,他要我给他清屋,他在床上坐,我在给他扫屋,扫把放下,就不要我去了(此处不清――编者按)我要出来,刚到门边就被他拉进来,要我和他睡,他 脱衣服,发生关系,过一会,他就下去了。

记录问:他给你了什么东西?

答:只买一双袜子,没给钱。

口述人:雷秀英(手印)

记录人:彭仪玉(盖章)

1960年4月11日
4,横行霸道 ,拦人索财。

自1959年11月至1960年,大饥荒降临,各地逃荒的人流如潮。精华大队外逃荒讨米要饭的群众213人,占总人口12%。为此,章自福下令路上设 卡,拦截来往行人,扣压财物。

1960年2月9日,章自福召开大队作业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他布置说:“俺大队人外跑多。凡是从大队路过的,没有证明的一律扣下搞生产。”

元月29日至3月28日两个月内,全大队共扣留过往行人705人,其中被斗137人。2月10日一天设立三个哨长,由龚明富、雷友元、关阳银等人率民 兵持枪检查,一天捉拿过往行人百余人。

据不完全统计,扣压猪肉150斤,鱼64斤,食油3斤,米30斤,黄豆40斤,雨衣一件,套鞋一双,被子一床,布5尺,棉花15斤,烟叶3斤,人民币 15元。都为大队干部自己吃、用、拿了。

方圆几十里地,老百姓不敢从精华大队过,说是精华大队出了山大王,过路要留买路钱。群众称章自福等人为“四条蛟龙”。

章自福案上报后,湖南省委和C.P中央多次将此案作为社教和干部蜕化变质的典型案例,向全party予以通报。

1960年4月16日,公共安全专家部门将上述4人拘留,5月4日逮捕。鉴于以上罪行,1960年9月,章自福被判处死刑,聂廷东被判处有期徒刑15 年,龚明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郑罗银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981年5月14日,澧县人民法院对此案复审,认为该案是从上而下的反右倾,“五风”盛行情况下发生的,各级领导应分担责任;把上述错误因违法乱 纪,强迫命令加在一起,将章自福、聂廷乐定为蜕化变质分子,龚明富定为坏分子,郑罗银定为变质是无限上纲;对章可判有期徒刑,判死刑是错杀,应予纠正,作 好善后工作;对聂、龚撤销原判免予刑事处分,郑罗银属一般“五风”错误,免除追究刑事责任。

复审结论下传后,民情哗然。


http://www.kanzhongguo.com/node/360409
惨!刘家远杀子食子案(图)
发表时间: 2010-07-24 01:20   作者: 余习广   读者评论 2 条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经常给我们一些小伙伴惊心动魄、夜来恶梦搅魂的恐怖感,和夜间一见迎面过来长得凶神恶煞者,就有被害的恐怖, 扭头就跑的心里障碍。

刘家远是澧县如东人。如东靠近洞庭湖区,是个风景如画、富甲澧洲的好地方!

洞庭湖虽早已失去了曾经八百里烟波浩渺的气魄,但一片片淤积平原养育着一代代拓荒的洞庭儿女。澧东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田里出产粮、棉、油、丝、麻,湖中 盛产鱼、藕、莲、芡、菱。偶有田土歉收,则湖中的出产尽可让人们得温饱而有余金。如东人的富足,着实让澧州人为之艳羡。

然而,在苦日子年代中,刘家远杀害亲子食子案,却又着实让惨案频仍、业已见多不怪的澧州人民,也为之震撼和悲哀。

刘家远是一个老实人。他出身贫寒,自小在饥寒交迫、缺衣少食和受人欺凌中长成,养成了软弱自卑、沉默寡言的性格。1948年他被国民党抓壮丁,押上炮火连 天的东北战场。不久,他所在的部队全军覆没,刘家远也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在部队,战友们对他的评价还好,说他话不多说,事不少做,领导上喊往哪里打,他就 拼着性命哪里冲,大小也立过几次战功。但人老实到没多少出息,几棍子也打不出个屁来,因此不大讨干部喜欢。1950年,他复员回乡。

刘家远回乡后,分了土地还分了房子,老老实实地干活种田,渐渐生活也有了些起色,娶妻生子,小日子也还过得有些兴旺。乡亲们都说他娶了个能干泼辣的女人, 刘家远家旺人兴有了指望。

无论是互助组,还是合作化,运动一来,干部一号召,大会、小会一开,一说不加入就是思想落后、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拿他是复员军人说事,要他“起带头作 用”。刘家远胆小怕事,吓得战战兢兢,回家就要拿土地证,牵牲口。他老婆死活不同意,两口子每每都要大吵大闹一番。但刘家远总是带头入组、入社。合作社生 活一年不如一年,两口子意见也越来越大。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澧县的“共产风”在全地区都是有名的厉害。而庐山会议后,全县再一次刮起了十二级“共产台风”。

1961 年4月整风整社运动中,县委书记张琢,在中共澧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说:“这股‘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五八年公社化后起,到这次整风整社运 动开始止,才平息下来。据初步统计,公社化以来,全县各级刮的‘共产风’,折合金额达到3812万元,相当于三年农副业总产值(15732万元)的 23%;
中光是刮的社员个人的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246万元,相当于五九、六0年两年分配给社员部分的30%。其中包括集体土地29563亩,社员 自留地24307亩,房屋123960间,各种农具3823837件,现金2699000元等,每户平均90.4元,人平24.77元。

特别是拆房屋,挖祖坟,叫社员餐风露宿,几代同房,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挤一间房,最使社员伤心和恼火。社员形容那种情况是:“公媳同房,帐子 做墙,说话为难,洗澡过关。”

如东公社的“共产风”越来越大,“一平二调”刮得树倒屋毁,家破人亡。土地、自留地、房屋、耕牛、牲猪、羊、鸡、鸭、鹅、锅、坛子、桶、刀、铲、火钳、 钵、碗、菜盆、鼎锅、撑架、箱子、床、柜、桌椅板凳、犁、锄头、锹、粪桶、扁担、箩筐……

全社“一平二调” 社员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72076元,每户平均106.8元。刘家远家中被搜得一干二净,就连桌、椅、板凳、刀、铲、钵、碗也没留下半点。

如东公社各级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也非常严重。据张琢在一次整风运动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说:如东公社的干部对人民群众采取了法西斯统治,随便打人、骂 人、捆人、吊人、扣粮、斗争、“辩论”、罚吹西北风、吃草、吃泥巴、喝尿、吃牛屎、灌大粪、儿打娘、敲牙齿、针缝口等。公社成立劳改队,有的大队还成立了 改造队。开辩论会的时候,先把积极分子教好,让他们起带头作用,然后干部吹哨子为号,一起涌上去打,哨子控制节奏,吹得快,打得要快,吹慢就慢打,吹得声 音大就打重,吹得轻,就打轻点等等。

1958年9月,干部带头从刘家远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25元钱不交公。

刘家远杀子食子案

常言说得好,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骑。别人挨打,家族中有人的,或者本人刚强的,下手者还有些手下留情。而刘家远人菘货馕,平时就被人欺负惯了,这回两 口子更遭了大罪。那年月,对老实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他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头栽倒在地,就连两岁多的儿子也被人一脚踢得半天没哭出 声。别人老婆挨打,做丈夫的无论如何也会跳起来拼命;他老婆挨打,刘家远缩在墙角不敢吱声。干部们走后,他老婆又哭又闹,口口声声骂他是个废物,没得本 事,连老婆都护不住。

家里分文无有,两口子连看这场伤病的钱也没有。还是邻居好心,去扯了些治伤的草药来,两口子过了好些天才慢慢恢复。

1959年9月,如东公社各大队搞起“反偷风” 运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级开大会,要社员老实坦白交待从1959年春荒以偷盗集体庄稼的罪行,说是“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积极交待、交待退 回的,既往不咎。抗拒不交的,罪加三等。”

审到刘家远时,干部硬逼他老实交待。他在惊恐之下,承认说偷过一次苞谷。其实当时苞谷在地里还刚刚结穗,显然是强逼屈招。结果干部们硬说他偷了一次有二 次,有二次就有三次。前前后后给他算成偷盗集体粮食20斤,硬是逼他交出来,并带民兵到他家抄家。干部们把他老婆在收割中稻时从收割后的田里捡的5斤多谷 子全都抄走,公共食堂又罚他一家三口人停伙两天。

是年冬,因家中断粮断炊,他老婆实在饿得受不住了,于是丢下刘家远和儿子,跟着一个男人跑到外乡了。

1960 年春节前后,家里粒米不剩,刘家远父子常常连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别人家为了救命,也顾不得人民公社的种种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鱼、挖藕,搞点 吃的。刘家远胆小怕事,坐在家里干挨饿。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围着他要妈妈、要吃的。刘家远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屋里独自 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大年三十晚上,邻居见他家实在是太可怜了,便给他端过来一小碗野菜粥,父子俩这次总算吃了顿年夜饭。

这时,公共食堂一天开一顿伙,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给一勺子。刘家远的“饭”,常常被孩子吃了还不够,整天围着他哭闹喊饿。这时刘 家远自己也饿出了浮肿病。

不久,公共食堂停伙断炊。刘家远父子俩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到孩 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还经常出现幻觉,就连做梦也是梦见白米饭、红烧肉和红烧鲤鱼,还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动的猪,想吃肉都快要想疯了。

当天夜里,他看到躺在铺上的儿子饿得就快要断气了,恶念顿生。心想,与其让儿子受罪,还不如把他杀吃了,吃个饱肚子自己再死也好。于是他找来一把破菜刀, 几刀就把他儿子杀死了,并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偷偷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罗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那天晚上,刘家远说他几年来第一次吃了餐过瘾的肉!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 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跑到公社去报案。

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 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刘家远案在澧县影响很大。大概直到1964年初,随着人们的兴奋点转移到“四清”运动对干部“四不清”问题上去,刘家远案才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但是, 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而言,刘家远案是我们永远的恐惧和心痛!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人们从大字报和批斗大会上,经常可以听到和看到对当年 “四大公案”的控诉。可以想见,澧县的“文化大革命”会有多么激烈、多么残酷……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4/d93762b251a69cf0deee854f75a12726/1/0/1.shtml
『贴图专区』[社会万象]“三年困难时期”的典型惨剧:刘家远杀亲子食子案(转载)
K  作者:切耳焖猫  提交日期:2009-03-19 10:46:07 访问:940 回复:1
楼主
刘家远是澧县如东人。如东靠近洞庭湖区,是个风景如画、富甲澧洲的好地方!
1959年9月,如东公社各大队搞起“反偷风” 运动。同时大饥荒开始。
是年冬,因家中断粮断炊,他老婆实在饿得受不住了,于是丢下刘家远和儿子,跟着一个男人跑到外乡了。
1960年春节前后,家里粒米不剩,刘家远父子常常连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别人家为了救命,也顾不得人民公社的种种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 鱼、挖藕,搞点吃的。
家远胆小怕事,坐在家里干挨饿。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围着他要妈妈、要吃的。刘家远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 常坐在屋里独自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大年三十晚上,邻居见他家实在是太可怜了,便给他端过来一小碗野菜粥,父子俩这次总算吃了顿年夜饭。
这时,公共食堂一天开一顿伙,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给一勺子。刘家远的“饭”,常常被孩子吃了还不够,整天围着他哭闹喊饿。这 时刘家远自己也饿出了浮肿病。
不久,公共食堂停伙断炊。刘家远父子俩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 到孩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还经常出现幻觉,就连做梦也是梦见白米饭、红烧肉和红烧鲤鱼,还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动的猪,想吃肉都快要想疯了。
当天夜里,他看到躺在铺上的儿子饿得就快要断气了,恶念顿生。心想,与其让儿子受罪,还不如把他杀吃了,吃个饱肚子自己再死也好。于是他找来一把破菜 刀,几刀就把他儿子杀死了,并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偷偷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罗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那天晚上,刘家远说他几年来第一次吃了餐过瘾的肉!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 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跑到公社去报案。
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 什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作者:切耳焖猫 回复日期:2009-03-19 10:48:13 

1#
图片来源于澧县公安局档案馆,小孩的头颅放在一块砖头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dcdc690100ldgn.html
念斐的巴黎手记
http://blog.sina.com.cn/nianfeidebalishouji
刘家远杀子食子案(图)       (2010-09-18 17:23:35)转载
标签: 刘家远杀子食子 文化大革命 文化    分类: 历史轮盘
刘家远杀子食子案(图)

                             作者:余习广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经常给我们一些小伙伴惊心动魄、夜来恶梦搅魂的恐怖感,和夜间一见迎面过来长得凶神恶煞者,就有被害的恐怖, 扭头就跑的心里障碍。

刘家远是澧县如东人。如东靠近洞庭湖区,是个风景如画、富甲澧洲的好地方!

洞庭湖虽早已失去了曾经八百里烟波浩渺的气魄,但一片片淤积平原养育着一代代拓荒的洞庭儿女。澧东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田里出产粮、棉、油、丝、麻,湖中 盛产鱼、藕、莲、芡、菱。偶有田土歉收,则湖中的出产尽可让人们得温饱而有余金。如东人的富足,着实让澧州人为之艳羡。

然而,在苦日子年代中,刘家远杀害亲子食子案,却又着实让惨案频仍、业已见多不怪的澧州人民,也为之震撼和悲哀。

刘家远是一个老实人。他出身贫寒,自小在饥寒交迫、缺衣少食和受人欺凌中长成,养成了软弱自卑、沉默寡言的性格。1948年他被国民党抓壮丁,押上炮火连 天的东北战场。不久,他所在的部队全军覆没,刘家远也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在部队,战友们对他的评价还好,说他话不多说,事不少做,领导上喊往哪里打,他就 拼着性命哪里冲,大小也立过几次战功。但人老实到没多少出息,几棍子也打不出个屁来,因此不大讨干部喜欢。1950年,他复员回乡。

刘家远回乡后,分了土地还分了房子,老老实实地干活种田,渐渐生活也有了些起色,娶妻生子,小日子也还过得有些兴旺。乡亲们都说他娶了个能干泼辣的女人, 刘家远家旺人兴有了指望。

无论是互助组,还是合作化,运动一来,干部一号召,大会、小会一开,一说不加入就是思想落后、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拿他是复员军人说事,要他“起带头作 用”。刘家远胆小怕事,吓得战战兢兢,回家就要拿土地证,牵牲口。他老婆死活不同意,两口子每每都要大吵大闹一番。但刘家远总是带头入组、入社。合作社生 活一年不如一年,两口子意见也越来越大。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澧县的“共产风”在全地区都是有名的厉害。而庐山会议后,全县再一次刮起了十二级“共产台风”。

1961 年4月整风整社运动中,县委书记张琢,在中共澧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说:“这股‘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五八年公社化后起,到这次整风整社运 动开始止,才平息下来。据初步统计,公社化以来,全县各级刮的‘共产风’,折合金额达到3812万元,相当于三年农副业总产值(15732万元)的 23%;其中光是刮的社员个人的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246万元,相当于五九、六0年两年分配给社员部分的30%。其中包括集体土地29563亩,社员 自留地24307亩,房屋123960间,各种农具3823837件,现金2699000元等,每户平均90.4元,人平24.77元。

特别是拆房屋,挖祖坟,叫社员餐风露宿,几代同房,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挤一间房,最使社员伤心和恼火。社员形容那种情况是:“公媳同房,帐子 做墙,说话为难,洗澡过关。”

如东公社的“共产风”越来越大,“一平二调”刮得树倒屋毁,家破人亡。土地、自留地、房屋、耕牛、牲猪、羊、鸡、鸭、鹅、锅、坛子、桶、刀、铲、火钳、 钵、碗、菜盆、鼎锅、撑架、箱子、床、柜、桌椅板凳、犁、锄头、锹、粪桶、扁担、箩筐……

全社“一平二调” 社员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72076元,每户平均106.8元。刘家远家中被搜得一干二净,就连桌、椅、板凳、刀、铲、钵、碗也没留下半点。

如东公社各级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也非常严重。据张琢在一次整风运动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说:如东公社的干部对人民群众采取了法西斯统治,随便打人、骂 人、捆人、吊人、扣粮、斗争、“辩论”、罚吹西北风、吃草、吃泥巴、喝尿、吃牛屎、灌大粪、儿打娘、敲牙齿、针缝口等。公社成立劳改队,有的大队还成立了 改造队。开辩论会的时候,先把积极分子教好,让他们起带头作用,然后干部吹哨子为号,一起涌上去打,哨子控制节奏,吹得快,打得要快,吹慢就慢打,吹得声 音大就打重,吹得轻,就打轻点等等。

1958年9月,干部带头从刘家远家中,
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25元钱不交公。

刘家远杀子食子案

常言说得好,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骑。别人挨打,家族中有人的,或者本人刚强的,下手者还有些手下留情。而刘家远人菘货馕,平时就被人欺负惯了,这回两 口子更遭了大罪。那年月,对老实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他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头栽倒在地,就连两岁多的儿子也被人一脚踢得半天没哭出 声。别人老婆挨打,做丈夫的无论如何也会跳起来拼命;他老婆挨打,刘家远缩在墙角不敢吱声。干部们走后,他老婆又哭又闹,口口声声骂他是个废物,没得本 事,连老婆都护不住。

家里分文无有,两口子连看这场伤病的钱也没有。还是邻居好心,去扯了些治伤的草药来,两口子过了好些天才慢慢恢复。

1959年9月,如东公社各大队搞起“反偷风” 运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级开大会,要社员老实坦白交待从1959年春荒以偷盗集体庄稼的罪行,说是“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积极交待、交待退 回的,既往不咎。抗拒不交的,罪加三等。”

审到刘家远时,干部硬逼他老实交待。他在惊恐之下,承认说偷过一次苞谷。其实当时苞谷在地里还刚刚结穗,显然是强逼屈招。结果干部们硬说他偷了一次有二 次,有二次就有三次。前前后后给他算成偷盗集体粮食20斤,硬是逼他交出来,并带民兵到他家抄家。干部们把他老婆在收割中稻时从收割后的田里捡的5斤多谷 子全都抄走,公共食堂又罚他一家三口人停伙两天。

是年冬,因家中断粮断炊,他老婆实在饿得受不住了,于是丢下刘家远和儿子,跟着一个男人跑到外乡了。

1960 年春节前后,家里粒米不剩,刘家远父子常常连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别人家为了救命,也顾不得人民公社的种种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鱼、挖藕,搞点 吃的。刘家远胆小怕事,坐在家里干挨饿。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围着他要妈妈、要吃的。刘家远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屋里独自 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大年三十晚上,邻居见他家实在是太可怜了,便给他端过来一小碗野菜粥,父子俩这次总算吃了顿年夜饭。

这时,公共食堂一天开一顿伙,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给一勺子。刘家远的“饭”,常常被孩子吃了还不够,整天围着他哭闹喊饿。这时刘 家远自己也饿出了浮肿病。

不久,公共食堂停伙断炊。刘家远父子俩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到孩 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还经常出现幻觉,就连做梦也是梦见白米饭、红烧肉和红烧鲤鱼,还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动的猪,想吃肉都快要想疯了。

当天夜里,他看到躺在铺上的儿子饿得就快要断气了,恶念顿生。心想,与其让儿子受罪,还不如把他杀吃了,吃个饱肚子自己再死也好。于是他找来一把破菜刀, 几刀就把他儿子杀死了,并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偷偷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罗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那天晚上,刘家远说他几年来第一次吃了餐过瘾的肉!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 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跑到公社去报案。

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 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刘家远案在澧县影响很大。大概直到1964年初,随着人们的兴奋点转移到“四清”运动对干部“四不清”问题上去,刘家远案才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但是, 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而言,刘家远案是我们永远的恐惧和心痛!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人们从大字报和批斗大会上,经常可以听到和看到对当年 “四大公案”的控诉。可以想见,澧县的“文化大革命”会有多么激烈、多么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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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论坛 > 历史与思索 > 刘家远杀子食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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