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先:我和刘贤斌的聚散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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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先:我和刘贤斌的聚散人生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异见人士的妻子

Untitled

图为刘贤斌与陈明先夫妇合影

几年前,贤斌还在四川省第三监狱(在大竹县城)里服刑,一 直在外面为他奔走呼号的朋友欧阳懿就正告我,要我写点关于我和贤斌的文 字。我想我实在写不出。我和贤斌的相识很简单,并没有人们想象 的传奇。1993年11月,我在遂宁中学教书。贤斌从秦城监狱出来了,帮他二嫂看守过店面。我常常去和他二嫂聊天,我们 就这样认识 了。
和贤斌说 过些什么呢?现在的我已无从回忆。虽然见 证过1989年事件的场景,但对他的经历,我仍充满了好奇。遭遇过如此苦难 还能乐观积极的男子,还有什么苦不能吃呢?我对 他有着十二分的好感。虽然他没有工作,户口又在城郊的农 村,但那时我已经意 识到单位和户口在以后都没有多大的意义,只要他能养 活自己,我就能养活自己和孩子。
我和贤斌交往,始于1994年3月。当时贤 斌已经离开遂宁,开始穿梭于遂宁与成都之间,推销一种叫芒果茶的饮料。我一向疏于对钱财的关 注,但看他吃苦耐劳,也就喜在心里。
大概是5月,贤斌说要到北京去。临行前,我们在遂宁破旧的街上溜 达了很久。贤斌怕我孤 单,提出给我买一台黑白的电视,我拒绝了;他又提出给我买一串金项链,我不愿意。后来我们想去照张合 影来做纪念。可转了好几个相馆,老板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生意,我和贤斌只好花35块钱奢侈一下,照了一套(4张)黑白的婚 纱合影。
暑 假,二哥全家到北京旅游,捎去了我的信和送给他的衣衫。后来他们带回贤斌的信和一盒《似水年华》的磁带。信中说黄昏时分,他一个 人坐 在公园里,听着远处传来的钢琴曲,思念着家乡的亲 人,是如何地泪流满面。
9月13日,我们登记结婚。因为贤斌又要匆匆离开,来不及照标准相,我们就把一张黑白 婚纱合影贴在了结婚证上。贤斌带着一张 合影到了北京,我守着三张照片呆在遂宁。也许是不堪相思之苦,贤斌也曾有让我到 北京找工作的打算,但后来不了了之。在 贤斌母亲的催 促之下,1995年的1月28日,我们举 行了简朴的婚礼。想是贤斌从人大学生一下变成监狱囚徒的遭遇,让他的 母亲背负了太多的压力,而今她才有了扬眉吐气之日。贤斌的母亲说,她在婚礼上一直想唱歌。而我那可怜的母亲却一直在流泪,她 是在婚礼前夕才得知贤斌全部的情况。我的母 亲无奈地问:“刘贤斌有几分田地?”

在遂宁中学继光楼一楼西侧紧邻男生寝室的那间小屋,我成了贤斌的新娘。我们的新 家很简单:一张24寸的黑 白合影挂上了墙,漏光的塑料绿方格纸贴满了大大的窗 户。如果站在窗前眺望,可以看见院里的一棵大榕树、一座青瓦盖的小亭子和一口古 钟。古钟早已被人遗弃,几乎就没有发出过声音。婚后的第一天早晨,贤斌孩子似地拿着铁锤去敲钟。假期的校园很宁静,那浑厚 古朴的钟声悠远而绵长。
这个生活细节,贤斌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起过。我想那是因为小屋和钟声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也 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安宁生活的象征。
正月初四的晚上,我们和贤斌的同学聚会回来,发现学生寝室的大门没上锁,小屋的门已经被打开。房间里的东西井然有序,但 放在书桌里的两台相机中的一台不翼而飞。对 于这次被盗的蹊跷之处,贤斌有别样的理解:小偷的目的在于胶片,而不是财物。这样,友 人陈兵被迫丢失了他的相机,而我和贤斌被迫 丢失了关于婚礼的所有记录。
贤斌已隐约感觉到了些什么,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心情。我 虽有些遗憾,但也无从追究。只是一提那些相片,我常一厢情愿地想它们还躺在一个安全的角落,也许某一天会被如数归还。
婚后贤斌和我呆了多久,我记不清。他总是匆匆而去,突然而回。他 一走,我的心就跌入了无底的深渊,没有他的一点音讯,我的担 心无处倾诉。也许是相聚的日子太少太少,以至于结婚 多年之后,看他突然回来,我还会满怀羞涩,心跳不止。
1995年的夏天,贤 斌带着我去保石中学看望他的好友欧阳懿。那时,欧阳懿已经为人父了。孩子甚小,我和罗老师在家看小孩,欧阳懿就带着贤斌到当地农民家 里搞调查。调查归来,贤斌很兴奋,挥笔写了好几天。
等到公安第一次抄家的时候,我们已经搬到了继光楼的三楼东侧。那是木制的三间屋的房子,还有一个阳台和简易的厨 房厕所。家布置得简单 而温馨,贤斌在这里学会了做饭炒菜。1996年的3、4月,贤斌的出行就没有以前那么自由了,他回家的消息很快就会被公安知 道,然后被带去问话。那个时候的问话多少有些剑拔弩张的味 道,贤斌不想与他们纠缠,后来干脆就不回 家。我们夫妻的相 见变得越来越艰难。5月的一天上午,贤斌的母亲过来说贤斌回来了,在她小东街的出租屋里。我慌慌张张地赶过去,躲躲闪闪地进了母亲的 房屋,看见贤斌坐在破旧的长凳上,削着香桃在等我。
下午,贤斌带我到遂宁一中隔壁的公园漫步。相对于家来说,偏僻的公园是比较安全的地方。我们 依偎在公园的长凳上,一直坐到黄 昏。晚饭吃过“冯水饺”,贤斌带我到涪江边上。那时的江边垃圾满地,乱石成堆,很少有 人行走。我们手拉手在暗淡的灯光下走来走 去,一 直走到深夜。后来走累了,贤斌才决定进城。我们穿街走巷,好不容易找了一家不需要登记的小旅馆 住下。
公安好长时间没 有看到贤斌了,他们一定很着急。6月初,我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急急忙忙赶回了仁寿老家。一 路上,我发现有个穿戴体面的男子一直跟着 我。他跟着我一次次地换车,还会拿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大哥大)躲到一边去和谁联系。我的直觉告诉我他 们在找贤斌呢!关 于这个人身份的判断,我后来在嫂子那儿得到了印证。因 为不久她就问我:“妹夫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公安到这儿来打听他?”

1996年的美洲杯开赛了,贤斌像一只倦飞的鸟儿回到了家里。国保闻风而至,贤斌中学时的班 主任(学校的副校长)带着一群人 敲开了我家的门。师生在这样的场合下见面,多少有些尴尬。很快,贤斌就被气势汹汹的公安政保处长王延文带走,另一些人则留 在我家翻箱倒柜。
警察移动了我的床褥!
警察翻乱了我的衣物!
警察打开了我的日 记!
警察在阅读我的文字!
……
他 们肆无忌惮地侵犯了我的隐私,我就像第一次被人剥光了衣服扔在大街上,感到从未有过的屈辱!我紧张,愤怒,全身都在发抖。我怀揣着贤 斌塞
我的通 讯录,故作镇静地在阳台上走动。
第二天,贤斌安全地回来了,而那 些记录了一个女孩十四年的青春与梦想的六大本日记却 被我烧个精光。

1997 年5月底,在孩子出生前夕,贤斌暂时结束了他的行程,决定在家里呆一段时间。看我已经“大腹便 便”,步履艰难,他常暗自担心。一天, 我上街闲走,到了二嫂的店面,一时聊得开心,忘了归 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6月13日上午,孩子剖腹降 生,贤斌喜不自禁。每天,他洗衣做饭,照顾孩子,忙 得不亦乐乎。孩子还没满月,他说:“我最近要出去一趟,我让 妈过来帮你!”
给我留下一些生活费,贤斌好似无所牵挂地离开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似乎也不 用知道。可是那个秋天,等他再次回来的时候,贤 斌已经不是我们的贤斌,而是一个肺结核复发的病 人。他嗑血不止,只好住进了医院。我推着小孩,穿梭于家、菜市场和医院之间,心 中充满了无限的哀伤。
贤斌是一个坚强的人,但复发的病情让他脆弱得像一个需要宠爱的孩子。为了支付他的医药费和营养 费,我绞尽脑汁,四处筹借。后来实在是没有颜面借钱了,就贱卖了贤斌的母亲给我的金戒指——我永 远记得那天自己小心翼翼地走进天上街 私人小金铺时的心酸:“我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爱人?”

那是贤斌第二次患结核病。贤斌的母亲心 急如焚,她想尽了各种办法,试用了各种偏方,企图将病魔赶走。听说用一种草药泡洗可以 减轻病情,贤斌的母亲从几公里外的仁里场背了一口大铁锅到我家熬草药水。她节约家里的生活费,不停地周济我们,我们才得以勉强度日。警 察也曾到医院看望贤斌,当然他们的看望是否还有别的意味,就不得而知了。98年的春天,贤斌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以在家静养了。4月, 我们搬到学校大门口的一所房子里。房子陈旧,但空格 很多,可以安排成三居室。这样,贤斌的父亲就能住到我家来,照顾我们达12年之 久。
那时,贤斌的父亲70岁,身体还算利索,他常用竹车推着孩子四处走走,贤斌也就跟了去。他们常把孩子推到隔壁的川北教育学 院。学院有个大花园,花园里面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我一上完课,常常跑到一棵婆娑的桂花树下去找他们,一家人便在那里团聚。去 的次数多了,那些美好的金桂、柽柳、紫藤便长在了我们的心里。贤斌出狱后不止一次地告诉孩子他曾带她去看花开听鸟叫,可在13岁的少 女那里,怎会有父女相依的温馨记忆?
贤斌的身体还没完全康复,但他还是有些等不及了。夏天一过,贤斌就到了成都。不久,他从家 里带走了床单、棉被等日常用品,似乎是要长住下去。孩子幼小,需要人疼爱,我加倍努力试图弥 补缺失的父爱,并在她的成长中感受到了快 乐。
12月,贤斌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并带回一台 传真机。传真机要和电话连通,才可以用来向通话的对 方传输文件。为此,家里才装上 了电话:0825—2248222。
贤斌难以抑制自己对传真机的热情,他足不出户,终日忙忙碌碌。而 周围的气氛似乎异常紧张: 王警官的脾气越来越大,警察抄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他 被传唤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往往一去就是48小时。后来,警察的 车没日没夜地停在楼下,我们在三楼也能听到它的轰鸣 声。贤斌的行动受到了限制,他呆在家里,没办法把写好的文章打 印出来传真。
一天,我去买菜。贤斌把他的文稿给了我。我找了家偏僻的小店,把它们打印出来,装在买菜的布 袋里提回了家。贤斌的文字继续不 断地传真出去,国保感到奇怪,就跟踪了我,并扣押了小店老板的打印机和复印机。我被带到公安局,第一次受到警察的盘问。
对 于警察无休止的骚扰,贤斌十分气愤,他带着孩子到遂宁市公安局抗议。12月19日,在公安局大门口,因贤斌拒绝接受传讯,气 急败坏的王延文就指使手下的几名警察暴力拉扯,以致撕破了他的衣袖。1999年的1月,气氛似乎有些缓和,贤斌又离开了遂宁。
寒假一到,贤斌的父亲就回到仁里老家,忙着准备年货。我和孩子相依为伴,盼着贤斌早日归来。虽然家里已经安装了电话,但贤斌 很谨慎,他的电话从不曾为我们母女响起。直到春节前两天,欧阳懿说贤斌出事了,他被关进了北京的收容所,我忐忑不安的心才落了地。
1999 年,我和孩子过了一个残缺的春节,但我没想到这种残缺只是一个开始,它将一直延续到2008年。

1999年的6月13日,孩子满两岁了,我们照了张全家福,这是我们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张满载幸福和快乐的照片。20日,在干 女儿的生日宴后,贤斌抱着孩子合影,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将成为他今生的怀抱温暖过孩子的唯一证明。7月7日,警察闯 进家门,简陋 的家顿时狼藉满地。孩子幼小,无甚惊恐。贤斌被带走时,紧紧地拥抱了一下孩子,就像以前每次离家和我的永别(他总是在告别,但对我而 言,他每一次的告别都是永别)。8月6日,贤斌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9月3日,他被送到 了四川省第三监狱(在大竹县城)。
大竹原本是川东的一座小城,是我不曾到过的地方。但在漫长的十年中,我和我的孩子一次次挤火车乘大巴在崎岖的山路上狂奔。因 为山高路险,大巴车开得险象环生,每次我都是紧紧地抱着孩子犹如去奔赴死亡的约会。
为了转移 紧张的心情,我和孩子看山,看树, 看冒着白烟的山坡。只有大巴车驶过长满麻杆的九龙山脚,我悬着的心才能放下来。在那个偏僻的山中小县城,我们住过8元的旅馆,吃 过最简单的饭菜,我和贤斌的母亲及孩子相依为命。我对监狱的印象来自1995年的那个夏天,好友陈卫从北京被转送 到四川省第一 监狱(在南充市高坪区),我和贤斌去看他。在一个类似大食堂的屋子里,隔着一个铺满白瓷砖的长台,贤斌和陈卫抽着香烟握手言谈。从 此,我以为在中国的监狱里犯人和他的亲人都是可以握手言谈的。
见贤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穿过两道大门,经过繁琐的程序,才能在一间满是监视的眼睛的房间里见到他。当欧美电影中探监的场 景真实地出现在面前,我才明白让孩子和贤斌在狱中共度春节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和天真。在三楼一个不太大的房间里,有 一个用防弹玻 璃隔出的长方形空间。每次,贤斌满脸微笑从玻璃罩的那头走过来,坐在我们的对面。虽然是面对面,我们却感受不到对方的气息,只 能在电话里闲聊半个小时。
有一年的春节,我带着几个侄子去看贤斌。那年运气特好,居然被允许和他吃一顿火锅。我和贤斌挨着坐了 一个多小时,居然不敢去拉一下对方的手。孩子7岁那年,她欢天喜地地跑进玻璃罩拥抱了贤斌,然后对我做了一个鬼脸:“妈 妈,你们俩也拥抱一下吧!”我和贤斌迟疑地站在两边的门口,不约而同地望了一眼管教干部,好不容易迈出一步,完成了夫妻间的十年一 抱。
贤斌是一个内敛的人,在信中却柔情万种。他不停地教育孩子,给孩子画画、讲故事。而我自从知道第一读信人不是他,信就变成了 公式化的文字。我总是向他汇报家人的情况,极少
流露出我的悲伤——我不想让公安和狱政科的人在我的悲伤中狂欢。但我的有些 文字是伤感的,而贤斌居然看不出,以至于后来我说写信时总要泪流满面,他甚为惊讶。
大概是2001年,贤斌来信说长胖了。我有 些担心他的病身(肺结核并未痊愈),就提醒他注意是不是浮肿,顺带提及5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结果在下一次的探望中,狱政 科的一个像模像样的人拿着我的信指责说:“你还是老师,怎么能这样说呢?什么叫全国一片肿啊?”我毫不退让,和他大声争吵起来。
2005年以后,我的信更多地变成了对照片的解说。我开始习惯用照片和贤斌交流,比如郊外一只翻飞的红蜻蜓、孩子的长笛演出 和家人春节的聚会,我希望贤斌能在我的照片中直观地感受自然和生活,从而用灵魂走近我们。

贤斌在狱中了,我以为生活会从此平静:他将不再漂泊无期衣食无着,而我和孩子也将免受惊吓与伤害,不在惆怅与无助中度日。
谢军大姐(黄晓敏的前妻)和罗碧珍老师(欧阳懿的妻子)曾说过她们的孩子如何在惊恐中看着公安翻箱倒柜然后把父亲带走,我庆幸我的孩子还幼小,不 曾懂得恐惧和伤害。我安享暴风雨之后的这种宁静,并在宁静中生出些幸福的感觉来。
贤斌的朋友偶尔会来看望,走时会留下一些关于贤斌的文稿。我忙着照顾两岁的孩子和那养家的工作,也无心细细欣赏。
但 “六四”前后,我还会被怒目圆睁的公安人员郑大双带到学校的保卫科去询问。有时是咄咄逼人,有时是好言相劝。也许是我对贤 斌的不离不弃让他们失望了,他们曾威胁说要弄我到乡村小学去教书。其实,我都做好了回家种田的准备,这些威胁对我没有一点杀伤力。
2001 年5月28日的晚上(贤斌已入狱快两年了),郑大双带着大队人马突然敲开了我家的门。说是贤斌在狱中有违法行为,需要抄家协助调查。 警 察再次翻阅了我家的每一个角落,最后只找到欧阳懿和火戈的几篇文学味特浓的文章,还有张先生(很遗憾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写的一封信。 他们如获至宝,就把我带到学校的行政办公室,询问至深夜。
张先生是荷兰人,年轻的时候被划成右派。出于同情,2000年的春节他在信中夹寄了100美元和40荷兰币作为孩子的压岁 钱。信是用繁体字写的,内容一清二楚。但警察在这封信上纠缠了很久,似乎想从里面挖出什么东西来。看他们小题大做的样子,实在是很滑 稽。但我不想陪他们玩这种把戏,就说孩子需要我照顾,我要回家。他们就利用我的弱点,威胁说:“你说不清楚就别想回家!”在 他们面前我永远都说不清楚!我把心一横拒绝说话了。他们没办法,就开车带我到北门一个较远的地方,把我关进了一间屋子。
那屋是在二楼,里面有几架双层的铁床,很像学生寝室。只是空荡荡的,似乎无人住过。我借着灯光打量,才发现中间那架床的上铺 有一棕垫。我爬上床,和衣而睡。
第二天早晨,“吃饭了!”的吆喝声把我叫醒,我看到一个老头 从房间的小窗口推进来一碗稀饭。吃 过早饭,我朝窗外看过去,能看到一棵大树绿幽幽的树梢。老头在长廊上来回两次,也许是看我太像正派人,就找了本杂志给我打 发时间。到了下午5点,一个胖胖的女人把门打开了。在她的办公室,我补填了一些登记手续。她敷衍地问我对昨天的问 题 还有没有什么补充之后,就让我回了家。
在这个世界上被蒸发了24个小时,除了贤斌的父亲和孩子,其他的人一无所知。等我和陈卫联系上的时候,他说:“我也刚从戒毒 所被放出来!”原来我们是关在同一个地方,只是他在一楼而已。我问:“你中午吃的什么菜?“土豆!”说完,我们俩放声大笑。

1999 年的年底,在川北教育学院外面的广场上,公安机关搞了一个大型的图片成就展。听说贤斌被审判的照片就挂在里面,我没去看。
我 的丈夫被判刑的消息慢慢在社会上流传。我和孩子成了可怜的人,我也成了有些人躲闪的对象。在那样的年代,如果你还想升官发财,和我这 样背景的人交往是危险的。
为了让仁寿老家的亲朋好友过上安宁的生活,我几乎和他们断了联系。我的母亲是在2005年底才知道贤斌被捕入狱的事,那 时贤斌已经在狱中熬过了6个春秋。因害怕陈卫的母亲一夜白头的悲剧重演,我把母亲带到川北教育学院的花园里,先告 诉 她贤斌获奖的消息以及获得的奖金,然后告诉她贤斌判刑的具体情况以及我现在的处境是如何之好。一字不识的老母亲如释重负,似乎能理解 发生的一切。她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恬静那么智慧,让我觉得多年的担心纯属杞人忧天。
可一连好几天,母亲总躲在厨房里落泪。孩子不满8岁,但已经懂得安慰别人:“外婆,你不要哭。我爸爸在里面教书,他好得 很!”
虽然极少得到来自我老家亲人的关怀与照顾,但我和孩子还是幸运的。2000年的“六一”儿童节,一位退休的右 派教师悄悄来到我家门口,送给三岁的孩子一袋李子和娃哈哈。我的一对朋友,他们夫妇带着孩子常来我家走动,多年来对我的孩子呵护有 加,形同己出。盐市街诊所的一个女医生,有着悲悯的情怀,每次给我的孩子看病,她总是细心安抚,不收或少收药费。陈卫的母 亲,毅然取出放在股市里的养老金,借给我买下百盛家园的房子。而远在重庆的邓焕武老先生,多次登门看望我和孩子,并借给我房屋的简装 费,让我能在2002年的9月安顿好一个新家。虽然贤斌不能回家,但在百盛家园的生活是简单而幸福的。
2002年的6月25日国保再次传唤了我,但在以后的6年里,公安好象忘记(其实他们一直蠢蠢欲动)了我的存在,不曾到家打 扰我。只有两次(一次是重庆警方来调查肖雪慧是否为我送过美元;另一次是遂宁警方要求我在奥运期间不能离开遂宁)把我叫到 学校的行政办公室,要么询问,要么警告。我安心工作,攒钱养家;孩子健康成长,学业优秀。
2002年12月5日,欧阳懿被成都 警方带走,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2年。罗碧珍老师很悲伤,而我却无从安慰她。因为在当今的中国,每一个异见人士的 妻子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命运,我不知道我们的哭泣能改变多少现实。
与贤斌的漫漫刑期相比,欧阳的这2年似弹指一挥间。2004年的12月4日上午,欧阳被狱警送回遂宁老家,与去成都迎接的罗 老师错过,保石派出所的人只好把他送进城里。在和平路的桥头,我和孔杰(欧阳懿的同学)终于见到了他。
两 年的牢狱,让欧阳懿还 是有了好些变化。当他单薄的身躯从对面穿过来,我竟看到了多年以后贤斌的无助与苍凉。在梦里,我见过贤斌回家的无 数 种方式。最初,总是我去探监劫狱,助他虎口脱险;后来,变成了贤斌笑眯眯地回来,挎着包,风尘仆仆的样子;再后来,只能听到他提前回 家的消息,但总是见不到身影:我想我的梦由希望到绝望而最终陷入了渺茫之中。
2008年9月,贤斌在信中告诉我刑满的具体日期,但我没有人们想象的那般喜悦。对于我和他来说,自由显得是多么奢侈!贤斌 用了10年的时间离开我,那我们又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走近对方呢?我不忍
到他的无助与苍凉,难道他就忍心看我似盐碱地般的坚硬?记 得一段描写俄罗斯异见人士妻子的文字,说她的脸上再也看不出快乐和悲伤。我想我也终将变成那个麻木的老妇人,因为从 2008年11月6日到2010年6月28日,只有1年零7个月又22天的时间,我和贤斌还在走向对方的路上。

后记:鉴于篇幅的原因,有些关怀与帮助难以细说,故在文中隐去。十五年来,我所经历的一切,也是中国那些异见人士的妻子已经、正 在或将要经历的,谨以此文献给那些曾经是、正是或将是异见人士妻子的女人们!

2010年7月14日——8月10日写于百盛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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