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荷兰人马林的相关史料


不是,是荷兰共产党员“马林”主持的。马林的本名是 Henk Sneevliet > 中共一大是张国焘主持的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马林的历史图片 – Maring ..or Henk Sneevli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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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 (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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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k Sneevliet
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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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被德国人处决

出生 1883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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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鹿特丹

逝世 1942年4月13日 (58岁)

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荷兰语: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3日),笔名马林荷兰共产主义者,印尼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马林出生于荷兰鹿特丹1900年进入荷兰铁路系统任工人,并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和铁路工会1907年,马林成为荷兰社民党首位市议员。1911年,部分荷兰工会参加了国际海员罢工,但是荷兰社民党多数成员却反对。马林厌倦了 两派的争吵,决定前往荷属东印度传播革命思想。

马林于1913年抵达荷属东印度,随即积极参加当地反抗荷兰殖民当局的活动。1914年,他参与创建了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之一)。马林在印尼领导积极的工人运动,这不但招致了荷 兰殖民当局的反对,也不符合荷兰社会民主党多数成员的意见。马林于是在1916年退出荷兰社民党,转而加入荷兰共产党

十月革命之后,荷兰殖民当局担心马林激进的思想和在当地居民中的声望会引起革命。于是强迫其 于1918年离开印尼。回到荷兰后,马林继续致力于发动工人运动,与荷共领导发生分歧,逐渐 被边缘化。

1920年,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在会上,列宁对马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决定派遣其前往中国,帮助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自己的政党。

1921年6月3日,马林乘坐阿奎利亚号(Acqulia)客轮抵达上海。化名安德莱森(Andresen),公开身份是记者。他 先是住进了永安公司楼上大东旅社,不久搬到公共租界麦根路(现淮安路32号)后又迁到汇山路(现霍山路6号)。[1]

在中国期间,马林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后的一些会议。马林主张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积极合作,因此与中共领导人产生很大 的矛盾。1924年,马林被召回,由维经斯基接替。

1927年,马林与荷兰共产党决裂,自组政党,并加入了托洛茨基组织的第四国际,期间一度被捕入狱。不久之后,马林及其政党又离开第四国际,转而同英国独立工党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联合工人党结盟。

马林1933年在狱中当选为荷兰下议院成员,此后他一直利用此身份领导荷兰工人运动。1940年纳粹德国占领荷兰,马林随即解散自己的政党,转而 组织抗击德国侵略的游击战,建立了马克思-列宁-卢森堡战线

1942年,马林和马克思-列宁-卢森堡战线其他主要领导人一道被纳粹德国抓获,4月13日被枪决。据称,他们临刑前仍然全体高唱国际歌

[编辑] 评价
张国焘:“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 逼人。他坚 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曾在荷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譬 如他在上海路遇到 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但他的谈吐往往过分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时谈到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 笑,使人觉得他沾 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共同 制订殖民地问题决 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来,就觉得他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

[编辑] 参考文献

  1. ^ 三联生活周刊,马林登场,2011年06月24日,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6-24/135922699621_7.shtml

[编辑] 外部链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40774.htm
3.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家马林

马林

目录

概 述
个 人简历

编辑本段
概述
  

(Maring) (1883.5.13–1942.4.13)原名亨德立克斯 . 斯内夫利特: 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 (Henk Sneevliet) 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家。生于 荷兰鹿特丹市一个职员家庭。

编辑本段个人简历
  1900年在中学毕业后到荷兰铁路工作。   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   1906年任尼德兰铁路和电工联合 会总执委会委员,1911年任总执委会主席。   1913年前往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并参加 当地的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活动。   1914年与被放逐到印尼的其他荷兰左派社会党人一起,在爪哇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   1918年被爪哇当局驱逐出境,返回荷兰,加入荷兰共产党。   1920年在他的影响下的社会民主工会的部分人创立了印尼共产党。同年7月以荷兰共产党代表的资 格赴苏联以马林的名字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并作为爪哇的代表担任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1921年初受共产国际委托,来到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于7月在上海出席了中 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向中共党中央委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同孙中山建立了联系。   1923年10月调回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 部工作,同年再次回到中国。   1924年又回到苏联,4月回到荷兰,任全 国工会书记处主席。   1927年因参加托派组织脱离荷兰共产 党。   1929年建立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担任书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荷 兰抵抗运动,在德国占领期间,参加了反法 西斯斗争并编辑秘密报纸《斯巴达克》。   1942年被纳粹杀害(一说1940年前后死于集中营)。   谈到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大”,人们都不应忽略那位国际代表马林。且不论对这位来自荷兰的职业革命者的一生应如何评价,仅就他在 华近三年所做的工作是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尤其是党的创建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都有着马林付出的辛劳。   经历   ■在荷属东印度(印尼)贸易公司里当过书记,在发动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时提出了新经验,因而被 列宁看中派到中国 ■1921年6月来华,首先同李大钊接触,倡议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得到各地赞同 人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苏俄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帮助下开始建党工作的,然而最早他们正式派出的代表却是一个以“马林”之名活动的荷兰人。 本名 斯内夫利特的这位荷兰革命者,于20世纪初在其国内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认识到国际资本对殖民地 人民压迫的残酷。 1913年,他在荷兰驻爪哇的一家贸易公司找到一份书记的工作,国内的社会民主党就此委派他到那里开展工作的任务。斯内夫利特乘船越 洋三个月到达雅加达上 岸,接着到设在三宝垅的公司就职。上岸后,他便对当地工农的困苦感到震惊,荷兰殖民者开办的以制糖为主的工厂里发给工人的工资每天不 到半个弗罗林,只够勉 强糊口。于是,他与同情工人的当地知识层接触,同他们一起发动工人,于1914年创立印尼社会民主联盟,进行反对荷兰资本家的斗争。  当时在荷属东印度最 大的群众组织是爪哇的伊斯兰教联盟,虽带有宗教色彩却也进行反殖斗争。斯内夫利特便让信仰马克思主义却力量弱小的社会民主联盟成员以 个人身份加入伊斯兰教 联盟,同时仍保留原来的党组织,这种“跨党”合作的方式有力推动了当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他被荷兰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后,于1920 年以“马林”之名到莫 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介绍了在爪哇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情况。大会对他的经验很重视,并选他为国际执行委员,并担 任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 会秘书。列宁考虑到中国社会带有半殖民地特点,在进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方面与荷属东印度相似,便于1921年向共产国际推荐有 这方面经验的马林到中 国,帮助建立共产党并开展民族独立运动。 早在1920年春,苏俄已派魏金斯基以学者掩护身份来华与李大钊等联系,几个城市已建立了 分散小组性质的共产党 早期组织。马林于1921年6月到达北京后,通过魏金斯基的关系找到李大钊,提议应召开
国代表大会以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马上得到 了赞同。 ■马林到上 海后,各地党组织派来12名代表,陈独秀也派个人代表前来,在法租界的“李公馆”内召开了党的“一大”,马林在会上“声若洪钟,口若 悬河” ■大会进行到第八天,有密探闯入会场,马林马上宣布散会转移。随后国内代表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马林因是外国人容易暴露而没有前往 为了联络各地党组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李大钊因事难以脱身,便派张国焘陪马林赴沪。因原来陈独秀主持的上海组织负责联系各地,他们 到那里陈已去广州任 职,马林便帮助李达等人向几个城市的组织发信邀请。在暑假来临师生放假后,来自学校的代表们便到上海李汉俊家的公馆聚齐。1921年 7月23日,“一大” 正式召开。党在延安最早纪念“一大”时,因当事人记不清准确时间,便取7月的月首为建党纪念日,以后一直延续下来。 当各地的共产党 早期组织代表12人和 陈独秀个人的代表包惠僧到会后,马林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尼可洛斯基(俄国人)也一起出席会议,并首先代表共产国际致以祝贺。当时 中国年轻的共产主义者 多对马列主义建党理论了解不多,马林在会上的介绍起到不小的作用。据参加过“一大”的包惠僧回忆:“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 素养,他声若洪钟,口 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 党的“一大”进行到7月30日,正讨论党纲时,突然有一个可疑的陌生人闯入会场,自称找错了地方。有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马上宣布散会,再改期改地点进行。 代表们疏散不过十几分钟,法国巡捕便包围了会场进行搜查。李达后来回忆说:“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   ■“一大”后不久陈独秀被捕,马林用几千元钱将他营救出来,随后又面见孙中山为国共合作牵线   ■深入开滦矿区,与工人谈话并动员罢工。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仍牺牲于反法西斯斗争中 “一大”结束后,陈独秀从广州回沪主持中央工作,马林作为国际代表也经常协助。此时,马林力劝中共应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陈独秀出于自尊开始不愿接 受。不久陈被捕,靠马林动用了共产国际拨给的几千元活动经费打通关系才得到释放,就此陈独秀感到中共在自身没有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外援 十分重要,同意参加共 产国际。 马林根据在爪哇的经验,认为目前只有几十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应与号称拥有几十万党员的国民党合作,才能推动民族运动并使自 身获得大发展。为此, 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由翻译张太雷陪同,于1921年末前往桂林会见了孙中山。马林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并介绍了苏 俄的新经济政策。孙中 山马上兴奋地表示,这与他的民生主义原则相符合,自己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想却基本一致。此行虽然没有正式达成合作协议,却为后来 孙中山确定“联俄容 共”政策最早牵了线。 1922年以后,马林又协助组织中国工人运动。开滦煤矿同盟罢工时,他不顾面孔容易暴露的危险,在中共党员陪 同下深入肮脏黑暗的矿 区井下,同工人谈话并进行动员。 马林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参加了中共“三大”,会上确定了用加入国民党的形式进行国共合作,这正 好与他在爪哇的经验相 近。不过,对于共产党人如何保持独立性及警惕国民党右派反共,马林未能很好地认识,有些意见也颇有强加于人的味道。翌年,他返回莫斯 科,与共产国际东方部 产生观点分歧,便辞职回国担任荷兰共产党的领导。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林曾深有感慨地对熟悉的中国同志说:“中国问题,棋输一 着,我们大家都有责 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 1927年以后,斯大林大力反对托洛斯基反对派,马林因同情托派脱离了荷共并自建革命社会党,后 来他又拒绝参加托洛斯 基的第四国际。荷兰沦陷后,马林又奋不顾身地投入于地下斗争,秘密编辑发行《斯巴达克》报号召人民反抗德军的占领。1942年,荷兰 地下抵抗组织受破坏, 马林被逮捕,英勇不屈终遭杀害。 ■评论一个人是否有历史功绩,根本点应看他是否代表先进思想和生产力,是否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由此 衡量马林便应肯定他在 中国的功绩 当国际资本主义列强以残酷的侵略和压迫把世界广大不发达国家都纳入世界殖民体系后,各国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便遥相呼应连成一片,共产国际这一组织形式 正是在此背景下于1919年出现。马林作为一个荷兰人,能在印尼和中国的早期革命斗争中起到组织和传播先进思想的作用,正是那一特定 历史条件所造就的。不 过,后来的国际形势也证明,坐镇莫斯科来遥控其他诸多国家的革命,显然要犯瞎指挥和苏联利益至上的错误,共产国际于1943年解散及 各国人民自己选择自己 的道路,又成为历史的必然。 联共(布)当初反托派的斗争的是是非非,从苏联后期直至现在的俄罗斯史学家都难以定论。不过从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 原则看,托洛斯基派在国际共运中虽打出极“左”的旗号却未能起什么积极作用,此间马林的活动难以肯定。不过,从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 看,衡量一个政治活动家 是否有功绩,就要看他是否代表当时的行进思想文化和生产力,并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从这一根本标准衡量,马林在中国近三年的活动从 主流上应该肯定,他的 功绩也应被人们怀念。   人物档案   马林(Maring),本名亨德立克斯 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在首都读完 大学政治经济学课程后,从事该国铁路工人运动。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奉命赴荷兰殖民地爪哇从事革命活动,帮助当 地人创建印度尼西亚社 会民主联盟。1918年被荷兰殖民当局驱逐。1920年以“马林”之名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国际执行委员。1921年根 据列宁推荐来华,作为 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工作近三年,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建立。1924年离华到莫斯科后因意见分歧回 祖国,担任荷兰共产党 领导。因同情托洛斯基派而于1927年退出荷共,后建立托派组织荷兰革命社会党。德国占领期间参加地下反法西斯斗争,1942年被纳 粹杀害[1]

参考资料


http://www.bjd.com.cn/10zhuanti/jd90zn/js/201107/15/t20110715_850862.html
那些老朋友:马林 在华两年 对中国革命作出两大贡献
推动国共合作 俨然共产国际大使
发布时间:2011-07-15 15:18     文章来源:北京晚

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数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马林

  李嘉 插图 H186

  了解中国共产党建党史的人,知道一大有13名中国代表(其中12名正式代表),不过也不能忘记两位外国籍参加者。其中一名叫尼克尔斯基 的人来自 俄国,只有23岁,在会议时除表示祝贺外基本不发言。后来知道,他只是一名苏俄情报保卫人员,对会议情况仅有汇报任务。还有一个化名马林的代 表来自荷兰, 全权代表共产国际。他38岁,一看便是经历过复杂斗争考验的老练革命家。这位荷兰职业革命者在华两年多所做的工作,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尤其 是中国共产党 的创建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都有着马林作出的贡献。

  投身民族解放运动

  后加入荷兰共产党

  马林(Maring),本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他在首都读大学政治经济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社 会民主主 义思想,随后从事本国铁路工人运动。1902年,他参加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并决心要解放被本国压迫的亚洲民族。当时以爪哇为中心的东印度群岛 (即如今的印 度尼西亚)是荷兰在东方的主要殖民地,这位荷兰革命者的目光就投向了那里。

  1913年,斯内夫利特在荷兰驻爪哇的一家贸易公司找到一份书记工作,国内社会民主党就此委派他到那里。他乘船越洋三个月,在雅加达上 岸后便被 当地工农的困苦所震惊。在荷兰殖民者开办的以制糖为主的工厂里,工人每天的工资不到半个弗罗林,只够个人勉强糊口。于是,他与同情工人的当地 知识层接触, 同他们一起发动工人,于1914年创立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印尼社会民主联盟,进行反对荷兰资本家的斗争。

  当时在荷属东印度最大的群众组织是爪哇的伊斯兰教联盟,虽带有宗教色彩却也进行反殖斗争。斯内夫利特便让力量弱小的社会民主联盟成员以 个人身份加入伊斯兰教联盟,同时仍保留原来的党组织,这种“跨党”合作方式有力推动了当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1918年,斯内夫利特的活动被荷兰殖民当局发现,被驱逐出境。此时刚出现了十月革命,许多国家学习苏俄建立了共产党,并由俄共(布) 牵头于1919年建立了共产国际。当时荷兰社会民主党内拥护苏俄榜样的一派人建立了荷兰共产党,马林也参加了这个新党。

  熟悉东方受重视

  列宁推荐来中国

  当年国际资本主义列强实行残酷的侵略压迫,把世界广大不发达国家都纳入世界殖民体系,于是各国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便遥相呼应连成一 片。当年的共产主义者抱着美好的理想,认为世界革命是一体的,马林正是其中的理想主义者,并真诚地为此而奋斗。

  1920年,斯内夫利特作为荷共代表以“马林”之名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介绍了在爪哇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情况。大会对 他的经验很重视,选举他为国际执行委员,同时担任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秘书,留在莫斯科负责东方工作。

  1921年春夏之交,共产国际得知,中国许多地方建立了共产党小组,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政党。列宁考虑到中国社会带有半殖民 地特点,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与荷属东印度相似,便推荐有这方面经验的马林到中国,帮助建立共产党并开展民族独立运动。

  马林作为一个荷兰人,能在印尼和中国的早期革命斗争中起到组织和传播先进思想的作用,是那一特定历史条件所造就。不过后来的国际形势也 证明,坐 镇莫斯科来遥控其他国家的革命,显然要犯瞎指挥和苏联利益至上的错误。共产国际于1943年解散及各国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又成为历史的 必然。

  提议建立中国共产党

  成为一大实际主持者

  1921年5月,马林首先在苏俄的情报保卫人员尼克尔斯基陪同下到达北京,通过维经斯基的关系找到李大钊,提议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正 式建立中 国共产党。当时李大钊因事难以脱身,便派张国焘陪马林赴沪。原本陈独秀主持的上海共产党小组负责联系各地,不过此刻陈本人已去广州任教育委员 会委员长之 职,于是由李汉俊、李达向几个城市的组织发出邀请信。在7月下旬暑假师生放假后,多来自学校的代表们到达上海李汉俊家的公馆聚齐。

  7月23日,当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12人和陈独秀的个人代表包惠僧齐聚“李公馆”,一大正式开始。马林同尼克尔斯基也一起出席会 议,并首 先代表共产国际致以祝贺。当时中国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列主义建党理论了解不多,马林在会上的介绍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据参加过一大的包惠僧回 忆:“他对马 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

  在一大期间,虽然张国焘争到了主持人的地位,不过他处处听从马林的意见,人们认为马林成了实际上的主持者。会上马林说英语,到会者多数 听得懂,少数听不大明白的代表则由旁边的人现场转译。

  补白

  马林到上海便被盯梢

  导致一大会场遭搜查

  中共一大在上海的“李公馆”进行到7月30日,正在讨论党纲时,突然有个可疑的陌生人闯入会场,自称找错了地方。有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 马上宣布 散会,再改期改地点进行。代表们疏散不过十几分钟,法国巡捕便包围了会场进行搜查。李达后来回忆说:“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 尽。”

  法国巡捕房为何有这次搜查呢?解放后查获的租界档案解开了这个谜。原来,马林作为国际职业革命家,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 前往中国 签证时被捕,获释后被西方列强的警方列为注视目标。马林在6月3日到沪后,向荷兰总领事馆登了记(否则就有被驱逐的危险),并以《地方经济学 家》杂志驻上 海记者身份公开活动。不过密探们很快就掌握了他的行踪。

  日本警视厅6月底就得到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代表开会,随后通知了上海的英美法租界。至于情报的来源,估计是秘密 检查了上 海的李达写往日本鹿儿岛通知周佛海的信件。周佛海在日时曾向同学们宣传过共产主义思想,很快引来警视厅监视,李达通知他到上海参加共产党成立 会议的信很可 能受到邮检。

  马林每天都到“李公馆”去,再加上日本方面的通报,法租界当局引起警觉并派人前往搜查,就能够得到解释。

  补白

  劝中共接受援助

  掏钱保释陈独秀

  1921年9月,当选为中共书记的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开始主持中央工作。此时马林仍住在上海,在陈独秀回来后便与之长谈。马林劝中 共应接受 共产国际经济援助,陈独秀出于自尊开始不愿接受。10月初法租界巡捕房发现陈独秀行踪,便将其逮捕,经国民党要人孙中山等疏通,巡捕房才松口 称付几千元保 释金才可放人。这时的中共党员多是穷教员或穷学生,谁也拿不出这笔钱,只好请马林动用了共产国际拨给的几千元活动经费,才把陈独秀赎出。

  此前陈
秀主张中共同共产国际可以密切联络,却要保持独立性。经过这次遭遇,他感到外援十分重要,才同意参加共产国际并接受经济帮助。

  补白

  陈独秀一生铮铮铁骨

  不愿接受国际援助

  陈独秀的铮铮铁骨,令人钦佩。他一生中,曾于1919年6月11日、1921年10月4日、1922年8月9日、1932年10月15 日四次被捕。陈独秀不畏惧坐牢,在狱中,始终保持着昂扬正气,不向敌人屈膝投降。

  陈独秀言语不多,不善辞令,但他的一身正气和硬骨头精神却深深影响了自己的子女。陈独秀第四次被捕后,三子陈松年第一次去南京探监时, 一时竟不 知说什么好,唯有伤心落泪。这时,陈独秀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严厉训斥他。陈独秀对这个多年不见的儿子所讲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

  陈独秀晚年住在江津。他想起出南京监狱时,蒋介石就派亲信朱家骅来拉拢过他,希望他能组织一个与延安对着干的新共党,除许诺给予10万 元活动经 费外,还给出5个“国民参政会”名额相诱。在陈独秀冷冷的笑声中,朱家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被弄得下不了台。陈独秀曾多次气愤地说:“蒋介石 杀了我许多同 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我不反对他就是了。”在江津期间,陈独秀既谢绝了胡适邀他去美国做传记的盛情,也两次 婉拒了托洛茨 基请他去美国参加第四国际工作的“好意”……(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补白

  深入中国工矿

  推动国共合作

  1922年以后,马林又到北方协助组织中国工人运动。开滦煤矿同盟罢工时,他不顾面孔容易暴露的危险,在中共党员陪同下深入肮脏黑暗的 矿区井下,同工人谈话并进行动员。大家看到居然有一个洋人到这里来宣传革命并为工人争福利,惊奇之中也倍感兴奋和鼓舞。

  在深入中国工矿考察后,马林又感到工人运动力量薄弱,而军阀的统治过于强大。他根据在爪哇的经验,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有几十个党员,无 钱、无枪、 无地盘,只有与号称拥有几十万党员的国民党合作,才能推动民族运动并使自身获得大发展。为此,他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由翻译张太雷陪同,于 1921年末前 往桂林会见了孙中山,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并介绍了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孙中山马上兴奋地表示,这与他的民生主义原则相符 合,自己虽不信 奉马克思主义,思想却基本一致。此行虽然没有正式达成合作协议,却为后来孙中山确定“联俄”和容纳中共的政策最早牵了线。

  实践证明,马林认为中共加入国民党才能得到大发展机会,这还是正确的。不过对于共产党人如何保持独立性及警惕国民党右派反共,马林未能 很好认 识,有些意见也颇有强加于人的味道。1927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展开屠杀时,马林已经返回荷兰。随后他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共同志也反省了当初对国 民党内的反动 势力有估计不足之处,并说:“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

  三大上俨如“大使”

  对毛泽东评价最高

  1923年2月下旬,孙中山回到广州掌握当地政权,共产党人在那里能合法活动,中共中央便于6月间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 次大会有30名代表参加,代表全党420名党员。

  中共三大与前两次大会不同,不必隐蔽而可以半公开地活动,还租下了一栋小楼作为会场。在会议期间,马林总是大摇大摆地来到会场,据当事 人回忆俨然像共产国际大使。

  在中共三大上,马林又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尽快加入国民党,并在改组中发挥作用。不少人提出不同意见时,毛泽东却赞 成马林传 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毛泽东在会上还强调说,任何革命,农民都是最重要的。毛泽东的这番先见之明,被后来 的历史充分验 证。马林在向莫斯科的报告中,频频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并对他大加称赞,共产国际从此也开始重视这位有特色的中共重要人物。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秘书,在陈独秀不管具体事务的情况下,实际上主持了全党工作。毛泽东此时担负了重任,与 国际代表马林的态度也是分不开的。事后看来,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马林,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干部里看中了毛泽东,确实有识人之明!

  1923年末,因共产国际和苏联派出鲍罗廷作为代表来华,马林结束了在中国的任务而返回莫斯科。

  恩怨是非难判定

  英勇牺牲受悼念

  马林回到苏联后,因列宁去世,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出现了严重派别斗争。马林同掌握实际权力的斯大林的观点发生分歧,便从苏联回到祖 国,担任了荷兰共产党的领导人。

  1927年联共(布)开除了托洛茨基,荷兰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也要反对托派,马林因同情托洛茨基而退出荷共,随后建立了托派组织 荷兰革命社会党。

  联共(布)当初反托派斗争的是是非非,从苏联后期直至现在的俄罗斯史学家都难定论。不过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看,托洛茨 基派在国 际共运中虽打出极“左”旗号,却未能起什么积极作用,此间马林的活动难以肯定。1940年德国占领荷兰,马林奋不顾身投入地下斗争,秘密编辑 发行《斯巴达 克》报,号召人民反抗德军。1942年他被纳粹逮捕,英勇不屈终遭杀害,其一生以反法西斯战士的身份画上了句号,时年53岁。

  如今在荷兰建有这位反法西斯斗士的墓地,常有当地进步人士祭悼。近些年来,马林的墓前又出现了一些中国人的身影,都是来纪念这位中国共 产党诞生 时的国际帮助者。马林在中国两年多的活动,从历史的主流看应该肯定,他同中共一大代表中的其他英雄人物一起将永远受到后人怀念。

  (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国防大学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

  俨然共产国际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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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神秘人物马林:参加建党 促国共合作
文·聂红琴
2011年07月14日11:1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 布,请勿转载

   马林,荷兰人,1883年5月13日生于鹿特丹,本名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曾用过马丁、马灵、马伦、斯列夫利特等十多个化名,1923 年以孙铎为笔 名,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马林出身于工人家庭。青年时代,他曾在荷兰铁路工会任职 员,从事铁路 工人运动。1911年,斯内夫利特被推选为荷兰工会联合会主席。1913年,斯内夫利特被指派到荷属东印度从事革命运动。1920年7月,他 作为荷属东印 度—印尼的共产党团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
大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书记。马林的工作才能和在荷 属东印度领导 殖民地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得到列宁的赏识和器重。1921年6月3日,受列宁委派,马林来到上海,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亲自参加和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马林来中国的正式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使华代表,具体使命为:1、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各国的情况并使之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2、调查是否可 以在中国上海 筹建一个共产国际联络东方各国的机构—共产国际远东局;3、帮助中国正式建立起共产党组织。马林抵达上海后的公开身份是日本《东方经济学 家》杂志的驻 沪记者,住在上海著名的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32号。与马林同期到达上海的还有共产国际的尼克尔斯基,俄国人,是马林的助手。他们到达后便 与上海的共产 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及李汉俊取得了联系。“二李”代表陈独秀向马林汇报了工作。听了介绍后,马林果断地建议立即召开党的各小组统一大会, 以便成立党的 全国性组织机构—中国共产党。对此,李达后来曾撰文回忆说:“6月初,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由第三国际到上海来,和我们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 们应当及早召 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工人到上海来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

  在随后的6月中旬至7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里,全国各地及日本的中共早期小组的代表陆续来到上海。为使各地代表不致因筹措川资而耽误与会, 马林拿出自己的活动经费,在发邀请函的同时,代寄每位路费100元。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在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李公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15个代表参加。马林和 尼克尔斯基作 为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马林侃侃而谈,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给与会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对他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 才”。包惠僧的 印象是“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张国焘回忆说:“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

  考虑到大会是在 地下秘密举行的,洋人太招人眼,所以在以后数次会议中,马林均未参加。第五次会议结束后,张国焘如约前往马林的住处向他汇报关于党纲和决议的 讨论情况。当 马林听到党纲中那句“要联合共产国际”时,感到不对头了:这不把关系搞颠倒了吗?于是,他坚决要求参加下一次会议,并要求在会上发言。7月 30日,第六次 会议召开,原定议程是由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晚上7时许,就在马林将要开口说话之际,一个身着灰布长 衫、面孔陌生 的中年男子,未经敲门便闯进了会场,一进来便东张西望,随后就匆匆退出了。富于地下斗争经验的马林立即警觉起来,建议立即停止会议,大家分头 离开。待代表 们离开李公馆不久,法国巡捕就带人过来搜查了。结果扑了一个空。李达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

   会议的最后一天转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等一系列重要文献,并选 举了以陈独秀 为总书记的中共领导机构。这次的会马林没有参加,会后张国焘向他汇报了一切。中共成立后,中央机关设在上海,总书记陈独秀仍然待在广东,他的 书记一职暂由 周佛海代理。马林见这个情况十分着急,提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任务要马上走上政治舞台,陈独秀不能在广州做官,要请他回来。”当即 派包惠僧去广 州催请。 9月11日,陈独秀回到上海,一心一意领导中共开展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从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召开到正式举行会议再到催陈北 上,马林始终是竭力促进的。客观上说,在中共成立这件大事上,马林功不可没。中共一大参加者包惠僧曾回忆说:“马林1921年6月初来到中 国,在中国做了 许多的工作。他对中共建党和建党初期的工作,是起了促进作用的。如果不是他来,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许更多一点酝酿时 间。”

  亲自促成国共两党合作

  1921年12月下旬,马林南下首次会晤孙中山,三个月之后,即1922年3月回到上 海。在这次考察中,马林认真思考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深入分析了国共两党的优势与不足。他认为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新兴的、先进的、朝气 蓬勃的,但太 小太年轻,无论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不够,更谈不上领导革命的任何经验。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基础好,影响大,尤其是孙中山本人的革命精神和毅 力,更是不可 忽视的。从这里,他找到了自己在中国开展下一步工作的切入点—国共合作。

  回到上海后,马林把这次南中国之行的情况写成一个报告,随后即北上北京向苏俄第一个驻华使团团长巴意开斯汇报工作。在北京期间,他不仅把 自己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大致设想向这位苏俄使者作了说明,而且还与在京的国民党领导人士作了进一步的沟通,结果很好。

   4月1日,由北京返回上海后,马林立即把自己的这一大胆设想告诉了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中共领导,建议陈独秀改变中共一大决议中不同任何其他党 派建立联系的 政策,具体说就是要放弃排斥国民党的态度。可是,陈独秀等人坚决反对。陈独秀说他对孙中山和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同盟会,太了解了。他认为国民 党身上毛病太 多,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等等。后来,中共各地方组织讨论这一问题时,也都是异口同声反对,有人甚至表示,如果与国民 党合作,他们 宁可退党,如陈望道、李达等人,后来果真这样做了。

  对于陈独秀和中共的坚决反对,马林颇感应对乏策。最后,他想只有回莫斯科请示共产 国际了。4月24日,马林启程离沪。到了莫斯科后,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马林在华工作非常 有力而且是很 成功的,他们接受了马林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认识,这包括:1、孙中山及国民党在中国南方开展的民族革命运动应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重 视;2、共产党人的 宗派主义政策,即不与国民党建立联系和合作的做法,是严重背离群众迫切利益的,应予改进;3、在目前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民族主义 运动和共产主 义运动结合起来。总之一句话,在中国应立即实行国共两党合作。

  张国焘参加远东各民族革命团体和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归来后,向陈独秀和中 共其他领导人汇报了大会的情形,其中特别谈到列宁对中国革命及国共两党合作问题的关心。至此,陈独秀和其他人才不再一概反对国共两党合作了。 两个月后,即 1922年6月15日,陈独秀执笔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主张》,里面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主张。随后中共二大召 开,又正式通 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但是陈独秀和中共文件中提到的“民主的联合
线”,是要在保持共产党独立性的前提下建立与国民党的 合作,与马林 所主张的那种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和孙中山同意的那种在他的旗帜下进行的革命合作是不完全相同的。

  1922年8月12日,马林拿着共产国际的“八月指示”经北京回到上海,立即通过张太雷把共产国际的指示传达给了陈独秀,还让张太雷与陈 独秀等人联系并商量,在近期召开一次党的会议,以郑重讨论国共合作的具体方法问题。

   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杭州西湖举行,除了马林外,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张太雷、高君宇等六人 参加了大会。 会议一开始,马林先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接着便坚持认为只有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组织的方式,才是实现国共合作的唯一可 行的具体方 法。他陈述了五点理由:1、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 其所能起到的 作用都还很小。2、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是现在中国一个有力量的民主的和民族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实际上是应被视为一个 各阶层革命分 子的联盟。3、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绝不会同意与中共建立一个平等和平行的联合战线。4、中共必须学会西欧工人运动 中,共产国际 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必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

  马林滔滔不绝,与会人员却起而反对,他们提出,会议没有必要接纳马林的主张, 并希望共 产国际重新考虑在中国的这种政策指导。陈独秀对马林的主张也持反对意见,但到最后,他又退一步声言说:“如果这确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 定,我们似应当 服从。至多,我们只能寻机申诉我们的不同意见。”

  见陈独秀作此表示,马林急忙站起来说道:“这当然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了的政策。”俨 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模样。陈独秀最见不得这个,便说:“国际指示我们当然应该执行,但这也必须是有条件地执行。这条件便是,只有孙中山同意 取消打手摸及 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的入党办法 ,并根据民主主义原则改组国民党组织,中共党员才可以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指令,我也要坚决反 对的。”

  会议由此陷入僵局。在这种情状下,李大钊只好从中作和解和劝慰工作。到了最后,会议在一种互相谅解的气氛中,通过了陈独秀所提出的国民党 取消打手摸和宣誓效忠个人以后,中共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先行加入国民党的决定。至此,马林总算舒了一口气。

  杭州西湖会议后,马林与李大钊、陈独秀又亲赴上海与孙中山沟通。孙中山欣然同意,应允取消打手摸等原有入党办法,并依据民主主义精神改组 国民党。几天后,中共的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便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宣誓加入了国民党。

   近一年后的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马林的国共合作方案才被通过。中共三大的决议指出:“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我 们加入国民 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具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 大的群众共产 党之基础。”至此,马林倡导的把国共合作的方式作为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最终确立起来。

  马林在中国期间,出席了中共一大和三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对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对国共合作的建立,都起过积极作用。1923年10 月,马林离开中国后,再也没有回来,虽然他一直希望重返中国工作。1942年,马林因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被捕,惨死在法西斯的屠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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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共和国历史 书名:红色的起点 作者:叶永烈

8.09 马林死于法西斯屠刀

马林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两大贡献。

第一,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制定了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使中国共产党迅速得以发展。

虽然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刚一提出,便受到了极其激烈的反对,但他毕竟还是征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同意和支持, 带着“衬衫文件”回到中国召开“西湖会议”,说服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

此后,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三大”,马林自始至终参加。就连陈独秀本人,也在中国共产党“三大”所作的报告中说: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 主张有了重大 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共产国际与中国 革命资料选 辑》(一九一九—一九二四),二六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中国共产党“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贯彻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

后来,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当马林跟美国伊罗生教授谈话时,曾回忆了他的关于国共合作的意见的由来:

“我提出这些意见时,从来没有从莫斯科得到什么具体专门指示的问题。我离开莫斯科时没有什么指示。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 得的经验作为依据。……由此,你就能理解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

他提出的国共合作,人称“斯内夫利特战略”,亦即“马林战略”。

他一次次跟陈独秀交谈,一次次跟孙中山交谈,终于促使陈独秀与孙中山会谈,终于促使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八月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 俄……

共产国际在海参崴建立了远东局,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柯拉洛夫签署第二八二号文件,任命马林为远东局第三号人物。

此后,马林的工作又有变动,如他所说:

“我被先后提议任驻广州领事和俄罗斯通讯社(引者注:即塔斯社前身)记者,我拒绝了。后来,当我知道已作出上述人事变动的安排,我就离开 了。”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马林与美国伊罗生教授的谈话记录。

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被降为“驻广州领事”以至“俄罗斯通讯社记者”,是由于他的意见与共产国际领导——斯大林、加拉罕、鲍罗廷、罗易 产生了分歧。

一九二三年十月,马林被调离中国。

一九二四年初,马林回到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鉴于意见不合,一九二四年四
,马林向共产国际辞职,回到了祖国荷兰,参加荷兰共产 党的工作,担任码头工会秘书。

一九二五年,罗章龙赴荷兰汉堡出席国际运输会议,与马林相遇,彼此异常欣喜。会议结束后,罗章龙应马林之邀,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他的家里。 他家很不错, 花园洋房。那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教授。妻子也是荷兰人。马林以主人身份热情款待罗章龙,留罗章龙在他家住了一星期,情同手足。

马林虽已远离中国,但仍非常关心中国的命运。

马林对罗章龙说道:

“中国是农业大国,无民主习惯,推翻一代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有重重困难。唯有通过工人运动可以接近民主,纵有困 难,不宜灰心,舍此以外达向民主的道路可谓徒劳!”

一年之后,马林的情况剧变: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以及联共(布)开展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马林站在托洛茨基一边。这样,他无法再在荷兰共产 党内立足,于一九二七年宣布退出。

一九二八年,当罗章龙到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六大”时,正巧马林也在莫斯科。马林前往鸱林别墅看望老朋友。谈及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后的 艰难处境时, 马林对罗章龙说了一番颇为感慨的话:“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历史车轮自会循正当轨道迈进。”

在一九二九年,马林在荷兰建立了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此后,他以“革命社会党”代表身份参加荷兰国会。

不过,一九三八年当托洛茨基组织第四国际时,马林拒绝参加。

一九四○年,德国法西斯侵吞了荷兰,马林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之中。他编辑了秘密发行的报纸《斯巴达克》,鼓励荷兰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

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马林终于落进了德国法西斯手中。

马林在狱中坚贞不屈。四月七日至九日,在法庭开庭审讯他时,他怒斥德国法西斯。

他自知难逃厄运,在四月十一日给女儿菩菩、女婿桑顿写下了诀别的遗书:

“永别了,我的女儿,我的宝宝——永别了,我亲爱的人!

“孩子们,我无疑真诚地愿为我的理想献身。谁知骤然间死神将至,不可逆转。但我心中坦然——多年来我始终是一个忠诚的战士。告发我的人和法官 们无不承认我 死得光明磊落。这使我非常感动,因为人们都已十分了解我至死不渝,矢信矢忠,殚精竭虑,高举我信仰的旗帜,奋斗到最后一息……”

马林最后写道:

“直至弥留之际,我都希望如马来亚格言所云:见义勇为。你们要互敬互爱。最后一次热烈地吻你们。”

这位久经考验、意志如钢的共产党人,在德国法西斯面前不屈不挠。他写罢壮烈的遗嘱,便壮烈地走上刑场。

一位幸存的名叫普雷特尔的难友,后来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六日写文章给荷兰《火炬》周刊,翔实地记述了他目击马林就义的悲壮一幕:

“四月十二日,星期天,我在睡梦中突然被噪杂声震醒。当时大约是晚上九点钟。七扇牢门被踢开,牢门前设了双岗(引者注:这七间牢房原本空 着)。我听到大声 叫嚷:‘非常危险的人来了!’德国人下达了指示,过了一会,我听到每个牢房都关进了一位难友。牢房与牢房之间,只要大声说话,隔壁的人都可以 听到。我立刻 听到其中一个被囚禁的人说:‘战争之前,荷兰政府就在搜捕我。五月十五日以后,德国人一直在追查我。如果我不是出了事故,如果不是被送进医 院,他们永远也 找不到我。’当时斯内夫利特安慰着说:‘我们大家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是荷兰第一批为国际事业而被法院判刑的人。我们必须为国际事业而牺牲。’

“监狱防卫很严,每十五分钟牢房的灯便被打开,目的是通过监视孔看看是否有人自杀或企图逃跑。同时还有两名宪兵在窗外走来走去,手里还拿着手 电筒晃来晃去。……

“大约早晨六点钟时,有人通知他们说,赦免请求被拒绝了,而且将立刻执行。斯内夫利特当时问,他们是否可以手拉手一起受刑。这个要求也遭到了 拒绝。‘你们 要把手放在背后受刑。’斯内夫利特又问,枪毙时他们是否可不戴遮眼布,这个要求被允许了。斯内夫利特又问,他年纪最大,是否可以最后枪杀他。 我还听到他 说:‘同志们,作为你们的长者,这份权利应当让给我,我不是当过你们的领导人吗?’

“所有人都可以抽一根雪茄烟。有人说:‘好,我们抽吧!荷兰国家付烟钱。’然后,斯内夫利特接过话头说:‘今晚我到了奥莱佛山(引者注:《圣 经》中说耶稣 曾关押于那里)’。当我青年时代参加运动的时候,我的神父对我说:如果你坚持你的信仰,小伙子,你就大着胆子向前走吧!我确实进行了斗争,而 且一直坚持我 的信仰,恪守我的信念,相信国际的事业。还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斗争,但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接着便出现了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让我们举起手来’,在临死前一个钟头,七个人挺起胸膛唱起了《国际歌》。多么豪壮的旋律!何等感人的歌 词啊!我曾出席过多次音乐会,可从来没听过这样感人肺腑的合唱。……

“然后,他们被装进了一辆汽车。九时二十分,第一枪子弹响了。……

“我非常钦佩这些英雄临危不惧的气概,我有必要将其写出来。他们无私无畏,无限忠诚于他们的事业。我毫无保留地为贵刊写下了这些细节,因为我 是唯一和这些英雄度过最后几小时的见证人。”李玉贞、杜魏华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就这样,马林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四日视死如归地倒在德国法西斯的枪口之下,终年五十三岁。

马林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功勋。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李玉贞、杨云若等不远万里前往荷兰,仔细查阅马林的档案,这才查清 了马林之死的 真相。特别是马林的女婿桑顿,把珍藏多年的马林绝命书取出,复印赠给中国朋友,使中国读者得知马林就义前的遗言,更加敬佩这位“真诚地愿为我 的理想献身” 的异国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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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 – Maring ..or Henk Sneevl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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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 – Maring ..or Henk Sneevl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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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Heinrich » Sun Sep 19, 2010 5:09 am

A unknown famous Dutchman for ma
ny ..but one who left quite a footprint in Chinese and Indonesian histo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Henk_Sneevliet

The wiki article just spents one line on his Chinese visit to Shanghai in 1920 :

‘ Lenin was impressed enough by him to send him as a Comintern representative to China, to help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he was present at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July 1921 wh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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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not many Chinese will hear a bell ringing by hearing the name Sneevliet ..yet every ‘red’ book wil mention him as the 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gether with Mao under the pseudonym Maring ,sometimes also Maling . He suffered a lonely execution in German captivity on april 12 1942 in KZ Amersfoort Holland .
Today being remembered by a butt-ugly concrete viaduct over a butt ugly highway named after him in my hometown Amsterdam , totally lost in time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9E%97_(%E5%85%B1%E4%BA%A7%E5%9B%BD%E9%99%85)

马林 (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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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 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荷兰语: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3日),笔名马林,荷兰共产主义者,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马 林出生于荷兰鹿特丹,1900年进入荷兰铁路系统任工人,并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和铁路工会。1907年,马林成为荷兰社民党首位市议员。 1911年,部分 荷兰工会参加了国际海员罢工,但是荷兰社民党多数成员却反对。马林厌倦了两派的争吵,决定前往荷属东印度传播革命思想。

马林于1913 年抵达荷属东印度,随即积极参加当地反抗荷兰殖民当局的活动。1914年,他参与创建了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之一)。马林在 印尼领导积极的工 人运动,这不但招致了荷兰殖民当局的反对,也不符合荷兰社会民主党多数成员的意见。马林于是在1916年退出荷兰社民党,转而加入荷兰共 产党。

十月革命之后,荷兰殖民当局担心马林激进的思想和在当地居民中的声望会引起革命。于是强迫其于1918年离开印尼。回到荷兰后,马林继续 致力于发动工人运动,与荷共领导发生分歧,逐渐被边缘化。

1920 年,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在会上,列宁对马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决定派遣其前往中国,帮助中国的共产 主义者建立自己的 政党。在中国期间,马林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后的一些会议。马林主张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积极合作,因此与中共领导 人产生很大的矛 盾。1924年,马林被召回,由维经斯基接替。

1927年,马林与荷兰共产党决裂,自组政党,并加入了托洛茨基组织的第四国际,期间一度被捕入狱。不久之后,马林及其政党又离开第四国 际,转而同英国独立工党和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联合工人党结盟。

马林1933年在狱中当选为荷兰下议院成员,此后他一直利用此身份领导荷兰工人运动。1940年纳粹德国占领荷兰,马林随即解散自己的政 党,转而组织抗击德国侵略的游击战,建立了马克思-列宁-卢森堡战线。

1942年,马林和马克思-列宁-卢森堡战线其他主要领导人一道被纳粹德国抓获,4月13日被枪决。据称,他们临刑前仍然全体高唱国际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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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马林 – Maring ..or Henk Sneevliet

Postby Heinrich » Fri Jul 08, 2011 2:48 am
Added some manuscripts of maring as stored i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Its written in english and added as a pdf you can downloa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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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eevliet – a life in documents
Henk Sneevliet

Re: 马林 – Maring ..or Henk Sneevl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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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Heinrich » Fri Jul 08, 2011 2:59 am

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 known as Henk Sneevliet or the pseudonym Maring (May 13, 1883 – April 13, 1942), was a Dutch Communist, who was active in both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Dutch East-Indies. He took part in the Communist resistance against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the Netherlands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was executed by the Germans in 1942.

Early life
Sneevliet was born in Rotterdam and grew up in ‘s-Hertogenbosch. After finishing his education, he started working for the Dutch railways in 1900 and became a member of the Sociaal Democratische Arbeiders Partij (SDAP, the predecessor of the Dutch Labour Party) as well as the railway union. From 1906, Sneevliet was active for the SDAP in Zwolle, where he became the first social democr
at city council member in the elections of 1907.

Sneevliet was also active in the Dutch railway union, the NV and in 1911 he became its chairman. In the union, Sneevliet was one of the more radical voices. When an international sailor strike was called in 1911, several of the more radical Dutch unions took part, but the majority of the union movement, as well as the majority within the SDAP were against it. For Sneevliet, this led to his alienation from both and strengthened him in his decision to leave the Netherlands for the Dutch East Indies.

Dutch East Indies
Sneevliet lived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roughly equal to present day Indonesia) from 1913 until 1918 and he soon became active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Dutch rule. In 1914, he was a co-founder of the Indies Social Democratic Association (ISDV), in which both Dutch and Indonesian people were active.

He also returned to union work,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Vereeniging van Spoor- en Tramwegpersoneel, a railway union which was unique in having both Dutch and Indonesian members. Thanks to his experience as a union leader, he soon managed to turn this still fairly moderate union into a more modern and aggressive union, with a majority of Indonesian members. This union would later form the base for the Indonesian communist movement.

ISDV was strictly anti-capitalist and agitated against both the Dutch colonial regime and the privileged Indonesian elites. This led to much resistance against the ISDV and Sneevliet himself, both from conservative circles as well as from the more moderate SDAP. In 1916 therefore he left the SDAP and joined the SDP, the predecesso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Holland (CPH, later CPN).

Afte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Sneevliet’s radicalism gained enough support amongst both the Indonesian population as well as Dutch soldiers and especially sailors that the Dutch authorities got nervous. Sneevliet was therefore forced to leave the Dutch East Indies in 1918. ISDV was repressed by the Dutch colonial authorities.

Even after his return Sneevliet stayed interested in Indonesian developments and in 1933 he was condemned to five months imprisonment for his solidarity actions for the Dutch and Indonesian sailors who took part in the mutiny on “De Zeven Provinciën”, which was put down by an air bombardment in which twenty-three sailors were killed and which at the time aroused considerable passions in the Dutch public opinion.

Working for the Comintern
Back in the Netherlands, Sneevliet was somewhat marginalised by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H, who criticised his tactics in the Indies. He therefore spent more time in the union movement, where he helped organise the 1920 transport strike. The same year he was also present at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intern in Moscow,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KI), which was the successor to Sneevliet’s ISDV. Lenin was impressed enough by him to send him as a Comintern representative to China, to help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he was present at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July 1921 wh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Sneevliet was not impressed by the party and argued for cooperation with the Kuomintang and Sun Yat-sen, with whom he had established contacts personally. However, this is a policy which seemed reasonable at the time but proved disastrously wrong within a few years, when Chiang Kai-shek succeeded as the head of nationalists after Sun Yat-sen’s death (see Chinese Civil War). Things came to a head in 1924, largely due to the worsening political climate in the USSR.

Back in the Netherlands
In 1927, after years of worsening relations between Sneevliet and his followers and the CPH leadership, Sneevliet broke all ties with the CPH and the Comintern and formed his own party, the 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Partij (RSP), this later became the 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Arbeiders Partij (RSAP) after fusing with the Independent Socialist Party (OSP), which had earlier formed under the stewardship of Jacques de Kadt and Piet J. Schmidt. The RSP signed the Declaration of the Four[1] in August 1933 alo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led by Leon Trotsky, the OSP and 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Germany. This declaration was intended as a step 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of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ies. In the end the RSAP broke from the Trotskyists in 1937/38[2] and became a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Unity along with the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Britain) and the Workers Party of Marxist Unification (POUM) Spain.

In the 1930s, therefore, Sneevliet and his party concentrated more on national issues, gaining some successes in organising the unemployed movement, strike actions,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rise of fascism. In 1933 Sneevliet, while still imprisoned, was elected a member of the Tweede Kamer, or Lower House, a position he mainly used to propagandise. Central to the activity of the small party was its relationship with a small trade union federation, the NAS, and it was due to a dispute concerning this body that the RSAP split from Trotsky’s ICL.

However, the worsening political climate both abroad and nationally and the constant struggle against both the Stalinist and Social Democrat parties, as well as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took a heavy toll on Sneevliet and his group. When war broke out on May 10, 1940, Sneevliet immediately dissolved the RSAP.

Death
Some months later he founded a resistance group against the German occupation, together with Willem Dolleman and Ab Menist, the Marx-Lenin-Luxemburg-Front (MLL-Front).[2] This was largely engaged in producing propaganda for socialism and opposing the Nazi occupation of the Netherlands and as such was heavily involved with the February strike of 1941.

As a known Communist, Sneevliet had to go into hiding even before he started his resistance activities. For two years he managed to keep out of the hands of the Nazis, but in April 1942 they finally arrested both him and the rest of the MLL-Front leadership. Their execution took place in the Amersfoort KZ on April 12, 1942.[3]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y went to their deaths singing The Internationale.[2]

The architect of Chinese communism | Radio Netherlands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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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more: http://www.histomil.com/viewtopic.php?t=188#ixzz1kZuRCGSd

Re: 马林 – Maring ..or Henk Sneevl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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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Heinrich » Fri Jul 08, 2011 3:3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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