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论和多数的暴政是反民主的伪命题

  1. 中共国精英和民众究竟谁的素质低? http://post.ly/9WHq1
  2. 杭州:中国是民众素质低,还是精英素质低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HANG-Zhou/kd100903-4.gb.html
  3. 刘瑜:素质低的应该被“素质高”的精英管? 观点中国 时间:2012-09-29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89_55589.html
  4. 蔡定剑:为民主辩护!(上)——对当前反民主理论的回答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38947
    蔡定剑:为民主辩护!(下)——对当前反民主理论的回答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38948
  5. 姜峰:多数决、多数人暴政与宪法权利——建议现代立宪主义的基本属性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59247
  6. 马骁:宪政民主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Html/Article_57306.shtml
  7. 丁礼庭:“国民素质决定论”存在的依据 2012-01-18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381.html
  8. 警惕精英主义的民主素质论——评素颜《渐进式的民主之我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38-579515.html
  9. 沈良庆:素质论和多数的暴政是反民主的伪命题(一)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7017
    沈良庆:素质论和多数的暴政是反民主的伪命题(二)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7170
    沈良庆:素质论和多数的暴政是反民主的伪命题(三)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7462
    沈良庆:素质论和多数的暴政是反民主的伪命题(四)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7532
    沈良庆:素质论和多数的暴政是反民主的伪命题(五)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7744
    沈良庆:素质论和多数的暴政是反民主的伪命题(六)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8046
  10. 薛涌:中国人是否具有民主素质 2012-04-29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35689.html
  11. 中国不能民主的原因恰恰是由于韩寒同学素质太低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8002068&boardid=1
  12. 素质差 不是不能搞民主,而是搞不成民主 民主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8050983
  13. 邓嗣源:中国百姓的素质低?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DENG-Siyuan/cm0512c-2.gb.html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HANG-Zhou/kd100903-4.gb.html
华夏文摘 杭州:中国是民众素质低,还是精英素质低

  “中国民众素质低”的说法在中国人中有相当的市场。不少海外中国人常说,回中国去,觉得“刁民”太多,很多在西方行得通的东西到中国就行不 通。我自己出国前也接受中国民众素质低的观点,并不是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的坚信者。但以我自身来美国后从对民主自由持怀疑无所谓态度到渐渐成为民 主自由的坚信者的经历,我意识到人是可以逐渐转变的。人之所以为高级动物是因为人有思想,是可以被后天教育的。中国普通民众对自尊和尊重别人的追 求,对正义的追求,对做人的基本权利的认识,法治观念,独立思维能力,平衡思维能力等等很多方面与西方国家普通民众相比,确实还有很大差距。但要 改变这些,只要有有效的教育方式,一代人内就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华裔美国人成为美国的模范公民,在美国成长的第二代华裔人素质丝毫不比其他美国 人差,我们可以从这些事实得出结论:中国民众绝对不是天生素质低。国内多“素质低”的民众,是中国教育的失败,中国制度的失败。香港在英国殖民统 治下能早早就成为发达地区是另一个有力的证明:中国的失败不是民众的失败,而是中国统治者的失败,中国精英的失败。

  人们常讨论国家建设要靠人民还是靠精英,有人还说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统治是精英统治。所谓“精英”应该就是社会中的佼佼者,引导者。我们应该承 认,不管是上帝给的,爹妈遗传的,还是后天努力的结果,人的能力有高低之分是现实。有些人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发明家,文学家,或政治家,另一些 人一辈子只能是一个普通人。毫无疑问,那些伟人们作为个人对人类社会进步的贡献比普通人要大得多。而各个社会里那些即使没有成为对世界有影响的大 思想家大发明家的精英们,通过拥有政治权力,经济权力,通过掌握媒介,掌握教育体系等等渠道,对社会的影响,对社会的主导作用也远远比一般民众大 得多。不管是民选的还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本质上都是在精英的掌管下,只不过什么样的精英掌权,通过什么渠道掌权不同而已。一 个国家中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社会结构,教育方针无一不是由国家内掌权的精英们设计打造的,一个国家人民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导向,也基本上是在 精英思想的引导下形成的。比如民主政治制度,恐怕不是每一个西方普通民众都能想出来的;哪怕是中国的封建帝王统治制度,也是中国的“精英们”设计 出来的。不过在我看来,一群只能想到帝王统治制度的精英,比起那些能想出民主政治制度的精英,素质就差了些;一群沉溺于计谋沉溺于雕虫小技的智 者,比起那些探索追求真理哲学的慧人,水平就低得多。就算没有出大思想家大发明家的文化,比如日本文化,能够辨别好坏,至少知道别人什么是好的, 该学习的,自己什么传统是该保留的精英,也比好坏分不清,捡芝麻丢西瓜,留自身糟粕弃他人精华的中国共产党精英强。历史证明,一个文化相对于
一 个文化的失败,一个社会相对于另一个社会的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常常不是因为民众素质低,而是精英素质低,一个社会的失败最终是精英的失败,精英 没有设计出一套聪明合理的系统来有效地提高民众的素质,有效地促进社会进步。

  而很多自认为有素质的中国人,包括很多受过高等教育在中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在称其他中国民众素质低时,应该把自己与西方同等阶层的人 比一比,和他们一比较,很多自认为“素质高”的中国人是不是素质实际低得很?撇开坚持正义的勇气,对社会怀有责任感等等方面的素质不说,就算中国 人自命不低,很多西方人也认同的智力水平,大陆来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也不能与西方精英相比。很多中国人哪怕拿了博士硕士学位,精通理科式黑白 分明的直观推导,一遇上多维复杂的人文思想,就大多思维混乱,逻辑不清,没有独立思维能力,小时候一旦灌输进一种观点,就永远奉为真理。这些人也 许比一般人精通复杂高深的数学物理理论,但对社会对人的认识却停留在原始初级的表面,看不到实质,认为有深度就是能引经据典,形而上,能发展一套 花哨的理论,却常常连常识都没有,甚至连人的基本良知都没有,是与实际社会实际生活脱节的书呆子。更多的人思维单向极端,讲自由,讲个性就是反对 一切约束,讲和谐就是一切大统一,不能有自我;反对一种思想观点就要批倒批臭,赞同一种思想观点就要无限拔高绝对化,没有能力做平衡的思维。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中国精英群的素质呢?依我看答案很简单: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言论自由,停止把媒介,文科教育和人文研究统统绑架为共产党的 宣传工具;第二,摒弃专制制度,民主制度下政府的公开选举,比起以升官发财为诱饵的专制制度,更能有效地提高国家精英的素质。中国精英群素质低, 是几千年封闭式教育体系,科举式升官制度的产物。如今经过六十年“共产主义教育”和思想封锁,六十年专制统治,中国精英群的素质不仅比西方精英 差,比日本精英差,连同一文化出生的台湾精英也比不过了。奥巴马当美国总统仅一年多,很多美国人就已经说布什政府留下来的问题已经成了奥巴马的问 题,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年,到今天,中国政府以及不少中国人还在把中国问题归罪于中国人素质,归罪于中国文化,甚至归罪于秦始皇,而不怪罪于执政 党共产党,不想想为什么中国人素质的问题中国文化的问题到了香港,台湾,到了美国,就不像在中国那么糟。

  中国要进步,既不能靠盼望清官降临,盼望东方出现一个红太阳,也不能幻想物质水平上去了,精神水平就会自然上升。中国要真正进步,需要一个大 量的有灵魂有思维能力的高素质精英群。中国哪怕现在不在制度上做剧烈改变,仅仅开放言论自由,中国精英的素质就会开始得以提高。当然不是说言论一 自由,中国精英的素质立刻就提高了,一个社会的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言论自由了,思想禁锢解脱了,人的思维才会开始进步,言论自由开放的 越晚,思维进步就起步得越慢。中国急需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教育改革,只要中国学校里还在教孩子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在让孩子们在红旗 下撒谎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只要中国的文科课本里仍然充斥着谎言,鼓励的是对当权者的歌颂,灌输的是为当权者服务的一言堂观点结论,而不是理 性地看历史的真实,鼓励独立思考,鼓励对真理的追求,中国下一代人的素质包括中国精英的素质将仍然停留在低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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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素质低的应该被“素质高”的精英管?
观点中国 时间:2012-09-29

如果“素质”指的不是文化水平。它还可能指什么?要不就是合作精神。据说中国人“一盘散沙”,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证明。社会科学里有个词叫 “社会资本”,说的是人与人水平往来的粘性和密度。

很多人可能都意识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译成英文,比如“突击手”、“不折腾”、“精神文明”、“班子建设”……要是谁能译出“血染的风 采”,那我简直想给他送一面锦旗。在此类词汇里,有一个就是“素质”。

“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句话如此广为传播,以至于“素质”这个词前面少了“中国人”,后面少了“低”,“素质”这个词都显得缺 胳膊少腿。但素质翻译成什么呢?译成“quality”似乎最合适,但仔细一想,如果把前面那句话翻译成:“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low,so China should not…”,显然不合适,因为这句英文再译回中文,就成了“中国人的质量很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肯定不是说这话的中国人 的本意。

一个词很难译成其它语言,肯定有很多原因。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词所指向的现象本身其实含糊不清。比如“素质”,什么叫素质呢?直觉的解释是 “文化水平”。但是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文盲率现在只有4.0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项2009年研究显示,中国18.3%的 25-34岁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于捷克(15.5%)、土耳其(13.6%)、巴西(10%)等诸多民主国家。可见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怎 么也不算低。

如果“素质”指的不是文化水平。它还可能指什么?要不就是合作精神。据说中国人“一盘散沙”,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证明。社会科学里有个词叫 “社会资本”,说的是人与人水平往来的粘性和密度。据一些学者论证,社会资本对于民主运转的意义,相当于机油对于机动车的意义。一盘散沙的社会, 就是没有机油的机动车,开起来肯定稀里哗啦。

且不说后来有不少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政治后果进行质疑,就算“社会资本”多多益善,又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其实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一盘散沙。传统乡 土社会有着细密的社会交往网络和自治传统。村里需要修个路通个渠,各家各户常常商量着集资解决;张三和李四闹个矛盾,族长或者乡绅往往根据村规给 摆平……我在纽约的唐人街,看到已经离开故土上百年的中国社区,每到佳节还聚到一起舞个狮子敲敲锣鼓。所以很难说中国人基因里缺少凝聚力。

反倒是“全能国家”一登场,宗族、社团、庙会这些个“封建糟粕”被强拆,人们日趋原子化,政治成了唯一的粘合剂。至今强大的政治体制还抑制着社会 资本的积累。“散沙们”想结合起来组织个农会,太敏感。工会,政府不是已经组织了吗?非政府组织?可以,但先得通过48道手续……所以中国社会散 沙化不是强权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如果我一边把你的腿铐住,一边说,看,你现在跑不起来吧,这证明了你没有跑步的能力,哦不,跑步的“素质”。这 连“自我实现的预期”都算不上,这就是“自我证实的命令”。

素质要不就是指规则意识?中国人不爱排队,乱闯红灯……这些现象说明中国人素质差,所以中国民众需要“素质高”的精英群体给管束起来。成龙大哥所
“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是这个意思。这些坏习惯我倒是深有感触,尤其是不爱排队这一项,有时我简直希望每个商场柜台前都能配备一名交警。

但我也去过港台,也见过人口同样密集的港台市民自觉排队。既然他们也是中国人,说明规则意识这种“素质”也不是一遇到中国人就发生排异反应。更重 要的是,就算中国民众的规则意识不足,实在看不出这如何就能推导出集权体制的优越性。集权体制的隐含前提是,“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 员去教化管束,但是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今天打开一张报纸,我们看到在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百万锒铛入狱;明天打开一张报纸,又看到 另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千万而锒铛入狱;今天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强拆逼得某人上访;明天再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拆迁又逼得另一个人自焚。当然 此类官员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但此类故事层出不穷却是事实。这倒提醒了我们如何理解民众缺乏规则意识:如果“上面”经常在工程招标中玩内部交易、在 土地纠纷中不尊重法律、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又怎么能指望“下面”毕恭毕敬尊重规则?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人,如何教化别人不要随地吐痰?
所以就算中国人的“素质”有问题,它更多地是源于制度,虽然也恶化制度。我当然不相信制度的变革可以一夜之间改变文化,但是制度的变革至少可以打 开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而公民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就象学会跑步需要首先解开脚镣。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的 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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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为民主辩护!(上)——对当前反民主理论的回答
【法宝引证码】CLI.A.038947
【学科分类】中国宪法
【出处】人大与议会网
【摘要】实现民主作为国家的根本任务,已经写入了宪法。它是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中国人民今后长期不懈的奋斗目 标。但是,随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一些人对发展前景出现迷茫。近几年来,一股反对民主的思潮悄然升起,主张中国应该放弃民主的追求,只推行精英 主义、威权政治,“唯法治主义”。这些观点引起一定的理论混乱,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本文针对上述观点,对民主的基本理论和制度的发展作了系统 阐述,以澄清被反民主论者搞得非常混乱的民主概念和理论。并对反民主论的主要理论的论据和论证方法也一一作了驳斥。从而捍卫民主理论和制度,坚定 人们对民主的信念和追求。
【关键词】民主理论;民主制度;反民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腐败
【写作年份】2007年

【正文】
     问题的提出
  
  民主是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是近代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是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共识的政治哲学,“民主已成为整个世界头等重要的政治目标”。[1]近代 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民主而前赴后继,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民主制度仍然还很不完善。然而,就在中国人民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创造了中国有 史以来的经济繁荣,人民渴望进一步发展民主,追求更广泛自由的时候,一股反民主的理论思潮悄然升起,它与过去长期以来以“国情论”拒绝民主的理论 汇合,成为当前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障碍。
  
  反民主论者对民主的歪曲和批判主要有以下理论:
  
  一是“民主危险论”。近年有的学者不知何因炮制出了一套民主危险的理论,猛烈地抨击民主。他们认为,所谓的民主就是多数决定论(他们把它简称“多数 决”),这种“多数决”的制度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2]还有人认为,现在中国经济改革,社会繁荣,出现了少数富人阶层,如果搞民主,出现 “多数人的暴政”,少数富人的财产就会受到侵犯,破坏社会繁荣。这种理论由于片面甚至错误地理解民主,从根本上否认民主的价值。
  
  二是“民主有害论”。认为民主虽然是好的目标,但中国当前不适合搞民主,中国当前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民主不利于社会稳定,影响效 率。为了经济发展,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效率是优先的。所以,中国要奉行权威主义,而不是民主。特别是新近在经济改革的争论中,有的学者认为,如果 现在要讲民主,改革就不能前进。因为,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会反对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很多人下岗,讲民主,改革就搞不了。[3]这一理论虽 不完全否认民主价值,但认为民主在当前中国是切不可行的。
  
  三是“公民素质论”或“国情论”。这是耳熟能详的一套不赞成中国当前发展民主的理论。他们口头上也讲民主是国家的奋斗目标。但又夸大实现民主的条件。中国 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公民素质低,特别是有9亿农民等等,所以,中国国情决定现在不能搞民主。这一理论口头上也赞赏民主,但借口“公民素质”和 “国情论”又把它推到不尽的未来。
  
  这些理论或是出于学术偏见,或是出于利益所惑,有意无意地使民主变得面目狰狞,或者使它变得遥不可及。在他们看来,中国不能搞民主,至少现在中国不能搞民 主,或者民主应该缓行。中国人民为了民主理想奋斗了一百多年,正在走向富裕、走向全球化、走向现代文明的中国,要不要搞民主竟又成了一个问题!因 此,非常有必要对各种抹黑、歪曲民主的错误理论加以澄清。以坚定中国走民主化发展之路的决心。
  
  一、究竟什么是民主?
  
  何为民主?是反民主论者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他们说民主就是选举,民主就是“多数决”,民主就是精英决策,等等,为了澄清对民主有意无意的曲解,有必要对 民主制和民主理论的发展历史作一些梳理。
  
  我们知道,民主制产生于古希腊。古希腊人创造的民主(Democracy)意指人民的权力。古希腊实行直接民主制,当时城邦的公民大会由年满18岁的全体 男性公民组成,公民大会对国家政策有最终决定权,执政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雅典的500人会议中有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召开公民大会,一般定期举 行,如有需要,也可以召开不定期的特别会议。会议日程由500人会议讨论。任何公民都可以在公民大会上自由发言,通常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做出决定。 所以,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经典著作《政治学》中对政体的分析是从统治者人数的多寡入手,把一人执政的制度称为君主制政体;少数人执政的制度称贵族制 政体;多数人执政的制度称为民主制政体。可见,在古希腊,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形态而言,它就是指一种多数人统治的政权,[4]是一种简单直接的 民主形式,人民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
  
  雅典的历史提供了民主具有危险性的经典例证。雅典的直接民主被民主本身的弊端所断送。至高无上的人民有权做任何它
做到的事。它不受任何准则的羁束。结 果,解放了的雅典人变成了暴君。雅典人在广场民主中以苏格拉底的殉道,来给自已的罪孽加冕。[5]
  
  雅典直接、绝对的民主死亡,它给人类文明社会留下了永久的痛,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由全体人民掌管的政府,如果成为人数最多、最有力量的阶级的政府,便是与纯粹的君主制性质相同的一种邪恶。民主制需要制度来保护自己免受自身的危害,保持 法律制度的持续性,不为公众意见反复无常的激情所左右。[6]
  
  现代民主制度是近代资产阶级创造的。资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自然法、社会契约和天赋人权等原则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已经不同于古希腊时期简单的 “多数人统治”的直接民主制,而是把民主制建立在一种复杂的政治权力构架上。代议制民主建立在以平等、自由选举为基础,遵循以下原则:人民主权、 多数人的统治原则;[7]民主需要精英治理,以防止多数人的平庸,[8]因而对多数人权力实行分权和制约的原则;[9]民主必须是权力分散和多元 化的。 [10]这些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建立的重要出发点。如果对资产阶级创建时期的代议制民主做一定义的话,那就是人民通过普遍选举产生、属于人民主权的政府,政 府实行分权统治、相互制衡,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多数人或任何个人专断的政体。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把古希腊简单多数人的直接民主制,转变成一套多数人 选举,少数人统治,实行分权制衡的代议制民主。即使还有多数统治,也要保护少数,以法律约束多数的权力,多数人的意志,也不能侵犯个人的基本人 权。根据这些理论构建的典型民主制度就是英国的议会主权和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政体。
  
  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一种彻底自由主义的民主观,他试图冲破当时的国家制度,创造比资产阶级更为广泛和高级的民主制,马克思的民主理论渊源于资产阶级代议制 民主,特别来自于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强调人民的绝对意志和权利至上。马克思主义还特别主张建立平等基础上民主制度,主要是以生产资料平等为基 础,建立由人民更加直接参与政府管理(议行合一),更有效地监督和控制政府的制度(人民的监督罢免权)。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总结近代民主制发展的历史时指出,民主制发展经历了“三波”浪潮:第一波始于19世纪20年代,以美国选举权扩大到大部份(白 人)男性为标志。这一波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期间约有29个民主国家出现。第一波的退潮或逆潮始于1922年,由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登台直 到1942年为止。民主的第二波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胜利,并在1962年达到高峰期,民主政权增加到36个。1962年至1970年代为第二 波的低潮,民主政权的数目减少到30个。然而,自1974年以来,民主的第三波已使民主政权又增加了约30个,把原来的数目扩大了一倍──还没有 包括目前在苏联及非洲一些地方发生的政治革命在内。[11]
  
  民主制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两次资本主义危机导致的世界大战使民主制遭受了严重挫折,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第三帝国纳粹的兴起,多数人的暴政给人 类造成了严重灾难。“民主”显现出它的危险性,战后人们由此引起对民主制度的深刻反思。这些反思使人们对代议制民主有了新的认识,这就是违宪审查 制度的发展和国际人权保障制度的建立,从而在制度上大大完善了民主,这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起了防止多数人暴政的制度措施。
  
  对民主反思的另一原因是,20世纪60-70年代,在经历战后美国麦卡锡主义和对民权运动的压制,越战的失败,以及冷战时期的对抗,世界民主发展处于低 潮,选民参与投票率下降,人们对选举代议制民主普遍存在相当严重的悲观情绪。鉴于上述原因和二战的教训,欧美民主派对权利理论和资产阶级代议民主 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理论反思和批判。欧洲的反思是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改良马克思主义)开始的,为什么马克思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但没有发 生,社会都走入议会民主制的道路,而所谓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工人阶级支持的德国国家社会民主党会把希特勒选上台?民主也会缺少理性;古典马克思主 义认为权利是资产阶级发明的用来自我保护的神话,但权利概念在20世纪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它迫使理论家们反思如何重新定义权利,并给予它一个 进步的基础。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自由民主派也对权利进行反思。他们的出发点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古典自由主义对权利的解说。这方面的思想领袖立场 殊异,反思主要是对权利、公正、正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重新定义和解释。[12]
  
  所以,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都有许多新的、重大的发展。80年代以后,东亚等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后,威权体制也纷纷向民主制度转型, 催发了西方国家以外的民主制度的扩张。近30多年以来,民主在全世界获得了强有力的发展,大大完善了民主理论,深化了人民对民主的认识和信念,丰 富了现代民主制度形式。尽管传统的民主制继续受到强烈的批判,[13]但民主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不可动摇的社会价值、国家的原则和政治制度。
  
  从资产阶级革命代议民主制度的建立,到今天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普遍的发展,民主制度内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民主制度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版图上的扩展,更 重要的是它的形式和内容有了根本变化。总结民主制度的发展历程,从议会民主发展到街头民主,[14]进而发展到公众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性民主等更为 广泛的社会民主形式。现行各国的民主已不仅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讨论和决策,还包括利益集团的影响和街头行动,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第四权力媒 体无所不在的监督,都已经超出选举议会式的民主模式。民主已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的形态,而且还成了一种社会形态和广大公众的生活方式。
  
  在对人类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及理论动力作了十分简练精要的描述以后,我们需要对民主理论也来做一历史叙述和分析。古希腊的“民主是指大多数人的统治,这在 古希腊所有的政治学著作中是一个公认的标准。”[15]它是一种直接的、“多数决”的民主制。但正是古希腊这种简单“多数决”的民主制,导致多数 人与少数人的矛盾——名义上的多数实际上的少数在决定问题,即少数社会精英和多数公民之间的冲突,古希腊的“民主制”由于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一民主 的内在矛盾,导致城邦的崩溃。[16]
  
  从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发展到现代民主,民主理论上发生了巨大的嬗变。民主经历了从代议制民主到“选举民主”,再发展到“自由民主”和“法治民主”的过程。 从民主的形式上看,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主理论核心是代议制民主,它试图通过选举建立不仅是代表多数,而是代表全体公民的“真正的民主制”。在 代议制民主理论大师约翰•密尔看来,“为了保证多数人在国家有发言权,而完全剥夺了少数人的选举权。按一般见解,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但
能由 此认为多数人在战胜少数人以后,就可以完全取代少数人的代表权,无视少数人的意志。相反,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国家里,每一部分的人都应当有其代 表,少数人和多数人一样将得到充分的代表权,虽然是按比例分配的。”否则,就不是平等、公正的政府。“违反一切公正的政府,首先是违反民主制 的。”[17] 所以,早期资产阶级的民主制主旨可以简单概括为:多数人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民主浪潮的发展,拓展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给人们提供了越来越从不同角度透视民主的视角和思维。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理论[18]是这方面开拓性的代表。他提出选举民主理论,引发了一系列新的民主理论。他第一次以选举界定民主,认为民主 是“一种形成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之下,个人通过竞争性的方式争取人民的选票来获得决策的权力。”[19]根据这一标准,判断一个国家 是否是民主制度时,主要看其强有力的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定期选举产生,而且这种选举是以候选人是可以自由竞争选票,每个成年公民都享有平 等的投票权为前提。熊彼特的“选举民主”理论贡献在于给人们提供了从选举的角度理解民主的思维,把选举定义为民主的本质。公平、自由、竞争的选举 是判断一个国家民主制最重要的标志,从而使人们能从选举程序的角度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但是,他的理论只不过是传统“代议制民主”理论的 一种新解释,是当时对民主制度极度悲观的反映,他认为代议制民主公民只有在选举的那一刻才行使权利,才是统治者,其他时间都是被统治者。今天看 来,他的民主理论是相当片面和狭隘的。我们的一些学者们正是利用“选举民主”理论的缺陷来大肆攻击民主的。
  
  民主理论和民主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自世纪70年代后有巨大的发展。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1)提出了“多元民主”理论。他指出,民主是多种利益集团相互作用,而公民的广泛参与是民主的核心,“民主是所有成年公民都可以广泛分享参与决 策机会的政治体系。”[20]民主不仅是在国家层面上,而是在地方和基层各个层面上多元化的参与,民主最基本也是最必不可少的条件首先是社区的所 有成员都享有平等的参与社区集体决策的权利。他的重要贡献是,把个人权利和自由引入民主制度。他认为,民主不仅有广泛的竞争和参与,而且有真正的 自由,诸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其说是民主的政治生活要实现的目标,还不如说是实现平等政治参与的必要条件。[21]
  
  在同一方向上为完善民主理论做出贡献的是卡尔•科恩,他提出“公众参与”的民主理论,民主就是人民参与政治决策的理论。他说:“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 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22]。他从政治参与的角度,对民主的性质、实现民主的前提、手段和条件作了 系统的阐述。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取决于公民参与深度、广度和范围。这种参与不仅是投票选举,还包括立法和参与社会事务的过程。 [23]
  
  民主理论在上世纪后期的发展是“自由民主”理论。乔•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他的《民主新论》中系统提出了“自由民主”的新理论。他说民主只能是“被统治的民主”,即作为统治者的少数,统治被统治的多数这一既定 事实下的民主。民主的关键并不在于被统治的多数亲自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而在于有效制约统治的少数,这样才能防止个人独裁。由于他对代议制民主缺 乏信心,所以他提出,实现民主的目标,最基本的前提是确保公民的个人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从而防止民主走向自己的反面:多数专制。在他看来,没 有政治自由的民主,根本就不是民主。他的自由民主理论是从分析古典民主理论出发,如何防止古典民主制中多数人的暴政的弊端作了补救。所以,他提出 了以个人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民主理论,从而解决了过去民主制长期以来没有很好解决的如何保护少数人的问题。
  
  新近20年来,民主的发展是呈多元化趋势,协商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论兴起并流行于欧美就是民主最重要的发展。协商式民主认为,公共事务的决策应通过协商而不是通过金钱和权力的途径进行,而且协商决 策的参与度应该尽可能平等和广泛。协商是通过社会价值规范、传统和语言实现社会协调的媒介,以市民社会为制度核心。[24]它强调民主的协商性、 协商的平等性、公开性和责任性。协商式民主是对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和社会为基础的自由民主的反思和发展。[25]
  
  如果我们对当今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做一总结归纳的话,对什么是民主可以作以下回答:
  
  民主是一种管理体制。其中统治者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要对公众负责,这种负责是建立在定期举行的、全体公民自由参与的、公开和公正的选举基础上的;
  
  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
  
  民主制避免使政府权力集中在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机构手里,也避免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实行一定的分权和自治,地方政府也必须是对人民开放和对人 民负责的;
  
  民主政府充分尊重人民的选择,并在各个政府和非政府的层面上,只要涉及到人民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和和参与权,由人民进行充分协商后再做 出决定;
  
  民主充分保护公民个人的自由:民主政府首要的职能是依合法程序及平等的法律保护基本人权,保护言论和表达自由、宗教和信仰自由,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 利,保护人们组织和充分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机会;
  
  民主政府遵循法治,遵循法律的正当程序,公民权利受司法的有效保护,为此需实行司法独立,独立的、职业化的法官可以自主地依法做出裁决。
  
  民主制度遵循多元化,反映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特点。公民有法律保障的平等表达意愿的机会,多元主义,政治过程是建立在众多交互重叠,自愿组织 起来的、自治的私人团体之上的;
  民主社会奉行宽容、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念,民主社会认识到,达成共识需要妥协,即使是时常无法达成共识。[26]
  
  可见,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就是在人类社会长期实践中,在不断的反思和批评中发展、日臻完善。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已经不是象反对者所简单化的 “多数决定论”,也不是片面的“选举式民主”,它不仅是一种从国家权力产生,国家权力结构,到公民权利保护的国家制度,也是一种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广泛参 与社会和公共事务的生活方式。反民主论者把民主片面和狭隘地解释为“多数决定论”和“选举式民主”[27],否定人民参与决策和保障自由等一系列 的民主基本原则,如果不是对民主的无知,就是对民主的有意歪曲。
  
  二、对民主功能的辩正
  
  回应对民主的批判,除
了要澄清被他们搞混的水,还要清流。就是要对反对者对民主功能和作用的各种指责加以驳斥。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康晓光教授的“民主 祸国殃民论” [28]和潘维教授的破除“民主迷信”。我认真分析了两位教授否定民主的论据,他们有两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在理论上,把民主狭隘和片面理解为少数服从多 数。康教授认为,从经验事实看,民主从来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所以民主从来就是假的,并不值得推崇。潘教授则干脆把民主简单化为“多数决”。由 于“多数决”曾带来人类带来了灾难,[29]所以民主是不可取的。二是从实践上,他们认为在当前中国,政治民主化行不通,而且民主化也未必就能有 效地解决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和经济风险等问题。[30]前者是理论问题,需要作些理论阐释,后者则是实践问题,需要更多的实践论证。
  
  1、民主制度中的“多数”与“少数”
  
  民主无论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形态的统治决策方式,还是作为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手段,它涉及到公众事务的处理,都离不开多数与少数人的意志和利益问题,它是实 现民主的一对基本的、永恒的矛盾。民主制在决定问题时的原则是简单的:遵循多数人的意志决定问题,这是普遍公认的原理。对民主的指责主要来自两方 面:民主存在多数人暴政的危险;民主的多数决定并没有真正实现过,实际上都是少数人在决定,多数论是虚假的。
  
  多数人的暴政是民主制最大的危险。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更不是什么新的学术发现。古希腊就出现处死苏格拉底的民主暴政,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民主政体的腐败就 是有变成暴民政治危险。阿克顿勋爵在总结古希腊民主的教训时就指出,雅典是古代惟一靠民主制强大起来的民族。然而,拥有无限的权力也同样在败坏著 名的民主政体。受少数人压迫是糟糕的,而受多数人的压迫则更糟糕。因为群众中积聚着潜在的力量,一旦发挥作用,少数人则难以抵挡。[31]近代以 来,民主的暴政也曾多次造成人类的灾难。
  
  问题是,历史上的民主制有与专制制度同样的危害,但为什么没有阻止人类社会对民主的追求和向民主制发展。人类社会在古希腊民主制在自我毁灭后,经过几百年 的专制黑暗统治后又坚定地选择了民主制。现代民主制也不断地遭到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批评,但也不阻挡那些生活在非民主国家的人民为民主而而牺 牲。显然,民主的价值大大优于它的危险性,专制暴政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远甚至于多数人的暴政。况且,现代民主制的完善,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已 能有效地克服多数人暴政的危险。
  
  何况,现代民主制以它全新机制根本改变了过去简单的多数决定论。现代民主理论是:遵循多数人的决定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是民主政体的支柱。多数决定原则是组 织政府和决定公共事务的一种方式,不是导致压制少数人的途径。多数派,即使在民主制度下,也不应剥夺少数群体或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少数人,无 论是以种族、宗教信仰、地理位置或收入水平而论,都享有基本人权保障,这些权利不得被政府或任何多数派剥夺。
  
  至于对民主多数是虚假的指责,反民主论者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真正的多数人的民主,所以多数民主是实现不了的,所以干脆就不要去追求这种假民主。 [32]的确,我们确实不能断定现在的民主制是否有真正的多数决定,因为,现有的各种投票和表决制都没有要求投票决定一项内容都必须有所有公民的 绝对多数通过,这样做是不太可能和现实的。因为在一个尊重个人自由的制度下你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强迫所有的人去投票。民主表决制一般只是按参加表 决的人的相对或绝对多数决定问题。对参加投票或表决的有效性是否有最低参加人的限度也并不一定。对没有参加投票的可能的大多数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意 见,所以,民主制是否有真正的多数决定我们无从知道。但是,我们只能从制度上设置是一种可以由多数人决定的制度。
  
  反民主论者不理解代议制民主的本质是一种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程序保障。民主制与专制制度同样也许是少数人在统治,但不同的是这些“少数人”是 通过一定的程序由民意产生的,他们做出决定不是个人恣意独断,而是要根据一定的程序采集民意,他们的行为要受到多数人有效的监督。民主就在于有一 套由民意影响和做出决定的程序保障,而不在于是否真正由多数还是少数人做出决定。民主的正当性就在于大家都公认这种程序,而不一定是它的结果。但 如果多数人不同意这个结果,可以改变这个结果。在古希腊的民主中,所谓的多数在总人口中可能是少数,那是由阶级的不平等造成的。在现代民主中,也 常常采用“两个过半数”的方法决定问题。任何社会都没有办法也不能强迫所有的公民来参与投票,事实上确实不能有真正的多数决定问题,民主永远只能 有相对的多数,没有绝对的多数。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民主是不可取的,就要选择少数人决定大多数人命运的制度。如果这样,在逻辑上是荒唐的、事 实上是有害的。精英政治的好坏不需要证明,也不需要再去试验,人类历史上有过太多的实践。中国古代难道不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结合吗?精英政治 理论难道还需要我们今天的学者来“发明”,加以推行吗?
  
  对多数人的民主暴政,在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已经有了制度性安排。二战以后对民主制最大的完善,就是创造了一套有效的制度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其中最几项重要的 制度是:一是违宪审查。象德国、日本等一系列国家建立的违宪审查制度就是防止多数人暴政的最有效制度。它由少数几个在高度理性的法官来审查代表多 数人制定的法律,以防止多数人制定暴虐的法律;二是在保障人权方面的法治大大加强,个人权利在对抗来自政府或其他多数人的侵害方面,得到更有效的 法律特别是司法的保障。这方面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为保障人权提供了一套有效的法律和机制;三是媒体作为第四种力量,有效地发挥着保护弱者、维护正 义,监督政府和强势群体的作用;四是非政府组织、法团主义等有效地发挥保护个人和小群体的权利和自卫的作用。二战以后60多年的事实已经证明,在 民主制成熟的国家,多数人的暴政在制度上已经得到有效的防卫。当然,我们还不敢断言民主制度永远可以抵制多数人暴政的出现。但是,民主能比专制制 度带来更加持久的稳定和和平,即使有多数人的暴政也比个人专制和少数人的暴政来得更少,和在历史上造成的危害相对更少,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民主 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而是一个有缺陷的制度。民主政府也会犯错误,但能够在最短时间里纠正。民主政府中也会产生腐败,但能在最短时间发现。
  
  2、民主与社会稳定
  
  民主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本来是被世界历史所证明的真理。但是在有些人看来,民主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稳定的制度!证明之一是把民主转型国家的不稳定 和中国近代的动乱归结于民主
祸。这完全是无视历史和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
  
  威廉姆逊在“为什么要民主”的演讲中指出,民主政治有一种稳定性和灵活性,使制度能持久下去。通过选举和民意的信息反馈,民主政治有能力在保持其合法性的 同时,修正它们的缺陷。其他政府形式由于缺乏一种使它们的领导人合法化的和平方式,缺乏使投票制度反映民意变化的约束而内在不稳定。民主国家和平 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批评他们政府的权利,有结社的权利,政府对它的人民负责。虽然民主政府不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问题的捍卫者,但 世界越民主,和平就越可能,这仍然是正确的。[33]
  
  专制制度是人类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一点已经有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而不需要用太多的笔墨论证。人类历史上发生无数的战争主要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争城掠 地;二是争夺统治权。对统治权的争夺主要原因不外乎:由于王权被认为缺少合法性而易受到攻击;由于专制统治对人们的残酷压迫而引起人们的反抗。在 过去的王位更替中有多少是因武力争夺、暴力逼迫、阴谋暗杀、宫廷政变中发生的。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在帝王时代王位继承规则被改变发生紊乱的时 期。由王位继承合法性受质疑,常常导致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君不见专制时代的历史就是一部残酷的王权争夺的历史。古罗马诗人查维纳说:“几乎没有 一个专制暴君能安享天年。”古代暴君多被篡权者和阴谋家所戮,近现代史上的独裁者,多为激愤的民众或军士所杀。有研究说,古代皇帝有70%的人是 因为王位的争夺而非正常死亡。人类社会走向民主,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而作出的选择。尽管民主制度有各种弊端,但在人类发展史上,它被证明是最好的 政治制度,是抑制独裁和暴力的最适当工具。[34]民主制度带来社会稳定不仅是对人民有益,也是对最高统治者的安全和生命最好的保障。
  
  民主政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这也是被世界近代史所证明。在北欧瑞典、丹麦等国自从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以来,三百多年没有战争和社会动乱。瑞典尽管是多党制, 但80多年来由于社会民主党实行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绝大多数时候由它执政,社会非常稳定和谐。英国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国内也没有发生过战 争和社会动乱。 按我们的逻辑,不可思议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提倡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可是在200多年的历史中,除一次因奴隶制政策(不是争夺领导权 的斗争)导致的“南北战争”外,没有内战发生,更没有血腥的权力之争。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民主成熟的国家会发生最高权的暴力争夺。尽管在民主国家也 会发生对最高领导人的谋杀,但这是很偶然的,[35]既使发生了也不可能出现权力的争夺和引起社会的不稳定。民主政府下,最高领导人产生的任何危 机(因政治丑闻导致罢免或辞职、领导人自然死亡、谋杀等)都不至于引起政权危机和社会动乱,这就是民主制最大的好处。
  
  民主社会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政府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程序中进行。作为一种和平、自由与温雅的方式,权力斗争输赢和更迭都是“精神性”,而非“肉体 性”的,是暂时的,而非长久的。而专制社会里的权力角逐,常常要以死亡为赌注:政变、起义或革命,无论维系统治还是颠覆威权,皆以“铲恶务尽”为 目标。[36]卡尔•科恩说,与其它政体相比,民主更可能消除以暴力手段解决社会内部争端的必要性。民主政治不仅通过发挥参与者承担某种义务来鼓 励和平解决争端,而且创造一种使诉诸暴力以达到目的成为不必要的和战略上不明智的局面。持异议的少数派表示不满并继续追求其目标的渠道总是畅通 的。不论少数派如何不满,也无需忍气吞声、噤若寒蝉,也无需诉诸革命以达到目的。从各方面来说,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下,暴力是自我毁灭,所以总是不 智之举。[37]
  
  认为民主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论据是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民国之初的民主之乱。这完全是一种曲解。我们知道,专制国家容易产生动乱,从专制向 民主制过渡的国家也是极易发生动乱的。由于专制制度的权威和秩序倒塌之后,民主制度的秩序和法治没能建立,不仅野心家,就是专制与民主势力的争夺 也是非常激烈的。在早期,从专制走向民主制的过渡或结束殖民统治后走民主的道路不但漫长而且血腥。这在法国历史上是最明显的,法国十八世纪末的资 产阶级革命,民主制不能巩固,上演了一幅社会动乱史:从“三级会议”、“国民公会”到“热月政府”和“督政府”,从“执政帝国”、“百日事变”到 “波旁复辟”,从路易十六到马拉和夏里埃。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从1824年到1848年,发生了250次政变和叛乱,更换了31位 总统。这些都是专制走向民主国家转变前的动乱。最高权力更迭的无规则和没有合法性,使得它成为社会乱动的根源。尽管历史上在选择民主道路上有这样 血的代价和教训,但不能阻挡人类仍坚定不移地选择民主制度。为什么?因为,不付出这些代价,社会就不会有永久的稳定和安宁。专制制度会永远重演血 腥的历史。
  
  印度是民主有利于解决社会稳定的最有力例证。印度被普遍认为是非西方世界中少数几个政治稳定的民主国家。出身印度的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Amartya Sen说,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府未经考验,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行。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 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问题。[38]印 度除了有一些历史根源很深的种族分离主义和教派冲突造成的暴力和不稳定外 ,政治领导层的暴力冲突和政变没有发生,这在同类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象南亚、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国经常发生政变和社会动乱的情况相比,简直 是一个奇迹。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社会动乱发生。在迄今已经举行的 13次大选中,每一次选举都保证了国家政权的平稳更迭和政府组成的合法性。这充分表现了民主政体对社会矛盾的缓解和调节能力。[39]
  
  那些攻击民主会导致社会乱象的例子都是自称民主制的威权政府的例子,不能把民主转型前的制度与民主制混为一谈,把非民主制的弊端当作民主制的问题加以批 判。发展中国家搞民主出现不稳定不是民主制本身的问题,而是从专制向民主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问题。专制向民主制发展就象飞机起飞和卫星发射的 原理相似,起飞和发射阶段的危险性最大,进入轨道以后才是稳定的,一般不会出现事故。难道,我们因为惧怕发射时的危险就不发射卫星了吗?正确的态 度是如何尽量减少发射时危险系数。
  
  到现代,随人类文明进步和民主制的深入人心,在非民主制向民主制的转型中也摒弃了暴力和血腥,并大大缩短了转型的时
期。很多国家都避免了转型时期的社会不 稳定。象前苏联和东欧那么多国家转型除了罗马尼亚出现血腥事件,其他都没有出现严重暴力和流血。还有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完成的民主 转型,都成功地实行了从军人政权到民主政府的和平转移(包括象智利的皮诺切特这样的军事独裁政权)。东南亚地区的民主化也基本上一个和平的过程, 包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我国的台湾。可见,现代社会,民主社会转型出现社会动荡和不稳定的情况将大大降低。“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 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40]
  
  反民主论者常常以一些威权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来说明威权统治的必要和好处。但是,他们严重忽视了威权统治带来的社会乱象和灾难。无论在拉丁美洲还是,还是 东南亚地区,威权统治时期都不断地爆发社会冲突和暴力、流血事件,社会极不稳定。韩国现代史就是证明。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韩国独立后进 入威权统治时期。在这30多年中,韩国发生革命、起义、政变、政治谋杀和街头抗议、暴力冲突及流血事件不断。虽然在朴正熙时代经济有过快速发展, [41]但军人独裁统治造成社会极其动荡,不仅是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42]就是统治者本人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43]直到1987年,卢泰 愚实行政治改革,实行总统直选,韩国才结束靠政变和谋杀取得权力的独裁统治历史。到1997年金大中被选为总统,在韩国实现了执政党向反对党和平 移交政权的政府。现在的迹象表明,韩国的民主制度已趋于成熟。事实证明,是民主制真正带来了韩国的社会稳定,也给政治领导人带来安全。 [44]自1997年韩国民主化以后,韩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危机,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打击,2004年卢武铉总统上台不久后立即遭弹劾案和迁都 风波等,都没有使韩国社会出现任何动乱。可以说,韩国的民主制已经巩固,暴力和谋杀已经没有市场,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程序下 消解[45]。
  
  哈佛拉里•戴蒙德说,民主政治不仅是最广泛受到称颂的政治制度,而且也可能是最难以坚守的政治制度。在所有的政府形式中,惟独民主政体依赖于最少的强制和 最多的同意。[46]]
 

【注释】
[1]卡尔·科恩(Carl Cohen)著:《论民主》,商务印书馆,2005年4月出版,序第1页。 
  [2]2004年12月27日,潘维在中山大学 “当代中国政治改革议题学术对话会”的发言。他还说,在多数“新兴民主国家”里,经济日见调敝,腐败大幅增加,政府在衰弱,黑社会在兴起,空里还飘散着血 腥味儿。潘维著:《法治与“民主迷信”》,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5月出版,第4页。 
  [3] 康晓光著:《中国的道路》印刷本,283-284页。 
  [4] 当然这个“多数”是相当有限的,它排除了广大奴隶、外邦人和妇女。 
  [5] (英)阿克顿蓍:《自由的历史》(王天成、林猛、罗会钧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13页。 
  [6] 同上,第14页。 
  [7]如英国洛克沿袭古希腊的民主理论,认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而人民的统治是通过人民对于政府组成、政府权力行使的同意来实现的,而人民 的同意是根据多数决定规则进行的。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人民的同意是在人民的共同意志基础上形成的,据此,他提出人民主权原则,并认为 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主权的实现。 
  [8] 约翰·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体现的思想。 
  [9]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体现的精神。 
  [10] 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有集中阐述。 
  [11] 亨廷顿:“民主的第三波”,见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第358页。亨廷顿的书写于1990年,没有包括东欧和亚洲一些 国家的变革。 
  [12]这场反思运动在欧洲的领袖是哈贝马斯、德里达、福柯、波曼、罗兹和德鲁兹。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领袖是罗尔斯、哈耶克、沃泽、达尔、德 沃金、丹尼尔·贝尔、本·史华慈、理查德·罗蒂、阿玛迪亚·辛等人。上述反思的结果是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民主理论。这就是参与式民主制、自由民主理 论和协商性民主制产生的理论背景。法国巴黎美国大学Bearworth教授于2006年5月23日下午与作者的谈话。 
  [13]到70-80年代,对民主的怀疑和认识上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民主的扩展,在南美洲、亚洲东南亚和南亚等地民主都有相当不成功 的案例。人们提出的问题至少有三方面的:怀疑民主是否具有普适性?民主为什么也带来腐败和秩序的混乱?到底什么是民主制度? 
  [14] 议会民主不能充分代表社会各种利益诉求,不能反映新的、突发性利益要求,导致街头民主。街头民主反映了议会制民主的局限。 
  [15] 荣剑、杨逢春著:《民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7页。 
  [16] 同上,第19页。 
  [17]约翰·密尔著:《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第102页。 
  [18]熊彼特的民主理论是二战背景下对民主非常悲观的反映,他认为民主只是公民在选举投票时才体现,选举以后选民就不能制约政府,选民的制 约只能在下次选举不投他不高兴的领导人的票。 
  [19]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396页。 
  [20] 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21] Robert A.Dahl,(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 P3. 
  [22]卡尔·科恩(Carl Cohen)著:《论民主》,第10页。 
  [23] 尔·科恩(Carl Cohen)著:《论民主》,第2章。 
  [24] (加)马克·华伦:“协商性民主”(孙亮译),《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一期,第14页。 
  [25]哈贝马斯为这一理论奠基,阿玛迪亚·辛也在朝这一方向试图重新定义民主的本质。在他看来,把民主理解为多数决定的选举机制是及表而不 及里,民主的本质是“Public Reason”,可以把它叫做公共理性,或者公共辩论。通过公共辩论,使与社会、国家有关的重大问题达成人民共识,保证所有人们都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不 管它是弱势,或是少数。参见黄万盛:“正在逝去的和尚未到来的——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中文本序”。 
  [26] 菲利普·施米特等著:“民主是什么,不是什么”,见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12月出版,第21页-33页。 
  [27] 潘维的民主定义是:现代民主制指的是全体成年公民自由、定期地选举本国最高领导人的制度。潘维著:《法治与“民主迷信”》,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 司,2003年5月出版,第8页。他说他的定义与熊彼特的定义相通。就是说他对民主的理解停留在熊彼特时代。 
  [28]知名学者康晓光教授断言:在中国,“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因此从经验事实看,民主从来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并不值得推崇。所 以,应该建立一
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的“阶级分权”的“合作主义国家”,推行“仁政”。 见康晓光著:“论合作主义国家”、“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中国道路》,第116-169页。 
  [29] 他的最有力的例子是希特勒上台和文化大革命都是民主“多数决”的结果。希特勒上台有选举的因素,他上台执行的是不是民主政策就难说了,至于把文化大革命也 扯上民主,就与我们谈的民主制度就差得太远了。 
  [30]康教授认为,一些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改革的经验显示,”政治行政化”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未来十年,政治行政化的当务之急是:在群体关系 方面,政府必须在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之间维持平衡,限制精英的过度掠夺,维护大众的基本权利;在制度结构方面,让大众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有 意识地建设社会合作主义,把有组织的力量引向维护秩序的轨道。康晓光著:《中国道路》,第296页。 
  [31] (英)阿克顿蓍:《自由的历史》(王天成、林猛、罗会钧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1页。 
  [32]潘维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人民做主”的体制,都是由领袖们做主的体制。康晓光认为,从经验事实看,民主从来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并 不值得推崇。所以他们提倡应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来统治。 
  [33] 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41-42页。 
  [34] 俞可平著:《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第23页。 
  [35] 象美国前总统林肯、肯尼迪和1986年瑞典前首相Olof Palme尔梅是少数被暗杀的领导人。 
  [36] 王开岭:“仇恨和恐惧让独裁者永远站在刀锋上”。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8182,2006年8 月10日网。 
  [37]卡尔·科恩:《论民主》,第227,228,229页。 
  [38] Amartya Sen: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 Journal of Democracy,Oct.3,1999,P3-17,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9] 孙士海:“印度政治五十年”,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11期。 
  [40]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第131页。 
  [41]朴正熙实行军事独裁统治期间,在促进韩国经济发展方面成效斐然。在其统治的18年间,韩国经济以平均9.2%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韩 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不足90美元激增至1500美元。但是,也正是由他推行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发展的政策,导致后来政经勾结现象的蔓延,为韩国 政坛埋下了腐败的祸根。 
  [42]在军事独裁统治期间,有无数的民众被逮捕、关押、和处决,仅光州事件,就有5000多人被屠杀,1.44万多人受伤。 
  [43]在专制统治的30年中,韩国历任总统中:李承晚被流亡海外,客死他乡;朴正熙饮弹身亡,他的政府高级领导人象车智辙、金载圭、郑升和 或被谋杀或被绞死,或死因不详;全斗焕和卢泰愚最后被民主政府送上审判台,被判处死刑赦免。 
  [44] 民主社会是宽容的,象全斗焕这样被判处死罪的人也能被赦免。这是民主社会和平稳定的重要原因。 
  [45] 2004年的总统弹劾案和迁都风暴都是宪法委员会化解了矛盾,宪法委员会能够在社会严重冲突的关键问题上起这个作用,这是一个民主制成熟的重要标志。 
  [46]] 拉里·戴蒙德:“民主政治的三个悖论”,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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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为民主辩护!(下)——对当前反民主理论的回答
【法宝引证码】CLI.A.038948

【学科分类】中国宪法
【出处】人大与议会网
【写作年份】2007年

【正文】
     3、民主与经济发展
  
  一些反民主论者一个很有强的理由是,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的提高。民主容易造成贫困。他们认为,穷人对面包而不是对民主感兴趣。
  
  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我认为这是一个被历史证明很清楚的问题。从国际社会的版图看,民主制国家都是经济发达国家, 非民主国家都是经济落后国家。这是一种客观事实。民主制为什么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有两个促进经济发展不可否定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一定需要经济 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比其他制度为此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二是民主为资本发展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利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1]正是因为人类看到了民主制能带来经济繁荣这一巨大的好处和实惠,也是人类把民主作为不懈的目标来追求的重要原因。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  “民主”的国家也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的国家也不是都不能搞好经济。在经济起飞的国家中,威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加坡、南韩和我国的台湾被认 为是威权体制下更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例子。“拉美化”在中国许多学者看来常常被认为是因实行民主而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缺乏效率、社会贫富不均的代名 词。它被认为是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造成贫困的有力证明。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导致“拉美化”现象出现的不是民主政府,而是军人独裁统治或威权政府时期。这两种事例正好说明,威权统治可能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也 可能把经济推向崩溃。所以,威权统治远没有民主政府更有可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威权统治只是在有些情况下也能发展经济。但是,威权统治对经济的 发展没有长久可持续性,而且有可能前功尽弃,甚至出现倒退。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中国在1860年代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政府主导大力 发展经济,到甲午中日战争前,中国与日本的经济水平发展有差距,但大致在相同的程度上。中国在清政府被推翻后由于没有建立起民主政体,导致战乱不 断,经济崩溃。而日本由于建立了民主政体,尽管出现军国主义并遭受毁灭性打击,但还是很快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是西方国家以外第一个民主最 成功的国家,也是经济最成功的国家。难道这不足说明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吗?为什么威权统治对经济发展不具有长久可持续性?最简单的直 接原因就是它的政治体制不具有可持续性。近代民主制度产生以来,只要是民主巩固了的国家,它的政权体制基本上都是持续的。最早建立的民主国家 200多年来,政权稳定,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国家不能不富。而非民主的国家,政权在不断地动荡,即使有过经济的高速发展,一场革命 或动乱,经济毁于一旦,人民限于灾难。威权政府能一时创造奇迹,但不会有永久的辉煌。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不少的太平盛世,但都消失在历史的硝烟中。 象这样一些历史常识,我们的学者不去温习,而是抓住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经济不成功的例子,大肆攻击民主制度,是没有说服力 的。
  
  其实,拉丁美洲民主与
济发展的关系,完全不是象有些学者所说的是民主制导致了经济停滞,而是相反,是军人独裁统治导致的结果。我们知道,拉丁美洲国家大 多是在19世纪从西方殖民统治下独立的,独立后的国家大多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建立民主制,而是军人文人交替统治。到二十世纪 五六十年代,美国势力渗入拉丁美洲国家,支持军人独裁统治,以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拉丁美洲发展。从而使拉美国家步入一个恶性循环的动荡时期,频繁 出现军人政变。军人统治需要财团或民众的支持,所以上台的军人政权不是与财团勾结,就是鼓动民众,社会政策要不是权钱结合掠夺性的,要不就是民粹 主义的。经济停滞、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丛生、社会动乱的“拉美化”现象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再支持那里的军人统 治,相反转而支持民主化。所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开始走上向民主化转型之路,出现了一系列民主政府。正是这些民主政府才使一些 国家较好地克服过去的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2]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报告,2005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 4.3%,其中委内瑞拉达到9%,阿根廷8.6%,智利和乌拉圭为6%。
  
  Edgardo  Boeniger是拉丁美洲民主和政府治理专家,[3]他对拉丁美洲国家民主与威权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评价是非常中肯的。他说,民主与权威体制在实行市场导 向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效能问题是一个很有争论的话题。他认为,对拉美国家而言,这样的争论大体是不相干的。因为民主目前盛行于此地区并且几乎成为 活的事实。比较分析表明,即使有些威权政府已经实施了成功的转型,仍很难证明威权政权自身会增加转型的可能性。就目前拉丁美洲国家的案例显然不支 持这个理论。[4]在拉丁美洲,很多最有效和最有前景的改革计划,都是由后权威的民主政府所实施的。阿根廷军事统治的时候经济一团混乱,[5]由 梅内姆领导的第二届民主政府迅速控制通货膨胀,并使经济走向市场化,出现经济增长,政局稳定的局面。[6]巴西也是在实行民主转型前经济处于危机 中,经过两届政府民主转型后,经济改革才有效。秘鲁在比较民主化制度下进行比较激进的市场化经济改革,[7]使经济获得高速增长和出现社会稳定。 智利是拉丁美洲经济最成功的国家,智利皮诺切特[8]以及后来的民主政府实行激烈的市场化改革也是以民选为基础,它的成功关键在于民主政府提供了 政策的政治和社会正当性,从而能坚定和大胆地推行经济市场化政策,这是其他状态下无法长期维持的。从拉美国家已有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权威体制在实 行经济改革上比民主国家更有效率。  [9]
  
  民主政治对经济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而不是直接推动关系,经济发展与法制有着更直接的关系,更赖于法制。但是现代经济的发展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民主为条 件,如地方自治、分权和决策的多元化就是经济发展的一定条件。集权专制的政府下不可能高度发展现代经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我国改 革开放前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不可能高度发展经济。改革开放后的民主化和权力下放,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越 是民主、开放、放权的地方,经济发展就越好。如深圳、广东和浙江温州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越是政府权力集中、不放权的地方,经济发展越滞 后。中国中西部和东北的经济不能很好发展有很多原因,但有一点肯定的,与传统集权的思维和体制不改有关。
  
  一些国家的贫困是固有的,或是在专制体制下造成的,而较少的例子能说明贫困是民主引起的。只是民主不一定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民主制的价值主要不在于解 决经济发展和贫困。民主制只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自由市场。因为经济发展远不止民主一个因素, 还有法治、管理、自然条件和人的因素等。但是,我们可以期待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能保证以和平竞争的方式组织政府、影响公共政策;它能通过 固定的程序调整社会和经济冲突;它与市民社会有充分的联结,从而可以代表各自选区的选民,并为集体行动的事业做出承诺。”[10]在民主社会,公 民政治权利能够有效地防止经济灾难,它使人民有机会表达他们的需要,要求适当的公共行动。政府能否对民众的疾苦做出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来自 于民众的压力,公民权利的行使就能刺激政府的行为。没有哪个独立、民主、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11]
  
  说民主是最没有效率的制度,是反民主论者用于攻击民主的最有力武器。这是对社会发展近视的、一孔之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民主制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发展效率有短期效率和长期效率之分。从短期决策的角度看,专制是最有效率的,专制者可以一人拍板决定重大的政策,而没有“相互扯皮”。但任何 专制的决策必须会受到偏见、野心、无能与私利的影响。尽管开明的专制者也常常会找智慧的人来辅佐他的决策。但是,这完全不足以阻挡专制者的自私和 无知的武断。“在所有政体中,民主最可能产生从长远来说是明智的政策。”[12]尽管“制度化的民主在决策上效率较低。但是,一旦做出了决策,它 们相对说来更可能得到贯彻落实。”[13]专制者的草率和武断的决策,常常会忽视大多数正当的利益,而引起众多的不满,而引起潜在的抵制,这种决 策是不太可能得到贯彻落实的。更何况,专制者的决策失误是很容易发生的。一旦出现了战略性决策失误,可能不仅是引起社会、经济停滞,而可能是社会 和历史的倒退。它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不是三年五年,而是十几年甚至数十年。中国现代史上就有无数个错误决策造成社会灾难的例子。专制政体的效率 与决断是以高昂的代价取得的。它壮观的表面可能掩饰着日益加剧的愤怒与不满和基础的不牢。  [14]在民主制度下,决策并不一定总是正确,但一旦失误会较快地得以纠正。经验证明,民主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它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远远高于非民主国家。 就是因为,民主制度下虽然做出每个具体决策没有效率,但是,由于它的决策较少失误和更容易得到执行,使社会产生长期持续的发展效率。而专制政府的 决策往往在错误与纠正错误,前进与倒退的循环中来回折腾和打转。
  
  与权威主义政权不同,民主政权仍有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规则和制度的能力,它们或许不能立即产生出上述益处,然而,较之专制政权,民主政治最终达 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15]
  
  在专制体制下也能有效地发展经济,但是,在一个缺少廉洁“好政府”和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下,必然导致严重腐败、贫富不均。而可能引起社会动乱和崩溃。民主制 度下的经济发展则可以避免此种危险。经济发展与民主有关,也与法制有关。在一个没有民主,但讲规矩守秩序的法制社会,经济也可能在一段时期内获得 高速
展。但它缺少长久而持久的生命力。
  
  先富后民主?民主与经济发展程度有关吗?是经济高度发展带来民主,还是民主创造了经济奇迹?从利益的角度,富人参政与穷人参政具有同样的动因。富人多趋于 保守,不希望变革。他们更希望保存现有制度。穷人更希望变革,更希望投票。只是他们没有表达方式和手段的时候,才采取激进的行动。经济发展并不必 然导致民主,象香港和新加坡。民主不一定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更多地取决于有组织的利益诉求。
  
  在社会富裕程度提高后,发展民主的稳定性将高于社会贫困地区,在社会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对立下发展民主可能出现不稳定。
  
  民主并不以经济发展为前提。萨托利指出,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没有证据显示:民主有经济的前提或而它的存续取决于经济增长和繁荣。问题在于,十九世纪自 由国家所给予提供的民众的保护不具有财富方面的要求。就自由民主政体作为一种政治形式而言,一种“贫困的民主”同样是可以想象的。[16]  Amartya  Sen也说,民主在灾害面前的保护性作用对于穷人来说更加重要,对饥荒的受害者尤其如此。有经济需要的人同样需要表达政治需要。民主不是普遍富裕后的奢侈 品。没有证据表明穷人在可能的情况下会拒绝民主(印度70年代中期的例子)。[17]中国当前的民主发展证明:民主不是经济发达富裕的地方搞起来 的,而是经济发展很一般的地方先搞起来。而现在农村人比城里人更要求民主,对民主的参与热情更高。[18]
  
  4、民主与腐败
  
  腐败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毒瘤,不任什么制度都难以根治。问题是哪一种制度更容易产生腐败,更容易治理腐败?反民主论者认为,威权政府更容易治理腐败。而 民主不能治理腐败,甚至荒谬地提出“民主是催生腐败的制度根源之一”。[19]他们的论据是拉丁美、非洲、东南亚、前苏联、东欧等地区民主化以后 都腐败了。这个论点在某个角度说是对的,民主选举必须会出现贿选和黑金政治。但从整体上说,这个观点是荒谬的。民主确有产生腐败的制度因素(如选 举会产生金钱政治),但民主有更多抑制腐败的因素,如公共预算和议会的审查监督制度,如阳光政府和无所不在的媒体监督,公众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 等等。所以,历史客观事实是民主制比不民主的政府有更少的腐败。当然,不能把向民主过渡政府的腐败算在民主政府的头上。
  
  这有一点必须指出,民主国家虽然不能避免腐败,但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国家的腐败只限于有限领域的腐败,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是 无所不在有腐败;民主国家的腐败通常能得到及时的揭露,非民主国家的腐败难以揭露,特别是高官的严重腐败通常被掩盖;许多在非民主时期掩盖的腐败 会因为民主化后被揭露;民主国家的腐败是可以医治的,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是不可救药的。历史上尽管也有专制的国家比较清廉,但是,专制国家一旦腐败 以后没有不是伴随腐败被葬送,而是被治理好了的。
  
  尽管各国政府腐败的情况不同,决定反腐的方法不同。从我国腐败的具体情况分析,反腐只有从民主建设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前我国官员的严重腐败主要 发生在两类掌权者身上:一类是卖官买官,这主要发生在掌管干部任免人事权主要领导身上,这种腐败常常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一个受贿的领导后面有 一群行贿的官员,少的几十个,多的数百个。[20]另一类腐败是政府掌握财权的官员贪污受贿。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主管城建、交通建设和国 土资源的部门领导,他们利用手中批钱、批地等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换。这种腐败,也是揪出一个,带出一片企业家和商人。[21]很明显,这两类严重腐 败现象的产生都与民主制度有关,如果有一套民主的官员选举制度,当然就不会出现卖官买官。如果有一套经人大严格审查的公共预算和透明的财政制度, 也比较难出现行政官员的权钱交易。可见,当前我国这类最严重的腐败是可以通过民主制加以克服的。没有上述民主制度的建立,靠法律和打击是不可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我们可以得结论,民主国家的选举型腐败(包括其他腐败)是可以通过法治加以解决的,这点已经被事实所证明,如北欧国家就是如 此。非民主国家的腐败特别是涉及有政治性的腐败现象是通过法治也解决不了。
  
  没有人否认法治对反腐和保障民主的重要作用。问题在于法治的作用只限于政治民主或政治清明的条件下才是有效的,没有这样的前提,法治反腐只是学者们的梦 想。他们常以新加坡和香港的例子来证明“缺民主的法治政体对付政策型腐败非常有效”这样荒唐的观点。  [22]首先这两个城市廉政的例子对他们的论点根本没有什么证明力。就象历史上的专制政府也可以举出一些清廉的皇帝和朝代一样,它不能证明专制制度比民主 制度更有利于防腐。比较两种制度的优劣不能以根本没有什么代表性的特例作证。他们无视世界上绝大多数成熟的民主国家是最清廉的国家,最腐败的国家 大多是最不民主的国家这一基本事实,而是以偏概全来证明其观点,是缺少学术严肃性。下面我们以2005年出炉的“透明国际清廉指数全球排名榜”说 明。

200771210553906

  上表非常清楚地表明,世界上最清廉的前20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是民主政府,没有一个是专制政府。世界上最腐败的20个国家我不敢说都是专制政府,但最 少很多公认的当今世界上最不民主的政府都在其中,如伊拉克、利比里亚、刚果、索马里、苏丹、安哥拉、海地、缅甸、孟加拉国等国。到底民主制是有利 于反腐还是滋生腐败这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我认为,政府腐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性的腐败,如执政党的腐败、政治领导人的腐败、选举中的黑金等;另一种是政府性腐败,如利用行政权力的贪污受 贿、权力寻租等。政治性腐败需要靠民主制遏制,如选举、权力制衡、政党的监督、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政府性腐败主要靠法制、强有力的反腐机制 等。在非民主的制度下,如果执政者能廉洁自律,能从政治层面保持清廉,再通过严格的法制治官,就能较好地解决政府层面的腐败问题。这是靠人保障而 不是靠制度保障的廉政,是不可以长久的。如果政治层面没有民主制度保障,又没有有效的自律机制,靠法制和打击是不可以遏制腐败的。
  
  一个社会防止腐败是要靠很多因素相互作用,最重要的有:民主、法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其中民主、法治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政治层面的腐败主要靠民主遏 制,政府层面的腐败有时法制就可以治理。只有民主加法治才最有利于防止腐败;有民主无法治不足以防腐;无民主有法治可能解决政府层面的腐败,不能 根本上解决腐败;没有民主一般情
下(只有法制)而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完善的民主政府都必然有法治。所以不存在“法治才是反腐的,民主是导致腐 败”[23]的结论。
  
  那么新加坡和香港的廉政能证明“只要法治,不要民主”的政府更有利于防止腐败吗?恐怕李光耀也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24]新加坡虽不是一个完全民主制 度,但基本是民主构架下的政府,反对党总是悬在人民行动党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剑,正是由于反对党的存在和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周围生存环境 的警惕,使它时刻居安思危,这两点促使人民行动党以廉洁为执政第一理念,使党和领导层能廉洁自律,从而解决了政治层面上腐败问题。  [25]加上良好的法治传统,使腐败得以遏制。如果人民行动党和领导人都腐败了,新加坡的法治能起作用吗?对香港的制度,在回归前,香港政治层面的腐败是 靠英国的民主制解决的,没有英国的制度对港督的约束,港督是个贪官,香港的法治能有效反腐吗?香港回归后,基本法在香港建立的是一套民主体制,特 区政府领导人在政治层面上要受到中央政府、香港居民、立法会和终审法院的有效监督,政治层面反腐机制是有效的。加上它有效的法制和反贪机制。在普 通国家中,靠什么保证政治层面不腐败呢?只能是靠民主制度。
  
  反民主论者还举出一些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国家腐败的例子攻击民主。这些都是民主转型国家的腐败。民主转型国家易产生腐败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它既无民主,也 无法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腐败甚于专制国家。这不能证明民主国家是易生腐败的。学者们完全无视真正民主国家腐败较少的事实;也无视民主转型国家随 民主的巩固和成熟,腐败越来越少的事实;也无视民主国家更容易揭露腐败的事实。[26]
  
  那些崇拜香港是只靠法治反腐的学者们不妨听听香港反腐专家郭文纬先生(香港廉政公署前副专员)怎么说:在中国内地反腐败最好的做法是发展民主,因为没有比 贪官身边的群众对贪官实施监督更有效的了。必须探索符合中国政治体制的反腐败法律制度。我看到中国反腐败影视作品中,某个地方的首长出了问题,这 个地方的司法机关不能有效地开展反腐败工作。只能靠高一级的官员出面才能解决问题。要改变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加快民主建设。让选民选出自已信 得过的人大代表,然后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政府首长。只有这样才不会仅仅借助行政技术手段来解决问题。[27]我想这位深资反腐专家比我们书生更了 解什么对反腐是最重要的。
  
  5、民主与公民素质
  
  民主与公民的素质有关吗?很多人都会认为公民素质是实行民主的重要条件,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以“公民素质”太低来否认进一步发展民主的可能性。这种理论认 为:中国公民素质太低,特别是九亿农民素质太低,所以,不宜扩大直接选举,发展民主。
  
  “公民素质论”或“国情论”在中国由来以久,并且近代以来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持有此种看法。康有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传播西方思想的先驱,但康有 为认为在中国实行民主不合实际,让普通百姓民主犹如“程度未至而超越为之,犹小儿未能行而学窬墙飞瓦。”[28]康先生主张君民共主。孙中山是伟 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但他也不主张立即给公民以权利,更反对给公民以自由。在他看来,中国人的素质太低,“初次脱去奴隶的地位忽然升到了主人的地 位,还不知道做主人的方法,实行民权,所以他们更目无主人,胡行乱为。”[29]  毛泽东依靠农民取得革命成功,但当取得政权后又不信任农民,认为农民只能被领导,不能做主。所以他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30]。由于对国民的不 放心,总是强调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31]可见,“公民素质低”的认识是中国长期以来发展民主的重要理论障碍。
  
  尽管民主的实行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有密切关系,但是,决定一个社会公民是否有参政热情和要求,主要不是公民的受教育程度,而是经济利益。一位法 国专家告诉我他正在进行的一项移民政治参与的研究。他说,在法国来自北非的移民也常被指责缺少民主素质。调查显示,这些人也象其他人一样去教堂, 也送子女上学,也关注自己周围的事,也对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感兴趣,这些现象说明他们是有兴趣和热情参与政治的。他们为什么没有参与?是制度没有 给他们参与的渠道。这种情况说明公民否有政治参与热情是制度有问题,而不是他们的素质有问题。指责公民缺少民主素质是把因果搞颠倒了。不是老百姓 没有民主素质,而是因为没有提供有效的参与民主的渠道,使他们对政治失去信心,才使公民对政治不感兴趣,不给参与政治,使公民丧失民主素质。 [32]
  
  公民素质论被历史实践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公民素质是一种文化和受教育程度,我们怎么解释有5000年文化熏陶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公民还不如200 多年前被放逐到北美大陆的那些清教徒和流浪者?中国公民受过50多年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文化的教育,他们的素质难道比那些长期受“腐朽文化”教 育的国家公民还低吗?曾长期从事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推动工作的前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王振耀非常了解中国农民的情况,他走过中国大地1000多个乡 村,亲眼目睹和指导了那里土渣渣的选举。他说:民主不是由素质决定的,民主是一种利益关系。说农民素质低,难道中国人比非洲人的素质还要低吗?中 国的识字率远远高于印度、非洲,印度和非洲可以选总统,我们农民难道连一个村主任还选不了?印度有60%的文盲,印度的选举是用各种符号来代替 的,什么钢笔、手、茶缸之类,你选钢笔,就代表某人。50多年前,农民就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你能说农民素质低?我看倒是我们一些官员素质低。 现在有许多农民研究法律,口袋里经常装着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的农民对中央关于农民、农村的政策背得烂熟,比我们许多领导强得多。[33]
  
  一个国家是否建立民主制度或法律制度与普通公民的素质没有直接关系,它与统治者和精英建制有关。在任何社会,民主制度确实需要统治者和精英推动和建设,作 为普通民众虽然不能创建民主制度,但没有人是不能享受民主的。就象普通人可能不会发明扑克,但经过简单的告知规则后,没有人不会打扑克的。民主制 是由有文化教养的人建立的,但不是全社会公民都要达到一定的教育程度为条件。古希腊的民主制与西方近代民主制建立,并不是当时社会公民的文化教育 程度决定的,而是利益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民主是不同利益在政治上谈判在制度上建立的权力框架。
  
  现在的问题的是,不是人民能不能搞民主,而是很多地方自发地创造了许多民主形式,特别是自发地进行了扩大直接选举和实行竞争选举的改革探索,而得不到肯定 和赞同。可见,民主不是会不会、能不能的问题,而是给不给做的问题。说公民素质差搞不了民主显然只是个伪问题和托词而已。
  
  我们知道在国外民主制国家中都有不少华人,老一代华侨大多都是贫苦人、不识字,在国外大多也只能靠低下的体力劳动为生,他们在民主下制照样成为一个能很好 行使民主权利的公民。在国内,不少人指责国人素质低,不太讲规矩、守秩序,不遵守法律。同样是华人,在新加坡,他们很守秩序、讲规矩、守法制。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对他说,我们新加坡人都是福建、广东沿海一带贫苦的农民和渔民的后裔,祖先都目不识丁。不是你们中原那些达官 贵宦和文人墨客的后代,没有什么事情是新加坡人能做到,中国人不能做到的。[34]新加坡能够在华人社会建立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这说明,没有低 素质的公民,只有落后的制度。人成就制度,但制度更成就人。对普通公民说,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素养更需要靠制度培养。
  
  20多年来,中国民主发展事实已经证明“公民素质论”是没有根据的。我亲自己组织的一次公民选举参与的调查结果,与前面几位的观点是完全相同的。调查表 明,公民的民主参与要求,如选民是否参加选举投票,与经济发达水平、公民受教育程度、生活水平、政治身份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与个人利益和个人是 否有有效的参与有关。农民对选举的积极性、参与选举的主动性和对选举改革的信心等方面比城市居民和大学生、知识分子等群体要高得多。[35]中国 民主选举的发端地不是发端在北京、上海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也不是发生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群体中。恰恰相反,农村基层民主的开创者和发源地, 不少都是在经济不很发达,有的还是问题比较多的“后进”村里搞起来的。[36]如村委会的海选是从那些经济文发展中等程度地区如吉林、山西、河北 等地先发展起来的。乡镇长和党委书记的直接选举改革是在四川的遂宁市、雅安市和云南的哈尼彝族自治州等这样偏远落后的地方探索的。在这些地方制定 的直选和竞选改革办法和规则是没有国家法律可依的情况下由自己设计的,却相当公平、合理和民主,比大会堂里制定的法律毫不逊色,且更科学和有用。
  
  我亲自观摩了一些选举改革的地方,看到农民风雨无阻、扶老携幼奔向投票站,看到他们不顾寒冷的冬天要在操场或礼堂一等五六个小时,直到出选举结果才回家吃 饭的农民,你会感农民对民主的高度热爱和热情;当你看到农民拿到选票就象当年拿到土地证一样由衷的喜悦和感激,听他们说共产党1949年给农民发 土地证是给了他们经济上的翻身,今天发给选票是给他们政治上的真正当家作主时,你会感到农民对民主选举深刻的认识和内心的渴望;一些农民为了维护 自己的选举权利,那样坚定、义无反顾地同阻挠他们的官僚们和村里既得利益者不屈地斗争,多少愤怒的农民联名要求罢免不合法选举产生的、腐败的村委 会干部,不顾阻挠,不畏严寒,四处奔走,甚至进京上访。有的人冒着打击报复的危险,有的人被非法关押、甚至被判刑。他们追求民主的大无畏精神令人 感动。当我们看到当前中国农村民主发展的这些生动而真实的景象,你会觉得那些指责中国人素质太差搞不了民主的知识分子和领导者对民主和农民是多么 无知和可笑!
  
  三、批判民主方法的批判
  
  从19世纪末中国人民在走经济、技术强国[37]之路不通之后,通过血的教训和深刻反思才真正认识到民主的价值,选择中国必须走民主化之路。[38]  “五四”时期提出民主与科学,又是这一历史经验教训的进一步总结。中国人民为了民主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整整奋斗了一百多年,人民为此付出惨重的 代价。中国共产党人为一目标不懈地奋斗,并在建立新中国后仍把它写入宪法,规定建设民主仍是国家的根本任务。[39]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 展成就巨大,有人对中国进一步向民主化方向发展提出质疑,难道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基本问题和基本价值改变了吗?无数先辈们的为之奋斗的目标错了吗? 难道中国要由过去追求民主变成只追求经济发展和物质利益了吗?  
  
  我不知道中国的学者们为什么反对民主?他们显然不是基于对完善制度的批判,似乎是为了“创新”而反对。当我在系统梳理国外民主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时,又时 隐时现地在国外民主理论大师中看到这些理论的影子。中国的“新潮”民主学者赶超了世界先进水平,也以西方“大师们”的学术批评来批判中国的民主。 但是,我总感到中国的民主批评学者们有几点方法论上的错误需要指出:
  
  第一,反民主论者在追随西方“大师”们批判民主时,忽视了他们与西方“大师”们所处的环境、语境和基础的根本不同。西方学者对民主制的反思批判,是以形成 共识的民主作为基本价值和共同理论基础,并基本肯定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否则就不可能有那些西方民主大师们提出的“现代性”民主理论――无 论是自由民主、法治性民主,还是协商式民主和治理式民主等,因为这些民主理论都是在选举代议制民主基础上提出来的。就好比说,西方那些民主理论家 们在批评民主制种种弊端时,就象是一个主人站在一座有点古老的大厦里,对房子缺少下水道、通风设备和房子的装修指指点点,需要进行改造装修,并不 是要拆除这幢房子。我们的学者也学会用同样的话语在对大厦指指点点,但是,他们不是站在大厦里,而是站在空场上。代议制民主是民主大厦的构架,选 举是它的基础,其他后来发展的民主形式,只不过是这座大厦的下水道、通风口和现代装修而已。新的民主形式都在补充、完善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 制度,而不是取代。如果反民主论者认为西方民主理论家们是从根本上否认几百年来的选举代议制民主,恐怕他们是搞错了。邱吉尔有一句名言:除了那些 已被尝试过的政体,民主政体便是最坏的政体。[40]  难道他们认为这句话是在批判民主吗?民主是个不好的政体,但比人类社会过去所实行过政体还是要好。
  
  第二,反民主论学者们在论证方法上先是把目标歪曲、抹黑以后,再用他们的“歪把子”(歪理)枪进行射击。前面我们作了充分论证民主是一套制度体系,而不仅 仅是选举。民主是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制政府,并以此为核心的包括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还通过司法独立的法治等等一整套制度体系。 可见,反民主者论非常武断地把民主有意歪曲于为选举和“多数决”,然后对选举制和“多数决”的缺陷大加达伐,从而否定整个民主制度,这种学术方法 是有问题的。
  
  第三,反民主论者把法治与民主加以人为地割裂,把民主打入地狱,把法治捧上天。他被称为“法治主义者”,但我看他们却不十分理解法治的真正含义。为了驳斥 这一观点,我不得不重复关于什么是法治,以及法治与民主关系的基本常识,尽管叨唠这些常识是有点令人生厌的事,但对缺乏常识的人来说还是必要的。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两大支柱,它们互相支撑的,并共同支撑宪政大厦。民主制度中有法治要素,法治离不开民主。
  
  那么我们需要温习一下什么是法治?谁都知道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经典论述:“一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 的法律。”法治的两要素要求,法律要得到遵守,专制统治者也会要求这么做。但是,它还要求被遵守的法律应是制订得“良好”的。“良好”的法律是守 法的前提,否则,不可能有法治。谁能制定良好的法律呢?当然,专制统治者有时也能制定一、二部“良好”的法律。但是,根本上是做不到的。他不能制 定限制自己权力的法律,他也不能摆脱在法律中的种种偏私。专制政府的法律总体上是一家之私法,是“著之于官府,施之于百姓”的治民之法。所以,一 般认为(也被人类历史所证明)民主制度下才能制定“良好”的法律。这不是说民主社会不会制定“恶法”,[41]从总体上来讲,民主政府肯定比专制 政府制定更少的“恶法”。
  
  这是古典的法治概念,现代法治概念更是强调民主性。现代社会一个具有较大国际认同的概念是1959年《德里宣言》的法治概念,认为法治有四项内容:①立法 机关的职能是创造和维持个人尊严得到维护的各项条件;②法治原则不仅要求规范行政权力的滥用,也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护法律。但赋予行政机关以 委任立法权要有限度,不能取消基本人权。③要求有正当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辩护权,受公开审判全,取消不人道和过度处罚。④司法独立和律师自 由等。这个法治概念充满了民主和人权因素。第一条是讲代议民主制度作为法治的必要条件。第二是讲有限政府权力,法律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护,但 是,有效的政府要受立法权(即民主权力)的约束。可见现代法治更依赖于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法治,这是法治区别于法制的根本所在。当然,有民 主还不一定有法治,[42]但是,没有基本的民主,不可能有法治。这一点也是被世界历史所证明了的常识。  
  
  第四,反民主的“法治主义者”有意无意把“法制”与“法治”相混淆。他们不知道法制是专制统治者的工具,而法治不仅是政府统治的工具更是人民管理和控制政 府的工具。没有民主怎么能做到后面这点呢?他们不知道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民主制度产生以后才有的,在民主制度产生以前只有法制,没有法治。这点也 是公认的常识。他们还大谈法治与民主的区别,以论证他的“法治是好的,民主是可恶的”,从而得出“只要法治,不要民主”的政府更有利于防止腐败的 奇谈怪论。但是,他在法治的优越性时,说法治怎么约束权力,法律怎么至上,司法怎么独立制约政府,独立的公务员如何忠实严格地执行法律,如此等 等。他都不知道这些东西都需要民主制度的保证,有些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要素。没有民主政制,法律怎能至上?没有民主制度,那来的独立的公务员队 伍?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法制,就可能成为专制的工具。这点还需要历史作证吗?
  
  我们知道,民主从它成为政治制度开始就伴随着尖锐的批评。当哲人苏格拉底被广场上的民主投票处死之后,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巨人对民主便充满了 戒备。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鼓吹“哲学王”的理论,实际上就是出于对民主的警惧,抵御民主制度;亚里士多德提醒人们:民主是有很多缺陷的制 度,必须对它随时保持警惕。一直到上世纪60-90年代,在民主发达的国家,对民主的反思和批判一直不绝于耳,并出于许多思想大师之手。但是,在 西方,对民主理论的混乱和批判是人们对民主敬畏、崇拜产生的。萨托利说,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没有任何理论是作为反民主的理论提出。对反民主的行为或态度的指责经常是针对别人,实干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都一致强调他们所捍卫的 制度和鼓吹的理论的民主性质。”就是说,民主理论的混乱不是由于人们反对民主,而是因为“人人自称民主派”。所有对民主的批判不是为了否定民主制 度,而是为了建立更好的民主制度。而当今中国的学者恐怕不了解这一点,惊世骇俗地打出反对民主的“旗帜”,令世人惊嗟!他们当然没有对民主的敬 畏。当今中国学者常常有“胆大”的,对现代文明制度,他们不善于贡献,却擅长于摧毁。他们很轻易地就可以摧毁一种历史久远的制度;很轻易就可以否 定一种源远流长的、深思熟虑的理论;他们不善于一砖一瓦地建设,但却擅长于凭空“构建”,有时一夜之间就构建出一个宏大的“理论”;他们理论的生 命力不在于对国家、民族事务深入研究之后,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而在于没有完全了解那些新的理论背景和流源的情况下,“翻译”并追棒国外那些时尚 的“新理论”。他们的错误在于不识时务:当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现代”的时候,他们就在大肆宣扬“后现代”。他们不知道,文明社会的民主价值已不 可动摇,对民主反思批判只是为了更完善民主制,而不是为抛弃民主,而我们的社会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民主的基本价值时就在大肆批判民主。
  
  善意批评民主制的弊端,以防止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时少走弯路,与根本否认民主的价值,反对把民主作为国家的发展目标是根本不同的。尽管民主制不是完美 的制度,但当前中国的首要问题是要把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建立起来,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平台以后,才可能谈如何完善民主的问题。没有这个平 台,谈那些后现代的“先进”民主理论都是空中楼阁。有人认为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一种典型的历史阶段论”。[43]说实在话,我很不赞成这种观点。 我并不主张后发达国家要亦步亦趋发达国家的制度,它的发展当然可以吸取前人的教训,超越一些历史阶段,少走弯路而发展得更快。但是,有的历史阶段 不是随便可以超越的,有的制度的基本原素也是不可省略的,好象建大厦要打地基一样。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可不可以超越市场经济这样一种基本经济机制 或体制?到目前为止的历史和经验表明似乎不可以。尽管市场经济一直受到各种批评,而且确实存在很大的弊端。民主制度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也是不可 或缺的。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的政治改革能超越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民主制阶段,而建立起更符合民意新的什么制度?不要选举制只靠公众参与,或是协商式民 主,只要法治,还是靠良好的治理?所以,卡蓝默批判民主而主张“治理革命”[44]就被一些学者用来证明新加坡就是最好的榜样。当西方兴起协商式 民主理论,一些学者又立即颇为激动,说你看西方的民主走不通,还不是走到我们政治协商的路上来了吗?中国成了协商性民主的发明权人。[45]]中 国什么也不用做了,已经是超前民主了!否认民主作为现代文明制度的价值,反对中国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就是这些理论的危害之处。
 

【注释】
[1] Democracy and Growth: Why Voting is Good for You? The Economist, August 27,1994.P17.  
  [2] 拉美自独立以来,民主与专制的周期性社会震荡拖延了近两个世纪,民主化浪潮三起两落: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始于拉美独立战争,以民族解放、建
民主共和政体为 核心内容的拉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但民主制度在拉美发生了畸变。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始于20世纪20年代,表现为平民主义的兴盛。这时虽还不是民主 制度,但政权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发生于20世纪 80年代,国家重新回到代议制民主轨道。有学者认为,权威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的成功,而军人的经济失败又迫使他们退出政治,把权力还给人民。曾昭 耀:《近年来国内关于拉美政治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情况》,见http://www.modernization.com.cn/zeng.htm。 2006年8月17日。 
  [3] Edgardo Boeniger曾任智利政府内阁成员和智利基督教民主党副主席,智利太平洋基金会主席。 
  [4] Barbara Geddes, Economic Reform and Democracy,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P63-64. 
  [5] 阿根廷1983年结束军人统治,开始建立民选政府向民主制度过渡,到1994年才真正建立国际社会认可的民主政府。 
  [6]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民选总统阿方辛开放民主。90年代第二届民选总统梅内姆在巩固民主和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使 经济在持续稳定中出现增长势头,政局保持稳定。 
  [7] 秘鲁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向民主转型,民选的藤森政府实施的经济市场化改革,使经济稳步发展,社会稳定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在秘鲁民主制基本巩固、政局 基本稳定,大多数民众支持改革和现行的经济政策。 
  [8] 皮诺切特政权常被一些学者拿来作为威权体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论据。Edgardo Boenige对此不以为然。在拉美独裁政府中,只有皮氏在经济发展中有比较好的业绩,这有它特定的因素,这个例子是不足以说明以上论据的。多数军人政府 把经济搞得一团糟。Edgardo Boeniger著:拉丁美洲民主的前景与挑战”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229-230页。 
  [9] 同上文,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229-230页。 
  [10] 菲利普·施米特等:“民主是什么,不是什么”,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37页。 
  [11] Amartya Sen: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 Journal of Democracy Oct.3,1999, P 3-17,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2]卡尔·科恩:《论民主》,第212页。 
  [13] 基尔摩·奥唐纳:“论委任制民主”,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64页。 
  [14]卡尔·科恩,《论民主》,第184页。 
  [15] 菲利普·施米特等:“民主是什么,不是什么”,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37页。 
  [16] 乔·萨托利:“自由民主可以移植吗?”,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第149页。 
  [17] Amartya Sen: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 Journal of Democracy Oct.3,1999, P 3-17,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8] 见蔡定剑主编:《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法律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第199-262页。 
  [19] 潘维著:《法治与“民主迷信”》,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5月,第71页。康晓光也认为,民主化不能有效地解决政治腐败问题。《中国的道 路》,第304页。 
  [20] 象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案受贿案涉及260多个干部行贿。陕西省商洛市原市委常委、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受贿26人。安徽省宿州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杨 哲信受贿98人。 
  [21] 如深圳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王炬,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还有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江苏省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刘中 山、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河南省前后三任交通厅长曾锦成、张昆桐和河南 石发亮都属于此类腐败犯罪。 
  [22] 潘维书:《法治与‘民主迷信’》,第13页。无论论证威权政府有利于经济发展,还是论证威权政有利于反腐,来回说的也就是这两个例子。而正是这两个例子是 没有普遍意义的。 
  [23]潘维书:《法治与‘民主迷信’》,第11-13页 
  [24] 关于新加坡是如何保证廉政的问题,我本人在2005年11月日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发表的“向新加坡学什么?”有详尽的分析。 
  [25] 就象毛泽东时代主要靠党和领导人自我约束机制起作用。但不可长久,代代相传的。 
  [26] 象南韩全斗焕和卢太愚的腐败只能在国家民主化以后才得以揭露。 
  [27] 乔新生:“反腐败:声势渐大,机制需深化”,《南风窗》2006年7月下,第8页。 
  [28] 《康有为政论集 国会叹》下册。 
  [29]孙中山:《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孙中山选集》,第722~723页。 
  [30]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477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8-369页。 
  [32] 2006年5月,我访问法国高等政治学院(Sciences Po),Manlio Cinalli教授与我的谈话。 
  [33] 王振耀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34] 《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2000年9月出版,第720页。 
  [35]如在一项选民参与积极性的调查中,村民表示主动参加投票的为62%,市民只有40.9%,流动人员只有26%。在按职业分类进行统计 时,农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态度在12种职业中排列第3位,仅次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63.4%,企业领导61.1%之后,农民为59.7%,高出于 法律工作者59%、教师52.7%、在校学生41.2%、离退休人员40.7%、个体劳动者38.5%、工人36.9%、文化科技人员 33.8%、无职业者22.2%、自由职业者14.3%。详情可参见蔡定剑主编:《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法律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第 202-261页,附录一。 
  [36]这些地方由于经济不发达,乡村干部腐败,农民负担重,村里问题多,上级党委、政府对村里领导班子难以指定安排,感到很棘手时,才想到 通过村民选举,一放了之。虽然,走民主选举的路出于被迫,但放手让群众发扬民主,却获得了成功,成了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典型和开创者。没想到 一放手放出了真正的民主,发现“落后”的农民有高度的民主意识、民主热忱和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原来他们并不是愚昧落后的,他们并不缺民主素质, 而是我们人为地禁锢了他们的民主诉求,束缚了他们的民主权利。 
  [37] 在19世纪中期的中国,被帝国主义一顿枪炮打醒了的中国人共同的反思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经经技术,以富国强兵,于是有清政府主办的洋务运动。 
  [38] 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知识分子和开明统治者才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是经济,根本在于制度。是缺少民主制度和民权保障。于是在戌戊变法时提出“开议会、定宪 法、申民权、张民主”的政治改革目标。 
  [39] 见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 
  [40]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的译法,我想把原文放上更清楚它的意思: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all those others that have been tried。 
  [41
] 象反民主论者喜欢举的例子是希特勒时期的议会曾制定过反犹太人法。 
  [42] 潘维教授在《法治与“民主迷信”》中证论了多数决不一定产生好的法律,好的法律也不一定由多数决产生。见该书第56页-57页。 
  [43]海外学者黄万盛先生说,当政治改革的精神图腾——“民主”,现在出了大问题。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学者流露了这样一种心态:那只是西 方面对的问题,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任务,民主仍然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完善民主无论如何也得等到有了民主才能谈论!老实说,我并不赞成这种看法,这是 一种典型的历史阶段论,民主的再建构未必要以早期民主的实现为绝对条件,中国的制度转型可以而且也必须从当代世界的制度反思开始,而不是亦步亦趋 重复现在已经一目了然的西方民主的失误,再考虑如何改进,这个代价太大了。 
  [44]卡蓝默批评民主已经破碎,而应该进行治理的革命。就是在公共治理的领域要有公众参与和协商。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打破对“民主”的 迷信。潘维教授也提出破除“民主”的迷信,建立咨询性法治政府的理论。 
  [45]] 这些学者或许完全没有理解什么是协商性民主,也可能是有意无意歪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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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59247
姜峰:多数决、多数人暴政与宪法权利——建议现代立宪主义的基本属性
【学科分类】宪法学
【出处】本文原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1期,发表时有少量文字改动
【摘要】“多数决”是形成集体行动的一个必要手段,不能因为少数派诉求落空就斥之为“多数人暴政”。宪法权利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区分标准,亦即当 多数决的对象不涉及宪法权利时它是正当的,当用多数决程序剥夺宪法权利时它才是“多数人暴政”。宪法权利正是由于对议会立法怀有警惕才发挥其功能 的。这一判断也有助于在深层面上理解司法独立、违宪审查、权利法案等立宪设计的功能及其条件。当前我国思想界对多数决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 由于制度性的多数决机制缺失的表现。
【关键词】多数决;多数人暴政;宪政;民主
【写作年份】2011年

【正文】
   
    引 论
 
    一个瘦骨嶙峋的人需要对减肥药的副作用感到担心吗?当下政治学和宪法学中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在我们尚未充分领受“多数决”的好处之时,对它的质疑和恐惧已 经甚嚣尘上了。一种观点直接把“多数决”当成“多数人暴政”,理由是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多数决根本就是假象;它从来 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不但不值得推崇,甚至认为“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有人根据历史情况附和说,希特勒的纳粹统治就建立在多数人同意之 上,它是多数人暴政的极端形式;还有人根据国内当下“网络暴民”现象来佐证“多数人暴政”这一命题。
 
    “多数决”并非无可置疑,但上述理由难以为据。事实上,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把多数决等同于多数人暴政,也不能干脆认定多数决根本就不存在。本文试图说明,不 能因为少数派在多数决程序中诉求落空就斥之为“多数人暴政”,宪法权利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区分标准,当多数决的对象不涉及宪法权利时它是正当的, 当用多数决程序剥夺宪法权利时才构成“多数人暴政”。在当前我国特殊的舆论环境下,突显这一道理有助于扞卫民主过程的价值、明晰宪法权利的根本属 性,并在深层面上理解司法独立、违宪审查、权利法案等立宪设计的功能和发挥作用的条件。
 
    多数决是个宏大的主题,为了使论题突出,本文必须忽略若干相关论题,例如多数决本身是否民主制的一个完美的操装置?这方面的讨论,诸如孔多塞(“孔多塞悖 论”)、阿罗(“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以及与阿玛蒂亚·森与之对峙的分析,已经提供了深刻的洞见。关于多数决所代表的民主制的价值问题,因其与经 济发展、腐败治理、政治稳定、公民素养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密切相关,本文无法详细讨论。他们无论对多数决民主制给予支持还是提出怀疑,都是值得尊敬 的。省略的理由根本在于,即使承认多数决并非一种完美的决策方式,把它与“多数人暴政”区分开来仍然是有价值的,毕竟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由于 任何政治制度之下总有些利益有待改善,多数决仍不失为一个较佳选择,而“多数人暴政”却是明显不能容忍的。
 
    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了为什么需要多数决这一问题。相比于全体一致、少数决或者抛硬币,它是一种“最不坏”的方式。这一判断是全文的逻辑起点。第二部分讨论了 宪法权利的三个特征——重要性、脆弱性和投票失灵,这些特征把多数决与多数人暴政区分开来。第三部分进一步揭示,现代立宪主义正是以其同民主多数 决之间的紧张关系来标定自身价值的。第四部分旨在说明,麦迪逊和托克维尔在提出“多数人暴政”概念时,是为了优化多数决机制而不是要否定它。第五 部分分析了我国“多数人暴政”恐惧症流行的原因——它恰恰是多数决机制没有正常运转的一个反映。本文的结论是,只要正确地理解现代立宪主义和民主 制度的基本属性,就能清晰地把多数决与多数人暴政区别开来,这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主法治改革而言是建设性的。
 
    一、为什么需要多数决?
 
    如果不能一般性地用抛硬币这种愚蠢的方式进行公共决策,我们就得比较全体一致、少数决(包括一人决策)和多数决的优劣。这一主题一直是政治争论的主题,文 献众多,这里的讨论只能是提纲挈领的,只是为后面的讨论设定一个论证起点。全体一致无疑最具正当性——它尊重所有人的意见,但会招致道德风险和决 策困难:最后的一个反对者有机会敲诈所有其他人,决策不是无法做出,就是效率低下。据此,就连最尊重“公意”的卢梭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放弃全体 一致决定而接受多数(或绝对多数)规则。少数决或一人决是有效率的,但它为专断提供的机会也最多,无疑也最少民意正当性,如果不是迫于紧急情势而 让效率牺牲正义,它就不是一种可欲的方式。作为一种折中,多数决能兼顾集体行动的效率和公平价值,因此是最为可能的一般性方式。这里有三个相关问 题需要厘清:
 
    第一,如何理解多数决中被忽视的少数利益?在日常政治过程中,多数决必然意味着少数人的诉求受到抑制,但这不是“多数人暴政”。这一点可以从契约论的观点 得到理解。宪法从理论上被视为一个所有人缔结的政治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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