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中文网 中国计划生育人口问题专栏

http://www.ftchinese.com/tag/%E4%BA%BA%E5%8F%A3

  1. 叶檀: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
  2. 梁建章 黄文政:中国计划生育为何持续这么久?
  3. 吉密欧 艾德•克鲁克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
  4. 易富贤:中国应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5. 李建新:结构差异中认识中国人口
  6. 李建新:独生子女政策再批判
  7. 李建新: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质何在?
  8. Lex专栏:亚洲人口老龄化利弊
  9. 易富贤:中国人口政策的“敦刻尔克时刻”
  10. 梁建章:从资源和环境角度反驳叶檀的人口论
  11. sophie369:回国最大感受:人太多了
  12. 贺安卓:马尔萨斯vs.摩尔:不休的争论
  13. 蔡泳:对叶檀所作引述的几点澄清
  14. 易富贤:人口坍塌才是中国的真正风险
  15. 李建新: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极限
  16. 易富贤: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少?
  17. 李建新:误读的中国人口
  18. 秋风:唯理主义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
  19. 拉达克的床:人口政策应基于现实
  20. 徐瑾:中国人口之殇
  21. 薛涌:怎样看中国人口的现实和未来?
  22. 克莱夫•库克森:地球是否人满为患?
  23. 蒂姆•哈福德 :马尔萨斯阴魂不散
  24. 安德鲁•杰克:联合国:高生育率危及增长
  25. 戴维•皮林:亚洲人口红利将尽
  26. Lex专栏:投资于人口增长趋势
  27. 徐瑾:计划生育罪与罚
  28. 章蓉娅:上环风波
  29. 卢锋:中国应加快调整一胎政策
  30. 孙涤:人口人手提升到人脑
  31. 孙涤:阴阳失调制约人口成长
  32. 孙涤:再论新新人口论
  33. 叶檀:中国不缺人口红利
  34. 艾玛•雅各布斯:收养中国女孩难了
  35. 叶檀:中国该不该放松计划生育?
  36. 白云:超生“黑户”的苦恼
  37. 孙涤:新新人口论
  38. 陶笸箩:计划生育的另一种构想
  39. 欧阳德:中国将渐变一胎化政策?
  40. 拉胡尔•雅各布:内地赴港“生儿潮”引争议
  41. 席佳琳:中国人口政策压力加大
  42. Lex专栏:中国人口普查说明什么?
  43. 吉密欧: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
  44. 阿肯沙•阿维尔:中印的另类“人口竞赛”
  45. 邝彦晖:台湾解决人口问题靠大陆?
  46. 玛丽亚•索瓦戈:超载的中国城市
  47. 帕提•沃德米尔:中国人口政策隐患渐显
  48. 德拉•布拉德肖:商学院如何应对全球人口变化?
  49. 苏梦夏:俄罗斯鼓励生育政策的成效
  50. 罗尔•兰丁金:菲律宾有望推出“计划生育法”
  51. countrylife:中国人口已经绰绰有余
  52. countrylife:中国人口需要负增长
  53. xmshen:不应在生育问题上对国民强加限制
  54. 哈继铭 邢自强 徐剑:中国仍在释放“人口红利”
  55. 罗天昊 仇里:移民中国?
  56. 瓦伦丁娜•罗梅伊:图表分析: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

叶檀: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

http://lihlii.blogspot.nl/2013/03/blog-post_9513.html

lihlii @lihlii 2013-03-13 08:29:24 UTC
叶檀,经济领域的市场派,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从2000年左右走出书斋,到报社撰写经济类评论,迄今为止已在报刊杂志发表 大量文章,偶尔在电视台财经频道客串点评经济新闻,也出版过历史方面的书籍。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867?full=y

lihlii @lihlii 2013-03-13 08:30:50 UTC
@lihlii 看看所谓“市场派”都是什么玩意,鼓吹计划生育政策,还把反对者说成“反智”,和阴沟鼠 @liudimouse @fufuji97 一样自命是“智“。:) @ifoo4 @6tony @shery_mumu

lihlii @lihlii 2013-03-13 08:32:28 UTC
@lihlii 而且叶檀还自吹是”保守主义者“,”市场派“却支持共匪强制一胎化;而保守主义者却漠视共匪大搞暴力计划生育,这算是保守什么?没有共匪之前有这类反人类 政策吗? @liudimouse @fufuji97 @ifoo4 @6tony @shery_mumu

Phil @ifoo4 2013-03-13 08:55:54 UTC
@lihlii @liudimouse @fufuji97 @6tony @shery_mumu 都是些睁眼瞎。为了点狗粮乱叫唤

lihlii @lihlii 2013-03-13 08:57:15 UTC
@ifoo4 美国卡罗来纳大学人口所研究员 蔡泳:大名鼎鼎的叶檀女士,听说她曾被请到中南海讨论经济形势。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773?full=y 上书房行走吗,自然了。 @liudimouse @fufuji97 @6tony @shery_mumu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391
2013年03月13日 07:10 AM

梁建章 黄文政:中国计划生育为何持续这么久?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梁建章 黄文政
 
数十年来,中国计划生育宣传无所不在,早年各种标语遍及城乡,甚至初中的思想品德、地理、历史、生物课本都有宣扬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的文字。这 种强势宣传后果,则导致当代中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都最为偏执的人口观念:在中国,人口太多成为全民共识,控制人口利国利民成 为公理。绝大部分人没有认识到,这种一面倒的思维离维持民族繁衍所需的正常人口观念有多么遥远。

比如,当前大部分民众会认为放开二胎就已
矣,而完全放开甚至鼓励生育则被认为是非常激进的建议。但实际上,鼓励生育是几乎每一个生育率低于更替 水平的国家都在做的事情,尽管其中很多国家的生育率远高于中国。比如,法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但远高于中国,而法国长期鼓励生育,至今生育八 胎可获得金质共和国家庭勋章,至于实际的生育鼓励政策更是不计其数。

反观中国,即使强力鼓励生育,生育率也几乎无法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上。因此,鼓励生育并不是激进的建议,而是维持民族繁衍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建议 之所以会让很多人觉得激进,恰恰是因为中国社会已经离正常的人口观念太远了。

人口是民族之根本,也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人口当然是负担,但更是贡献者。人在成年前是物质财富的消耗者,工作后是财富的创造者,年老后又成为消 耗者。总体来说,人的贡献要大于消耗,否则人类社会不可能进步。在最初的几十年,持续低生育率因为少子化降低抚养负担,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了非常 有限的好处,但长此以往却会导致人口的极度老龄化和急剧萎缩,从而给经济,社会,文化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

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争论,最令人诧异的是与其说是只从负面角度来看待人口一面倒的偏执观念,不如说是支撑这些观念的证据和理由如此经不起推敲。很 多人对涉及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些基本事实一无所知,其判断是基于毫无根据的想当然,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他们对控制人口的观点却是那么深信不疑。

在1971年开始,中国实行相对柔性的计划生育,其后生育率快速下降,到1970年代末期已经接近更替水平。如果说早期的计划生育政策或许有其合 理性,但自1980年开始的严厉化计划生育政策却毫无必要,中国社会当今流行的各种极端的人口观念大都与后者有关。为什么一个非常聪明而且历史悠 久的世界最大的民族会在人口这个根本性的战略问题上错得这么离谱,错得这么持久?这背后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支持生育限制的种种理由虽然长期和宏观上不成立,但在短期和微观上却与直观相符。中国改革开放之处,发现自己各方面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人 均意义上更是如此,大量知青回城又造成了短期的就业困难,因此很容易就把这些问题部分归咎于人口太多。而且,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之后,人口过 剩的思潮一度风行全球,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组织更是通过各种方式诱导和鼓励发展中国家进行人口控制。这一里一外的思潮,加上之前计划生育的成功经 验,自然会让严厉控制人口的思想在中国找到土壤。这种思想不仅影响到决策层,也影响到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理工背景的学者,心怀强国之 梦,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与人口政策相关的研究当中。

其次,人口自身的变化规律是一个比较数学化的问题,一般人难以把握。改革开放之初对科学的崇尚蔚然成风,某些理工背景的学者运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 对人口变量的内在关系进行描述和估算令人耳目一新。但模型自身的严谨并不等同于其假设的合理和推断的正确。仔细阅读当年的重要文章就发现,这些模 型的假设之离谱,推断之草率令人难以置信。更重要的是,决定人口政策方向的应该是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到底如何是非常 复杂的问题,其结论的不确定性远超过自然科学中的定律,不是一些未受过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也没有经过长时间深入思考的理工背景的学者所能把握 的。然而,这些学者在本领域的成就和他们使用方法的数学化和计算机化却给他们的极端的结论罩上了一层科学的光环。

第三,人口政策的后果有着至少几十年的滞后性,严厉化计划生育最初的几十年里恰恰又是中国经济因为改革开放而蒸蒸日上的时期,所以人们很自然会把 经济上的成就部分归功于生育限制政策的实施,虽然其贡献现在从规范性的实证研究来看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对政策效果进行客观的评判需要非常规范 的学术研究,但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作用非常有限。这可能有多种原因。一是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可能在客观上压缩了不同观点的讨论空间;二是学 术界内部缺乏有效机制让不同的独立研究成为决策的科学依据;三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相对落后,尤其在早期缺乏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能力。

第四,中国是个内部同质性极强的国家,一种观念一旦形成都会具有巨大的惯性,因为当周围每个人都那么相信时,很少有人会怀疑它的合理性。而且,中 国是一个如此庞大而且历史悠久的国家,人们对国家层面的决策存在着天然的信任。在人口问题的讨论中,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有那么多的研究机 构,对基本国策的研究肯定非常透彻,怎么可能会犯错误?我们在深入研究人口问题之初也曾一度有过这种想法。直到仔细阅读了与严厉化计划生育实施之 前几乎所有重要的文章之后,才认识到自己当初的想法只是没有根据的想当然。但仔细想来,这种现象也不奇怪。因为组织规模越大,内部的信息传递和反 馈机制面临的挑战就越大。当每个人都对某件事深信不疑时,最终这件事情可能恰恰毫无道理,因为绝大部分对其相信的理由不过是别人也这么相信。

最后,支持严厉化计划生育的几乎所有理由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即使个别论点有一点道理,那也只是在短期成立。但是,当一件事情错得过于离谱时, 人们反而更难相信它是错的。这是因为承认它的错误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大的理智和情感的代价。对于严厉化计划生育政策来说,无论倡导者,制定者还是执 行者,几乎都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先,真心相信这个政策会成就一个富强的中国。该政策执行的背后是全民族的巨大牺牲,因此人们情感上更难以接受, 如此巨大的代价最终换来的恰恰是一个不断衰微的中国。严厉化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三十多年了,很多人早已经忘记这个政策最初是如何论证的,更不知 道其论证所依据的研究是多么粗糙和荒诞。继续生育限制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竟然是,如果现在停止,那么前面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换言之,严厉化计划 生育本身的错误已经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惯性,这种惯性在不断地维持强化其本身的存在。

在中国,提到人口政策的制定,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人口学家和计生委的职责,但这是一个误区。严格来说,人口学研究的是人口变化的规律,也就是人口自 身和其他变量对人口的影响。但人口政策所关心的却是反过来的问题,即人口对经济、社会、国防、环境、文明兴衰的影响,这些问题不是人口学,而是经 济学、社会学、国防战略、环境科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人口预测关心的变量是人口,因而是典型的人口学问题;但研究人口规模和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 响所关心的变量是经济发展,因而是宏观经济学的问题,人口在这里只是作用因子。因此,人口政策的方向性并不是人口学应该或者有能力回答的问题,但 在中国,某些人口学家却被赋予为人口政策决策方向提供建议的职责,这完全超出他们的知识和专业范围。此外,计生委是执行人口政策的职能部门,可
以 提供参考意见,但由于其利益直接受人口政策的影响,在核心人口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应该回避。

最优的人口政策是让生育的决定权完全归于家庭,当然前提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决定的后果,并愿意承担这种后果。在这点上,中国人可以说是属于全球最有 责任感的民族。至于特定时期宏观人口政策的制定,应该广泛听取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社保、国防、民政、环保各部门的意见,而不只是限 于人口学家和计生委。更重要的是,尽管人口学界和计生委中不少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并为此做了大量有益的研究工作,但作为整 体,他们却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成为中国人口政策向合理回归的最大阻力。正如美国人口理事会的Demeny所言,“一旦计划生育组织成立,它的 管理者与专业人士就会成形成一个天然的集团,有强烈的意愿为计划生育的存在而辩护。唤起公众对降低生育率的兴趣,而不仅是提供服务,可长时间作为 其存在的关键理由。”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梁建章为 “携程旅行网”创始人,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黄文政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现为北京某金融公司合伙 人和董事总经理。)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8603
2013年01月22日 07:11 AM

吉密欧 艾德•克鲁克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

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北京, 艾德•克鲁克斯 纽约报道

2012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这标志着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新趋势的开端,并且这一趋势在今后二十年中还将加速推进,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的中国带来深远影响。

中国国家统计局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底,中国在15至59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较2011年减少了345万 人。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我们确实要高度重视这个事情。”

马建堂补充称:“这样一个变化,是不是意味着多少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应该说有争论。”他指出,这只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至 少在2030年以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应当会每年稳步减少。

马建堂称去年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令人担忧”,即便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有所反弹。在2012年的最后三个月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 年同期增长了7.9%,高于第三季度的7.4%,打破了GDP连续七个季度下降的趋势。

经济增长加速提振了投资者和企业的信心。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表示:“我们确切无疑地看到,中国经济形势在去年年底再度回暖。医疗保健以及航空仍将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增 长动能很可能将延续至2013年。”通用电气公布的第四季度税前利润高达5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7%。

但很多分析师担心,中国日益老龄化的劳动人口将成为拖累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包袱。

随着一个社会逐渐走向富裕,其人口出生率将会自然下降——但在中国,这一趋势受到了政府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推行的备受争议的计划生育政策的 严重干扰。汇丰(HSBC)经济研究联席主管范力民(Frederic Neumann)指出:“绝大多数预测都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自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但上周五公布的数据表明,这一趋势现已启动,而这意味 着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速度将快于预期。”

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8%,创1999年以来最低的年度增幅,远低于2011年实现的9.3%的增长水平。但2012年中国仍创造了 284万个就业岗位。大量人口继续从乡村流向城市,以期寻找就业机会。去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2100万,达到7.12亿人。

马建堂上周五表示,中国政府对去年相对较低的整体经济增长水平感到满意,特别是经济增速放缓并未伴随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而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年 均经济增速约达10%。马建堂指出:“中国经济不能也不应该再保持那样高速的增长。”

他补充称,7%至8%的年度经济增速对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是合适、合理的水平。即便目前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中国多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形势依 然趋紧,企业经常抱怨难以招募到合格的员工,而这一问题在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领域更加显著。

瑞信(Credit Suisse)经济学家陈昌华(Vincent Chan)表示:“绝大多数国家是在面临人口萎缩问题时开始升级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生产率的。工资上涨、自动化水平提高以及产品质量提升,很可能将成为未 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趋势。”

译者/马拉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7780?full=y
2012年11月30日 06:59 AM

易富贤:中国应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 易富贤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一、被误导的“十一五”、“十二五”规划

2012年11月8中共中央总书记日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

如果用“面向过去”的眼光,那么人口政策不一定会调整,因为“十八大”报告只是重复了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的内容:“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 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

类似的观点也出现于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但是整个“十一 五”期间,“现行生育政策”没有得到丝毫的“完善”。

“十一五”和“十二五”两次五年规划之所以如此雷同,是因为是根据同班人马(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的“论证”。“十一五”规划是根据国家人 口发展战略组(蒋正华、宋健和徐匡迪为正副组长,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的论证,他们认为:

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并稳定至今。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 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按此预测,总人口将于2010年、2020年分别达到13.6亿人和14.5亿人,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

二、目前生育率反弹势能大,维持低生育水平的代价高,必须创新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建议“十一五”期间应保持政策稳定。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六普”)已经证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论证”已经破产。2010年生育率只有1.18(1996-2010 年平均生育率也只有1.4左右),而不是1.8;2010年底总人口只有13.4亿,而不是13.6亿。

“十二五”规划和“十八
”报告的“人口均衡发展”是根据由2010年7月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80多名专家参加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 会”的论证,他们认为:

一、预计“十二五”时期的出生人口数量会多于“十一五”时期,“十二五”期末人口总量将达到13.9亿左右。

二、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未来30年还将净增2亿人左右,人口峰值将在2033年将达到15亿人,人口总量的持续上升造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 矛盾日益尖锐。

根据他们的预测,中国人口在2015年将达到13.9亿(2010年底人口为13.4亿),意味着2011-2015年这五年年均增长1000 万。他们的结论刚出来,我就在博客文章中认为他们的预测又将破产。

中国年增人口几乎直线地从1987年的1800万下降到“十一五”期间的600多万。并且随着育龄妇女在2011年后开始快速下降,每年出生人口 将不断减少(“十二五”的出生人口怎么可能比“十一五”多?);而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每年死亡人口却在快速增加(已经由1980年的626 万增加到1990年的763万、2000年的813万、2011年的960万)。因此,“十二五”期间平均年增人口将在“十一五”的600多万的 基础上继续下降,怎么可能有一千万?

国家统计局《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已经将“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的报告撕成了碎片, 2011年只增加了644万人(没有1000万),年底总人口只有13.4735亿人。

即便假定2012年、2013年年增人口与2011年一样为644万(事实上会更少,因为育龄妇女更少、死亡人数更多),那么2013年底人口只 有13.6023亿。2013年就开始“完善人口政策”的话,出生高峰是在2014年,那么2014年、2015年需要增加2977万人才能让 2015年的总人口达到13.9亿。由于每年死亡上千万,意味着这两年需要出生5000多万(生育率需要在2.4左右)。那么即便2013年停止 计划生育,才能勉强让总人口在2015年达到13.9亿。

而要达到“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所预测的2033年达到15亿人口(人口均衡发展),需要让2014-2033年生育率稳定在2.2以 上才行。那么即便2013年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也是不可能的。

300多人参加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和80多人参加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核心成员其实都是一样的:国家计生委的中国人口与发 展研究中心,蔡昉领导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翟振武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李建民领导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蔡 昉、翟振武、李建民都是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而会长则是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由于人员一致、思维方式一致,一再得出相同性质的结论也就不足为 怪了。他们影响决策的能力却超强,将他们的结论纳入了“十二五”规划。

二、被夸大的“补偿性出生高峰”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是在2010年7月召开的,当时“六普”还没有开始。2011年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普查结果也还没有公 布,因此全盘采纳了“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的建议(建立在“生育率在1.8以上”的基础上),包括“稳定低生育水平”。“十二五”规划 的目的是“控制人口总量”,指导思想与“十一五” 都是“人口控制”而不是“人口发展”。

2012年6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六普”的结果,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1.18。“六普”和《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共同宣 布“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的结论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那么将是历史大笑话。因此“十八大”报告没有采纳 人口学界的“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结论,而是说“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 人口政策“完善”到什么程度才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2012年10月2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该报告是李建民等“国内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历经两年的 研究”的结论。他们认为如果全国同时放开二胎(“同放二孩”),头几年总和生育率会超过4.4,总人口会在2014年突破14亿,在2021年超 过15亿,在2044年达到15.35亿顶峰,到2050年还有15.19亿。他们建议分步放开二孩(“分放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 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全国全面放开二胎。到2020年后才取消所有的生育限制。即便是“分放二孩”,总和生育率也将在 2014回升至3左右,在经过四年的小幅波动以后开始下降,2022年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他们的建议在貌似开明的外壳里包藏者非常保守的内涵。根据李建民等人的预测,“同放二孩”后头几年生育率会超过4.4,意味着每年出生4700 万,是2010年出生人口的3.4倍,共补偿性出生1.2亿;即便是“分放二孩”,头四年生育率也波动在3.0,出生人口也有3200万,是 2010年的2.3倍,共补偿性出生1.0亿。根据这种预测,决策层根本就不敢“同放二孩”,连“分放二孩”都会犹豫不决,更不会停止计划生育 了。

其实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一共只少生了一亿多人,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不可能如李建民等人预测的那样补偿性出生上亿人,更不会达到李小平 所判断的“多出来几亿人口”。

如果2013年调整政策,由于怀孕周期,出生高峰是在2014年之后。如果2000年后就停止计划生育,当时想补生的妇女在2013年基本上丧失 了生育能力(2000年的30岁妇女到2013的时候已经43岁了),因此大致可以认为2013年后的补偿性出生孩子的母亲是2001-2013 年被政策限制生育的妇女。如果2000年后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判断,中国的生育率也将从2001年的2.1下降到2010年的 1.7,那么2013年0-12岁(2001-2013年出生)人口应该有2.43亿。

而根据“六普”,2010年的0-9岁人口共1.46亿;假设2011-2013年出生人口与2008-2010年一样多,为0.45亿,那么 2013年0-12岁人口共为1.91亿。也就是说,2001-2013年被政策限制出生的孩子共有0.52亿人 (2.43-1.91=0.52),这是理论上的补偿性出生人数。

被政策限制的妇女很多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相当部分也没有了生育意愿。饿了三天的人,不可能将三天的食物一顿吃下去。新疆建设兵团以及湖北省长 阳、五峰两县放开二胎后,都未曾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

一战时,法国的生育率由1910-1914年的2.46下降到1915-1919年的1.45,战后尽管鼓励生育,但是1920-1924年生育 率平均为2.50,只是恢复到正常水平,战争少生的226万孩子并没有被补生出来。英国和德国由于没有鼓励生育,战后的年均出生人数还恢复不到战 前水平,更谈不上补偿性出生高峰。日本1966年不吉利的“火马年”少生的孩子也没有被补生出来。

中国1950-1958年的生育率平均在6.06。由于营养不良导致月经失调,1959-1961年生育率只有3.87。照道理说,在“大跃进” 后会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但是1962年、1963年、1964年、1965年生育率分别只有6.02、7.5、6.18、6.08。也就是说, “大跃进”少生了2318万,只在1963年补生了592万。

我根据育龄妇女结构、各年龄段妇女已生孩子数、年龄别不孕率、绝育手术数、生育意愿(包括高中普及、大学扩招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
,判断中国停 止计划生育后最多补偿性出生3000万人,只相当于李建民的“同放二孩”的一年的补偿性出生。这3000万即便有三分之二在一年内成功补生,加上 “非补偿”生育,2014年总出生人数也只有3500万,略多于中国1963年(3000万)、1990年(2800万)和印度现在的水平 (2700万)。中国的医疗、婴儿食品和服装等行业的弹性很大,足以应对补偿性出生高峰。

事实上,想补生的妇女即便还有生育能力,也都已经是高龄,不是想怀孕就能马上怀上的(有些需要几个月,甚至超过一年),生理的差异就可以将补偿性 高峰分散。并且即便2013年就停止计划生育,也是在“两会”之后,那么出生高峰是分在2014、2015年了。何况,即便补偿生育,也不可能全 部挤在这两三年(有些夫妇还会观望几年,才会下决心怀孕),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也有妇女是在35岁、甚至40岁后才生孩子,因此,至少80年代初 出生的妇女还有部分会在2018年后才“补偿生育”。因此,即便在补偿性出生高峰,年出生人口也很难达到中国1990年和印度现在的水平。

李建民等人既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核心成员,也是“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的核心成员。他们的建议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他们将补偿 性出生人数夸大了几倍(大大夸张了对社会的冲击力)。人口政策调整后冲击(对医疗、教育、民众心理)最大的是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广人稀的农村多生 一些人根本没有影响,为什么还将农村放在第二步?目前生育意愿已经很低,放开二胎和停止计划生育所造成的补偿性出生高峰相差不大(在城市更是如 此),为什么不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也就是说,放开城市,不如放开全国;放开二胎,不如停止计划生育。

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口政策都是被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牵着鼻子走。他们一方面夸大人口预测,一方面夸大补偿性出生高峰,一方面又降低“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所需要的生育率。全世界都知道要实行人口均衡发展就必须保持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中国需要在2.3左右);但是中国“多数人口学者所 接受的生育率”却只是1.6。现在他们又想将他们错误的观点塞给新的国家领导人。

三、停止计划生育是对历史和人民的答卷

2012年11月15日,产生了中共中央新的领导集体,习近平当选为总书记。习近平坚定并富有亲和力的就职演说,展现出了大国领袖风范。新人新面 目,这是一个敢于行动的领导集体,他们应该不会再拘泥于政策连续性,而会面向未来、向历史负责。

习近平说:“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 一次地失败了。”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中华民族人口占全球比例不断下降的过程,从1820年到195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已经从37%下降到 22%,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33%下降到4.6%;而同期发达国家人口却增加迅猛,英国人口从2124万人增加到5013万人,美国人口从998 万人增加到1.52亿人,俄罗斯帝国/前苏联地区人口由5476万人增加到1.80亿人。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人口也快速增长,从1870年的 3444万人增加到1950年的8380万人。英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俄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失去了上百万平方 公里的土地;日本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 未有的光明前景。”1950年之后,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的势头得以遏止,到1980年仍然占全球的22%。1950-1980年繁衍的6亿多 人口,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繁荣的人口学基础。由于有充足的劳动力和智力,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生产基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但是由于计划生育,中华民族目前面临空前的危机。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2010年的19%。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0-14岁人口只占全球的 12%了。如果继续2010年的1.18的超低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差不多减半),那么中国人口到2100年只有极端老化的4.6亿人 (只占全球5%;中位年龄高达59岁),到2200年只剩6800万人。世界最大的民族就这样一步步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小民族。中国经济占全球比例 将不断下降,国际战略地位也将快速下降,民族复兴成为空谈。

习近平说:“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首先必须恢复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让 生育率提升到世代更替水平。除了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外,还必须调整经济政策、改变城市规划,“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提高老百姓的养育能力, 任重而道远。

习近平说:“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习近平知道孩子是民族的希望,关心孩子们的成长,体现出负责的大国领袖的作 风。《周易》上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尚书》等古文献,“帝”和“天”是通用的,皇帝自称天子。在甲骨文里,“帝”字象花蒂之形,蒂落生果,表 示有造物之德。天有生育万物之功,故称为帝。可见最高领导(帝)的首要职责就是鼓励生育,人丁兴旺才能奠定政治合法性。补偿性出生高峰的三千万孩 子,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这些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李建民等人的“分步放开二胎”的观点与“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是一脉相承的,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2010年人口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18,为什 么到2012年计划生育还没有废止(损失了数千万人口)?这笔帐暂时没人会算,但是历史不会忘记这笔帐的。是由人口学家承担,还是由政治家来承 担?是将学术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还是将政治危机淡化为学术危机?

如果采纳李建民等主流人口学家的观点,等于全盘接受了过去十多年没有停止计划生育的政治包袱,今后人口政策很难轻装上阵。这也符合联合国人口基金 的利益:先鼓励人口学家提“二胎过渡”方案(以阻止停止计划生育),今后再以“自主生育”为由反对中国出台任何鼓励生育政策,那么中国大陆的生育 率将沿着比台湾、韩国更低的路线走(2010年分别只有0.895、1.22),即便没有计划生育,也足以让中华民族继续萎缩。

对这份错误的政治遗产,中国新领导为什么一定要继承?从历史角度看,停止计划生育是下届政府最应该率先打出的一张王牌,既是功垂千秋的历史性政 绩,也是对前任负责。

中国人口危机已经危重,靠简单包扎(各种二胎过渡)是无济于事的,而需要紧急手术(果断停止计划生育)。人口政策需要“猛回头”,不是“慢慢 游”。

果断地与过去错误的人口政策决裂,有利于轻装上阵,及时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政策,恢复民族的持续发展能力,让“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这才是“合格的历史答卷”。

(注:作者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大
空巢》作者。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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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0日 07:40 AM

李建新:结构差异中认识中国人口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建新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兼答叶檀女士《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

人口学是以统计事实立足的,现代统计调查制度如普查抽样调查的建立保证了人口学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固然任何统计调查都会有数据质量偏误,但无疑人 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是我们人口学研究的首选,因为没有哪个数据会比普查和抽样调查在质量和代表性方面更具有优势。对于具有以统计事实优势 言说的人口学来说,无论是使用普查数据还是抽样数据,都首先力求数据真实可靠,而对于抽样数据,则还要关心其代表性。

以下关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分析,本文皆使用了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即便是有误差,也是可估计不离谱的,也是最接近“真实”的。诚如叶女 士所言,对于幅员广大、地区、阶层差异如此巨大的中国人口来说,任何笼统单一的指标如平均数都可能掩盖中国人口问题的真实。叶女士依旧担心中国可 能被掩盖的高生育水平事实,尤其担心:1、庞大流动人口的实际生育水平;2、全国平均生育水平指标会掩盖一些地区的高生育水平现状;3、富人穷人 两大阶层的潜在高生育率。那么,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阶层差异会不会让我们误判中国的人口形势,误导决策呢?这是这篇文章尝试要回答的问 题,也是叶女士们疑惑的问题。

在开篇之前,先纠正一下叶女士这里使用生育率指标的错误,总和生育率的单位不是百分数。在人口学中,衡量一个人口生育水平的指标通常是,出生率 (Crude Birth Rate,缩写CBR)、一般生育率(General Fertility Rate,GFR)以及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前两者以千分数来表示,后者为某批育龄妇女按照某生育水平度过其生育周期平均每名妇女生育的子女数。总和生育率由于不受实际人口年龄结构的影 响,因此是一个常用的度量且可比的生育水平指标。

流动人口的真实生育水平

21世纪中国人口最剧烈变动之一就是人口迁移了,这是一个由乡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城市化过程,由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户籍改变的迁移,这一部分人口 被称之为流动人口。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流动人口超过1亿,2010年普查又翻了一番,达到了2.2亿。对于如此庞大的且多数为年轻人的流动 人口,他们的生育水平到底多少?一些学者包括官员一直认为流动人口是个高生育水平群体。正如叶女士在其第一篇人口文章里首先引出7个孩子典型个案 故事一样,似乎也为其怀疑流动人口动的生育水平埋下了伏笔,而叶女士这几篇文中也不断以不同方式论证着流动人口高生育水平的事实。

笔者著文曾指出,中国流动人口是“超生”移民这一污名化标签由来已久,一直有一顶“超生游击队”的帽子。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虽成为公认的低生 育水平国家,但有关部门对流动人口这个群体的生育水平依旧不“放心”。官方常引用的研究曾这样指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呈现如下特点:计划生育率 低、早婚生育及计划外怀孕生育的比重大、人工流产率高;流动妇女由于绝大多数处于生育旺盛期、流动人口流动性大、居住分散、难以管理,流动人口对 生育率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叶女士也引用了有关移民大省广东的相关研究,证明外来人口的生育率高于本地人口。

然而,全国的事实是怎样的呢?其实,无论是有关部门还是叶女士所使用的论据,且不论调查数据的质量,就其代表性而言都不是全国性的,而是代表局部 的。叶女士意识到了她使用地区数据的局限性,因此希望人口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人口学家在这方面以全国数据为基础的研究还为数不少,下 面来看看北大郭志刚教授的研究结果。

郭志刚教授曾利用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结论是人口流动实际上很大程度地降低了全国生育水 平。数据分析表明,全国流动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9,这显著地低于非流动人口的相应水平1.41。而且,我们还能看到流动人口的各个孩次别 总和生育率都是低于非流动人口的,其二孩生育和多孩生育水平也都是极低水平。此外,流动人口在各孩次上的平均生育年龄也都显著高于非流动人口。在 人口学上虽然时期生育水平并不等同于终身生育水平,有时时期生育率很低可能是一种非常的暂时性现象,在非常时期结束后,一般会出现较明显的补偿性 生育。但是,中国目前的流动人口趋势不是一种“非常”现象,而是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的结果,是一个不可逆的现代化过程。

我想叶女士不至于要以她的广东局部来否定全国整体情况吧,也不会坚持以局部代表全体,以个案推断总体吧。其实,人口学在分析各种人口现象、人口问 题时,是以各种差异性为基础的,人口学强调一种总体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观念,即在差异性、多样性中把握总体。在这个问题上,叶女士强调差异性没错,但是以局部取代总体的集中趋势则是不可取的。现在,我们的 明确结论是,就全国总体而言,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很低,且低于非流动人口。

差异中的全国各地生育水平

从中国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来看(见表),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全国各地都处于一个很低的生育水平,最低的北京其总和生育率仅 0.71,最高的广西为1.79,都低于人口更替水平2.1。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北京、上海和东三省总和生育率均低于0.8,高于1.5 的只有海南、新疆、广西、贵州四地,其他地区均在1.5以下。尽管这些数据像以往普查数据一样存在着瞒报漏报,但即便是将这些因素加入,全国平均 水平不高于1.5。事实上,笔者十多年前的研究也间接地能够证实这一点。笔者1995年以1990年普查数据为依据对中国未来人口做了不同的预测 方案,其中之一是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在此方案中假定2000-2010年中国城市和乡村的TFR分别为1.2和1.6,则2010年总人口为 13.70亿,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为20.1%,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8.5%;对比2010年普查数据,总人口为13.39 亿,0-14岁人口比例为16.6%,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8.87%。可见,城乡生育水平未达到1.2和1.6,而整体也未超过1.5.。

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也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一个基础。2000年至2010年,东部多数属于人口自然增长超低、但10年间人口增 长较快的地区,特别是三大发展区域的中心城市,即珠三角的广州,长三角的上海,环渤海的北京。这三地就其户籍人口来说,自然增长率很低甚至为负, 但2000年至2010年间,北京、上海、广东人口增长最快,显然这是流动人口增长快所致。对于大都市来说,是年轻的流动人口支撑起了城市建设, 奉献了“人口红利”,减轻了实际人口的老年抚养比压力。

叶女士为了证明她所担
的一些地区高生育水平最终会影响总体生育水平,多处有违背人口学常识的推论。例如,叶认为,“在人口输出省份,由于青壮年 人口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孩童,养老问题将更加严峻。根据河南省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该省每8人中就有一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在欠发达地 区,需要的恰恰是人员、亲情。如果放开生育,仍然无法解决当地的养老难题,可以预期出生增加的人口一到成年就会相当部分移民沿海地区,当地人口总 量居高不下、老年人口增加,反而会陷入人口恶性循环: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出生率高,通过移民抬高全国人口水位,而欠发达地区因为养老难形成人口出生 激励。”

这种推论令人费解,因为一方面再说对于人口输出大省如河南,由于青壮年人口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孩童,养老问题将更加严峻,这论述没错;但是,另一方 面,叶女士怎么又会推出“人口迁出地通常出生率较高,容易进入人口高生育循环”并“通过移民抬高全国人口水位”的结论呢?如果说,人口迁出前是高 出生率地区,但在青壮年人口都迁出乡村到城里打工之后,谁来维持这高生育水平的循环呢?莫非这些流动人口是神人可身分二处,一边流入城市支撑着城 市建设,一边又可回家乡维持着高生育率。

其实,最近富士康在人口大省河南招工虽有政府花费上亿元的财政补贴,但却依然不能为其如期招收到工人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河南作为传统劳动力人口 输出大省,不仅不再可能为沿海城市提供劳动力,就连本省也自身难保。这十多年河南也处在人口低生育率急剧少子化的过程之中。如河南0-14岁少年 儿童人口比重由2000年普查的25.89%迅速下降到2010年普查的19.90 %。2010年人口普查时,20-24岁人口为9611242人,15-19岁为7418890人,而10-14岁6160239人。常被认为具有高生育 水平的传统人口大省尚且如此,更别说其他省区了。而近年来的民工荒、以及从小学到初中再到大学适龄人口的锐减,都是在中国人口迅速少子化的背景之 下发生的。

在这样的人口统计事实面前,是什么样的推理逻辑能让叶女士们得出高生育水平的恶行循环,全国各地如此低水平下的生育水平差异怎么会通过人口流动提 升整体生育水平?叶女士的论证没有任何说服力。

表:2010年普查全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总和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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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与穷人真能生多少

除了很多人像叶女士一样担心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外,还担心社会不同阶层的生育水平,尤其是担心社会上最富最穷的两极阶层。这是两个常被认为具有较 高生育水平的群体,一个是养得起罚得起的富人群体,另一个是“多加一瓢水”就能再多养一个的穷人群体。而叶女士文中也担心这两个阶层,认为一旦政 策开放,最低最高这两个阶层的生育意愿、生育冲动会最强。

对于中国名人、富人阶层的“超生”问题,计生等有关部门还真是下过了一番功夫。早在2006年底中央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 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之后,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曾指出,对社会上的名人、富人超生,要严加惩罚,除此之外,还要记入档案,不得参加社 会各种评奖活动。有关部门认为,社会上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问题会对大众生育观念带来不利影响,动摇计划生育成果,影响社会公平。2007年 9月中组部、人口计生委等11部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惩治“超生”现象的力 度。紧随其后,各地也相继出台了严惩名人、富人及流动人口超生的地方法规,一轮又一轮的“秋后算账”在公众媒体的介入之下“大张旗鼓”地展开。这 几年各地有关部门,也一直揪着这仅生育二孩的“超生”问题不放。2010年4月,温州官员对超生者是“砧板上的肉”“想怎么剁就怎么剁”的名言红 极一时,而刚刚发生的16年前准许生育二孩而今日秋后算账开除公职的江西小学教师,无不反映出官方对待超生者态度,以及变了味的“社会抚养费”。

不过且慢,现在,我们需要严重地质疑一下,这场由国家有关部门“主动”曝光的所谓“超生”问题真的有如此严重吗?全国包括名人、富人、流动人口及 穷人的超生真的会动摇计划生育的“成果”、真的会影响社会公平吗?

其实稍有统计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首先,我们要清楚贴上“超生者”标签的名人、富人或穷人这个群体有多大规模?其次,在这个群体中,又有多少人超 生了?这些基本信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没有这些数据就不能得出“超生”对总体水平有多大程度影响的判断。诡异的是,所有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所有给 这问题定性(严重性)的人对这样一个基本数据都是语焉不详,而权威部门也常常在“问题总体”(如超生人群规模)这个关键数字上大玩数字游戏(根据 媒体报道,有关人士指出,2006年国家计生委对4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富人超生近几年呈逐渐增多的态势。其超生的多为二胎,有10%超生的是 第三胎。又如国家有关负责人在07年11月召开的全国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说,中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不到位。流动人口违法生育 占总量的60%以上。请注意,这里没有关键的“超生”规模绝对数),只见“吓人”的百分比,不见“问题人群”的总量。

虽然我们没有分各阶层人口生育水平,我们也无法知道知晓名人、富人群体和穷人群体到底生育水平高达何处,但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合理假设,假设名人、 富人都聚居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而穷人都聚居在乡村,这个假设基本是成立的。如此一来,考察一下2010年人口普查中中国分城乡 人口的总和生育水平,城市为0.8821,镇为1.1534,乡为1.4376,合计为1.1811。我们看到城市总和生育率仅为0.88,而北 京、上海也才仅0.7多。如果富人、名人超生真的很严重,那么,城市,或北京上海就不应该如此之低;同样,如果穷人群体庞大且超生很严重,那么乡 村的生育水平也不该如此之低。统计数据至少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名人、富人及穷人固然有不合政策的“超生”,甚至有叶女士列举的7个孩子的 个案,但都没有动摇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低生育水平现实。

那么,超生二孩破坏了社会公平了吗?事实上,一孩政策30多年来国人已经被“教化”的失去判断力了,视不正常为正常,一直在“为国家民族未来”的 口号下,漠视生命,漠视孩子,颠覆了常识,颠覆了普世价值观。我们并没有深刻地反思一下计划生育法规政策对基本生育权利的剥夺和对孩子的不公平, 反而把矛头指向了付出代价的“超生者”。想想我们看待两孩或多孩家庭的目光,再看看公众媒体及大众宣传,皆以一孩为正常,两孩或多孩的家庭
倒是 不正常了。“超生”二孩者破坏了社会公平吗?没有,他们是在争取本该就属于自己的基本权利!真正应该质疑的,是这剥夺了我们生育基本权利的计划生 育制度。

放开政策生育率是否会剧烈反弹?

叶女士最后断言“目前人口学界主流的担心是一旦放开生育政策,是否引起出生率剧烈地反弹”。不知这里叶女士所指的人口学界主流在哪里?其实我们发 现,担心生育率剧烈反弹的有关政府部门或一些学者在论证这一结论时皆选择局部高端生育数据或个案(如7孩子)来支持。事实上,早在2007年年 初,代表官方观点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对于中国的生育状况就有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反弹势能大,维持低生育水平的 代价高”,因而中国人口目前的生育率水平还不稳定,任何政策上的不谨慎都可能使中国人口失控,都会出现“剧烈反弹”,从而断送中国二、三十年来之 不易的计划生育成果。

但是,坚持认为中国人口已经处于低生育水平的学者发现,官方及一些学者不仅存在着这种以偏概全的推论,而且还大大遮蔽了中国低生育水平势能的现 实。请注意下列的数据变化,1982年人口普查中国家庭平均人口为4.43人,2010年降到3.10人。这种家庭规模的迅速变化,一方面是人们 少生孩子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家庭类型多样性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这个社会日趋多元日趋开放,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理性选择,中国单身族、丁 克族、同居者甚至同性恋,都有上升趋势,更要命的是,有专家指出,中国不孕不育人口由20年前的3%增加到了12%,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同样,直接影响到生育的婚姻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0年普查,中国25-29岁组男女未婚比例分别为24.68%和8.67%,到 2010年普查25-29岁组的男女未婚比例分别上升至36.29%和21.62%,这其实是80后与70后在这岁组上婚姻观念和婚姻状况的巨大 差别。今日生育主体是80后,接下来是90后,这样一个变化趋势,何来“剧烈反弹”的势能。其实,要把握整体,了解极端值是必要的,但却不能各持 一端。严谨的人口学者正是依据这些差异性,依据不同人群的生育水平分布得出结论:即便是放开生育政策让那些高意愿生育的群体满足其生育意愿,因为 有另一端低生育势能的存在,所以,总体不可能剧烈反弹。

面对这样一个人口现实和人口形势,如果回到人口学的学术立场,正确使用人口统计事实,正确理解人口统计指标,那我们就不会忽视差异性,同时也不会 以极端值做出所谓“剧烈反弹”的判断。相反,人口学界主流更多的担心是,由于人口总体生育水平呈不断下降趋势,低生育水平的地区或人群比例越来越 大,所以即便是放开政策,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也难以回升到人口更替水平附近以确保人口自身的长期均衡发展。

(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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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25日 17:18 PM

李建新:独生子女政策再批判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建新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写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32周年之际

32年前的今天,即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是中国认识和“判定”人 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即对人口的判断由“人多力量大”转为“人多是负担”,也因此标志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从此,“独生子女” 政策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推广。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结果,而非同期的 一孩计划生育政策之功。相反,一孩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于我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从短期看,犹如急功近利的“杀鸡取卵”; 从长远看,则是“断子绝孙”的“自毁长城”。在《公开信》发表32周年之际,有必要全面彻底地反思和批判“一孩”政策。

一、独生子女政策的缘起与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经历了数次严重的挫折之后,无论是党中央还是全国人民都有着强烈“痛定思痛”、“加快发展”的愿望,而改 革、开放国门洞开更是让举国上下强化了这种紧迫感。在改革初期还不可能彻底检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优越性的背景之下,官方和一些学者对中国人口发展 的认识和问题的判定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一方面,学者们认为中国的贫困落后并非由社会主义制度造成,而现实中的许多困难如吃饭问题表面上又与人口众多直接有关,人口众多便成了导致中国经 济发展落后的主因,成为中国加速实现现代化的巨大“障碍”和“包袱”。因此,迅速减少人口自然就成了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 由于未能把握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转变规律,视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数量增长为前人“决策”错误所致,所以出台“一孩”政策,是要对我们过去所 犯“错误”加倍补偿,是对过去“错误”的“拨乱反正”。史无前例最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就这样诞生了。

那么,独生子女政策出台背后的理论支持是什么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独生子女政策出台背后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人口与经济之关系 的论证,“两种再生产”(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的平衡理论是计划生育的主要依据。当时的论证,一味强调中国人口众多增长快不适应物质资料再生产, 完全忽略了人口自身再生产的规律与特点。后来这种人口和经济之间关系论证,更简化成“人均分母效应”。当人们只把人口作为各种平衡关系对比的分母 而追求人均指标的时候,就不难推演出人口数量越少越有利于人均指标提高从而越有利于发展的荒谬结论,而“一孩”政策背后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 证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实践证明,“人口众多是经济发展障碍包袱”的论证完全是错误的。保持人口内部合理的结构(年龄、性别结构)、不断提高人口素质,才更有利于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才是人口影响经济发展的本质所在。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另一大论证基石,是人口众多对中国资源环境产生巨大压力这一事实。后来“人口增长已经逼近资源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的观点 更是广为流行,这也使得“资源环境有限论”成为了严厉计划生育政策不可松懈的一个牢不可破的根据。毫无疑问,中国存在着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的巨大 压力,但是,据此是不是就可以判定人口数量是资源环境问题的“罪魁”?是不是迅速减少人口数量就可以解决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了呢?

把人口规模归结为资源环境问题的主因,并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为手段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在现实政策实施中危害巨大。一方面这把解决中国资源环境问 题的简单化了,产生了方向性的误导,不利于资源环境问题的真正解决;另一方面,它破坏了人口自身发展变化规律,而且
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最 终也不利于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当今资源环境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中国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GDP至上的片面发展观 也严重地影响了中国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

从过往历史看,源自于马尔萨斯的人口突破资源环境极限假说,从未得到验证,今后也不可能。因为,其一,地球系统是开放的,其承载力是随人类人口变 化而变化的;其二,人类人口增长不会无止境,会走向平稳、甚至衰退;其三,人类在不断调整与自然的关系,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所以,在当今全球化 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全新的视角看待和解决中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资源环境有限论”虽值得关注,但无助于我们真正解决人口问题。

二、一孩政策实施过程的惨重代价与滞后的严重后果

1980年之后的独生子女政策之所以要全面否定,是因为它突破了两个底线:其一是自主生育的权利底线,其二是人口自身再生产的规律底线。

在“人多是负担”的观念指导之下,中国公民自主生育基本权利被剥夺。自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计划生育“事业”充满血腥。遗留下来一些计划生 育宣传标语本身就是最好的记录:“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 来,坚决不能生下来”…… 三十多年来,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各种强迫育龄妇女控制生育的粗暴手段,以及“株连九族”“连坐受罚”式的惩罚方式无处不在,各种践踏生命的血腥事件层 出不穷。直到2012年这类血腥事件还在“基本国策”的大旗帜下继续发生。

实际上,今日中国社会,国人对同胞的冷漠、对生命的漠视、不宽容、戾气重,无不与这30多年计划生育背后的“藐视”人类生命的价值取向有关。当一 个民族反智到质疑个体生命价值的时候,任何“崇高理想”下的实践,都可能成为一场民族灾难。2004年中国宪法修正案已加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 权”条文,而生育权是一项人类生存与繁衍的自然权利,这是一项典型的人权。单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生子女政策就应该无条件地废除。

从现实层面上看,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践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害。从微观家庭方面看,独生子女家庭激增,家庭结构单一化,其 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风险大增。上千万“失独”、子女伤残家庭的出现,不仅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身心伤害,而且也是整个社会巨大的伤痛。独生子 女政策还使越来越多的家庭少儿少女、缺亲情,断送了传统家庭的基本养老功能。这一政策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致命一击。中国传统主干文化为儒家文化, 其“仁爱”、“孝悌”等内核观念的承载单位是家庭。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家庭不断小型化、单一化,使得传统文化无栖息之地,无生存之基。诚如叶廷芳 所说,独生子女政策破坏了人的“精神生态”,人内在的“精神生态”亲情维系的伦理关系一旦缺失,中国人也同样失去了精神文化家园。

从宏观变化趋势上讲,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并加速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老化和失衡。2010年普查显示,中国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下降至16.6%,65岁以 上人口比例高达8.8%。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超前20年(2030年不含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此比例为8.1%)。 到2030年,中国65岁老年人口比例将翻一番达17.4%,2050年更上升至27.8%,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发展中大 国。另一方面,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2020年前后,持续而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1985-2000)将成为主体并进入其婚配期 (20-34岁)。由此,中国“婚姻市场”将会发生质的变化:届时22岁-34岁男性人口将比其婚配的女性人口多出2600万,而到2030年, 婚配男性人口绝对过剩超过3000万。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这样一个严重老化、严重失衡的人口,将全方位影响中国发展的各个领域。首先是经济领域。年轻人口的迅速减少,不仅会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生机和创造 力,更将极大地影响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后劲和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随着退出社会经济舞台的老年人口不断增多,特别是2020年之后,代际更替 将会给中国相当不完善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其次是社会稳定。从性别结构看,中国将迎来一个男性人口绝对“过剩”的社会。如此众多年轻气盛的“剩男”将会给社会来带什么?由于中国婚配人口性 别比失衡是全国性的、长期性的,所以女性人口将会普遍短缺。随着想结婚而又无法找到配偶的大龄男青年和终身未婚男性数量不断积累,社会不稳定因素 也将大大增强。一旦社会出现某种突发事件,如民事纠纷、官民矛盾、失业等,这些“剩男”人口将可能是导致社会冲突的最不安定因素。

再次是国防安全。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使得青少年人口迅速缩减,适龄兵源不断缩小。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观念发生了巨变,青年人服兵役的积极性明显 降低。一旦国际和周边形势发生变化,需要扩充兵员时,少子女家庭的父母都可能舍不得孩子上前线,若子女应征入伍发生意外死亡,独生子女家庭的维系 和养老都会面临困境。在中国独生子女家庭逐步占据主流的条件下,在青少年人口迅速萎缩的现实中,未来中国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面临着巨大挑战。

最后,是文明的传承与兴盛。实际上,人口是文明文化最基本的承载体。从文明兴衰的历史看人口规模与结构的重要作用,这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给我 们的重要启示。如果我们还深信中华文明应该在多元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就必须积极地看待中国人口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以及在中华 文明的兴衰中的重要作用。一个人口只有保持必要的规模、合理的结构,才能使其承载的文明始终保持生机勃勃、保持活力和创造力,以应对各种“挑战” 立于不败之地。但中国如此失衡的人口结构将极大地影响着未来我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兴盛。

总之,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无论是对中国的硬实力(经济、国防),还是对中国的软实力(社会、文化)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负面影 响。

三、站不住脚的所谓“伟大成就”

2012年7月,国家人口计生委有关领导在总结人口计生工作成绩指出:“中国人口计生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全国共少生4亿多人,创造了 较长一段时期人口抚养比较低、储蓄率较高的人口红利条件,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极大地改善了国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为改革开放和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也为全面做好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这些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都经不起推敲。首先来看成就之一:“全国共少生4亿人口”。显然,“少生4亿人”的“伟大成就”是建立在“人多 是负担”的观念之上的。这个观念首先是对人自身价值的否定。以否定生命尊严为核心的中国一孩计划生育,背离
了人类发展的普世价值取向,这样的“成 就”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来看,所谓“少生4亿人”其实又是一个不严谨的虚构数字。严肃的人口学者们已证明,从1980年至 今,一孩政策实施充其量少生了1亿多人(具体参见王丰、蔡泳 “四亿中国人是怎样少生的?”《中国改革》2010年7月号)。1980年的《公开信》预测,“按目前(1980年)一对夫妇平均生二点二个孩子计算,中 国人口总数在二十年后(2000年)将达到十三亿”。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大陆人口达12.65亿。这样计算下来,一孩政策以来少生人口还不 足1亿。实际上,那些少生人口恰恰可能成为支撑中国今后30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其中近三分之一的女性本该是今后3000万“光棍”的新 娘,本该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计生委号称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之二,是“创造了较长一段时期的人口红利条件”。但稍有人口学常识的人会知道,中国人口红利实际上是前30年人口积 累的能量被后30年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结果。我们知道,对于一个人口来说,其20-59岁组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创者,因此,50后的创业生产 期为1970-2019年,60后为1980-2029年,70后为1990-2039年,所以改革开放30多年(1979-2012)的巨大成 就,是20世纪50、60、70年代出生人口作为“主力军”创造的。再看看1980年以来的30多年做了什么,为今后30、50年留下了什么样的 人口?宏观纵向动态看,这将是一个劳动力人口急速降下的人口,是一个老龄化不断加剧的人口;横向比较看,则是一个性别比例失衡程度最严重、持续时 间最长的人口。如此结构失衡的人口,必将严重影响中国今后30、50年的社会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杀鸡取卵”的过程。

计生委号称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之三,是“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压力”。看似有道理,但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来控制人口数量,换回有限的缓解, 不仅得不偿失,还让大家失去了真正解决问题的机会。因为,中国资源环境问题的主因不是人口规模增长,而是生产生活方式。正如美国大学全球环境政策 学教授,夏皮罗在其《中国面临的环境挑战》书中指出的,对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而言,“全球化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环境退化的驱动器”。 看看中国“GDP至上”主义下的单位产值能耗,看看国人挥霍浪费的生活方式。如果能把投入到人口数量控制上的巨大人力物力财力,转到关乎国民发展 的人口健康教育素质上,以改变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以突破口,或许这边前进一小步,就能换来资源环境压力缓解一大步。

计生委号称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之四,是“极大地改善了国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但是看看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的劣迹:由于当时独生子女 政策脱离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育意愿,从政策实施一开始,计生工作就成为了“天下第一难”。不仅官民关系对立, 腐败滋生,而且国家这30多年为此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国家和个人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与此同时,在这整个过程中,全民的基本生育权 利被剥夺,每个家庭、每个人、每个新生命从生到死都在或将要承受计生之害:为准生证跑30多个橡皮章、惨遭大月引产、强制上环结扎、巨额社会抚养 费征收,失独家庭不幸遭遇、空巢老人孤寂无援…… 还能说,这三十多年,国民的生存与发展获得了极大改善吗?

在未来10、20年里,“裹挟”20世纪50-70年代的人口余威,中国经济或许还可以继续增长,但是未来30年、50年又会是怎样呢?我们毫不 怀疑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国,重要的是它能否维持一个强国大国。从人口的角度看,由于一孩计划生育是一种“釜底抽薪”、“自废武功”的人口决策,所 以,中国崛起之日或许也是衰落之时,不是因为人口数量众多,而是因为人口动态结构严重失衡。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1980年以来的30多年 计划生育政策是错误的,我们已经为实施错误的政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由于政策的持续滞后效应,我们还将继续为之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其实我们并没有超越前人,这些反思与批判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表现。如果我们还停留在30多年前的认识之中,还为30年前《公 开信》所述的重大“意义”欢欣鼓舞,那将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悲哀,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悲哀。我们理解当年那些政策制定者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忧国忧民之心,也承认当年那些论证政策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是他们各自专业领域的佼佼者,但事实证明,他们都不是最好的人口决策制定者。 常说,历史可恕不可忘,所以今日的反思与批判不是要“纠缠”历史,也不是要“清算”过去,而是要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更好地面向未来,人类 毕竟是在历史之上前行。

独生子女政策本质上是反人性的、反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是社会经济政治国防文化无法持续发展的恶之源,不彻底废除,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

(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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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17日 06:07 AM

李建新: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质何 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建新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

—兼答叶檀女士《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四)

中国1980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是在“人多是负担”观念指导形成的,抛开这种理念之争,人口与经济、与资源环境之关系论证是中国计划生育 政策实施的理论基础。可以说,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讨论由来已久,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取得,随着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深入,过去简 单从人口数量或人口增长讨论对经济成长不利的观点渐渐淡出。不过,作为常年在中国财经领域发言的叶檀女士如今却又老话重提,且做出了似是而非结 论,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以她有影响的言论,可能会误导不少人甚至误导公共政策导向,所以有必要对此问题再次论证厘清。

一、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同观点的交锋

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得从马尔萨斯说起。自其《人口论》诞生以来,有关人口与资源、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围绕着人口 与发展的基本关系问题,如同我们已经提到的,存在着三派不同的观点,即悲观派、乐观派和中性派。

马尔萨斯是悲观派的代表。人口悲观派倾向于强调人口规模、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的负面作用。20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世界人口高速增 长更有学者和学术机构如保罗•埃里奇、罗马俱乐部等不断地以“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危机”、“增长极限”等警示人类,人口悲观论盛极 一时。

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为代表的乐观派发表了诸多学术著作,论述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另一位乐观派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 教授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指出:“从历史上看较低
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低的经济增长率”。约翰逊在研究包括中国人口在内的世界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之关系后得出结 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人口增长没有导致人均实际增长率的降低,即使在世界人口达到并超过了60亿之后也没有发生。而且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在较 长的时期内,人口的增长对近两个世纪里知识总量的快速增加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正是由于知识的增加使我们今天的生活与200年前或更早时期的生活 有了如此巨大的不同。”(盖尔,2000)因此,乐观派认为从宏观和长期的视角看,人口增长对人类技术进步、社会经济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公共政策委员会的人口问题研究小组曾在20世纪60、70、80年代分别做过人口与发展关系的研究,每次的结果都是不同的。 1971年的研究报告中的结论是,人口增长通过降低人均收入的增长等16个主要环节给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然而,1986年的研究报告结论却有了 很大的不同,消极方面的影响只有三个方面,而积极方面的影响却有六个方面。专家们指出,1986年国家科学院的研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过去那 种关于人口增长会给发展带来很大消极影响的结论中走了出来((美)人口委员会,1996)。可见人口是一个相对变量,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水平 的人口增长、人口规模,显示出对发展不同的正负影响。

20世纪末,哈佛大学两位学者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从人口动态结构观出发,利用经济增长模型以东亚为例对人口与经济增长之关系做了非常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从人类人口的历史看,人口转变 (demography transition)、人口变迁(demography change)只是人类人口史上急剧变化的短暂一瞬。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数量和结构都发生对应的变化(见图1、2),而这种变化又会极大地影响了经济 的增长。

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的研究并没有直接关注人口数量增减、人口增长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是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了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变化上。他们研究 发现,在人口转变初期(图1、图2的第二个阶段),由于死亡率下降而生育率保持不变,一方面,人口数量会加速增长,另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 变化,即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上升,由此少年人口抚养负担加重,因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在人口转变中期(图1、图2的第三 个阶段),人口生育率开始下降进入生育率转变时期,这时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减缓,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朝着劳动力人口比例不断上升、抚养比例不断下降 的方向变化。这种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即人口红利阶段(Demographic gift phase);在人口转变完成阶段(图1、图2第四阶段),人口生育率下降到与死亡率水平相当,这时人口趋向稳定,人口数量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都趋于常 量,因此,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趋于中性。

通过这项实证研究,我们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即劳动力人口比例或人口负担系数的变 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并且在转变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方向的影响作用。

二、动态结构观下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统一

如果把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讨论纳入动态的结构视角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学者们之所以就人口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争论不休,其一是没有从内部结 构如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去观察,多是仅从宏观上讨论人口增长率或人口规模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二是学者只观察到了人口与经济发展 变化的某个阶段,截取了不同的论证素材,缺乏人口转变周期性的动态观察。例如保罗•埃里奇在1968年写下《人口爆炸》和罗马俱乐部一拨学者 1972年关注“增长的极限”时,正值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在人口转变初期的人口高增长时期。同样,当年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也是敏锐地看到了中 国人口转变初期带来的人口高增长对百废待举的中国经济起步和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得出了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相反乐观派如朱利安.西 蒙和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则是长距观察,总体上发现了人口增长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人类知识总量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得出了乐观的结论。

以动态结构观,可以把过往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三种不同的观点统一起来。悲观论的结论证据主要来自人口转变初期人口数量加速增长与人口年龄结构变 化如少儿扶养比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实事,马尔萨斯、马寅初所观察的人口问题属于此类;乐观派的结论则来自人口转变中后期人口数量增长减速与人口 年龄结构变化如劳动力人口比例上升即人口红利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实,西蒙等人的论证属于此列;中性派的结论则是来自人口转变完成人口增长趋于零 人口年龄结构趋于稳定的实事。

如此看来,不难理解叶女士的困惑与纠结。在数量观下,面对同是人口众多的东亚与非洲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无法得出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是什 么关系,如同叶女士最后的纠结:“无法得出明确的人口与经济的对应关系”。这正是数量观下考察人口与发展关系无解的困惑所在。

所以,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不是人口数量或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是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三、未来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忧虑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出发,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劳动力、技术、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变迁等。人口因素只是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 即便是人口结构处在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阶段,也未必就能施展其正向作用,所以,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在其研究中特别指出,人口红利阶段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能否实现还取决于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环境。

中国学者借用上述模型对中国建国以后的人口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确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获得了人 口红利。在经济制度改革的大潮中,人口结构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于学军,2003;蔡 昉,2004;王丰,2007)。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口是幸运的,后30年经济制度改革将前30年人口能量、红利的积累储备全部释放出 来了,由此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从动态的结构视角观察中国今后数十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并不乐观。随着人口进入低生育率低死亡率阶段,人口必然趋于老化, 但对中国人口来说,中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大大加速了中国老龄化进程。

人口老龄化首先会使老年人口扶养比上升,而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相对下降。这一升一降的过程,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抚养比一升,意味着社会养老金增加社 会负担加重;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源比例相对一降,表明劳动力供给不再丰富,储蓄率会受到影响;在影响经济成长的各种要素中,人口要素这样一个变化会 对经济的
持续增长产生负面作用。

依据联合国人口预测(表1),中国劳动力人口比例于2010年达到72.4%的最高水平,随后开始下降。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人口比例达到峰值之后 将迅速下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若按照联合国低方案,则劳动力人口比例下降速度更快。另一方面,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迅速攀升,如今是差不多十个劳 动力抚养一个老人,2030年不到五人,2050年两多人。人口年龄结构如此急速一升一降的变化过程显然将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 个未富先老的国家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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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态结构观考察,人口加速老龄化之后是劳动力人口老化,因为持续的低生育率会使青少年人口比例低,这样势必造成劳动力年龄人口老化。在科技就是 生产力的时代,老龄劳动力人口在接受新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方面比青年劳动力要处于劣势,对新产业和就业岗位的适应能力也要弱一些。所以,劳动力人口 的迅速老化是通过对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

中国劳动力人口老化也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在联合国人口预测方案中(表2),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还会有一定的增加,到2015年左右,然后迅速下 降。与此同时,最具创新能力的青年劳动力人口(20-39岁)的比例迅速下降,而中老年劳动力人口(45-59岁)的比例在增加。显然,中国这样 一个劳动力人口萎缩和劳动力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是一个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发展创新力和竞争力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过程。人口结构如此变化最终 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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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近年来,“民工荒”已在中国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出现,且有加重蔓延趋势。从人 口角度来看,这是中国人口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表现。与本世纪初期相比,中国底端青少年人口结构正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0年中国进入工作 年龄的16岁人口为2031万,2010年下降到约1567万;2000年18岁适龄高考人口基数为2310万,2010年下降到1782 万;2000年18-20岁的适龄参军人口基数为6347万,2010年为5053万,大幅下降。2011年中国小学在学生规模创新低。由于中国 青少年人口持续迅速下降,中国人口将进入“荒”时代,小学到大学的“生源荒”,经济成长企业发展的“用工荒”、以及保家卫国军队的“兵源荒”,中 国将迎来“多荒”迸发的时代,进而进入“慌”时代。

由于中国长期的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未来数十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形成极不稳定的倒金字塔型结构,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人口年龄结 构上的少子老龄化与性别结构上婚配男女严重失衡还会相互叠加,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人口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重叠失衡现象,这是中国面临的最 大的人口挑战。

从人口动态结构观可以得出结论,中国计划生育企图以减少人口数量方式解决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问题,其实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相反却制造出了根本性 的、更为广泛的、更为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今后真正要担心不是中国人口增长“突破临界点”,而是中国加速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与性别结构严重失衡, 人口结构问题是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参考文献: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人口研究》2004年第4期

(美)盖尔.约翰逊 《人口增长与经济财富》 《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5期

(美)人口委员会等《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商务印书馆,1996

王丰 “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 《人口研究》2007年第6期

于学军 “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中国人口科学》 2003年第1期

David E. Bloom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2, (Sep. 1998) NO. 3: 419–55

(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7132
2012年10月25日 06:25 AM

Lex专栏:亚洲人口老龄化利弊

英国《金融时报》 Lex专栏

暂时把欧元区危机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这两件事放一放,考虑一下人口条件对于投资的作用吧。仅五年之内,中国的劳动力就将开始萎缩。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数据显示,到2030年,日本人口的中位年龄将是51岁,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将是43岁。到2050年,亚洲大多数国家的65岁以上人群在总人 口中所占比重将增加一倍以上。亚洲的人口红利已快要耗尽,这一点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日本经济过去60年来增长陷入停滞,这与该国劳动人口不断缩减直接相关。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将随其劳动人口缩减而停止增长,但劳动人口缩减确实 会导致劳动力成本进一步提高。尽管富士康(Foxconn,苹果的供应商)已经开始将工厂转移到成本较低的中国内陆地区,但该公司今年的工资水平 还是增加了四分之一有余。迁出中国则意味着供应链方面受到限制,这带来的坏处将超过节省劳动力成本到来的好处。廉价的技术和丰厚的利润率也将成为 一纸空谈。

资产配置也将受到影响。理论上,较年长的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债券,而不是像股票这样风险较高的资产。经济学家刘铮和马克•施皮格尔(Mark Spiegel)估计,随着老年人投资者纷纷抛出股票换取资金贴补退休生活,股价将下跌。这对一片惨淡的亚洲股市而言不是个好消息。目前上证综指 (Shanghai Composite)的市盈率为12倍,比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低五分之一。

不过,人口老龄化也不全是坏事。在日本,退休老人将来之不易的积蓄花在跟团游、方便食品和医疗等项目上,支撑起该国消费的正是这群人。得益于此, 在东京股票价格指数(Topix)迟滞不前之际,连锁便利店罗森(Lawson)的股价今年却累计攀升四分之一。瑞信(Credit Suisse)数据显示,来自退休老人的需求也提振了日本服务业的就业情况。还有“渡边太太”(Mrs Watanabe,指日本一心寻求更高投资回报的家庭主妇——译者注)做不到的事吗?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徐天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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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29日 11:03 AM

易富贤:中国人口政策的“敦刻尔克时 刻”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 易富贤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二战前,英、法、美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英国首相张伯伦是“绥靖政策”的代表人物。他自吹:“对欧洲整个局势,甚至对整个世界了如指掌。”为 了推行绥靖政策,他一面在国内打击强硬派,一面多次亲自去德国,与希特勒秘密会谈,获得一面倒的民意支持。

丘吉尔是英国议会中极少数清醒者,他警告,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将给欧洲带来灾难,如果不立即阻止甚至可能导致文明的毁灭。但是多数人都将他的警告 视为危言耸听。

“绥靖政策”不仅没有避免二战的爆发,反而助长了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野心。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二战初期英法联军 只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认为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上,对德国宣而不战。没有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被德国人称为“假战”。

由于战事进展不顺,1940年5月10日,众叛亲离、声名狼籍的张伯伦只得“引咎辞职”,丘吉尔接任英国首相。半年后,张伯伦在家乡的孤独抑郁中 病逝。毛泽东曾说:“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

5月21日,德军已经绕过“马奇诺防线”,将40万英法联军围困在法国的敦刻尔克—一个极易受到轰炸机和炮火持续攻击的港口。5月27日比利时军 队投降,法国也准备投降。西面的英吉利海峡成为联军绝处逢生的唯一希望。

形势万分危急,丘吉尔果断下令撤出在法的英军。英国的计划是力争撤离三万人。英国政府通过广播紧急呼吁所有拥有船只的人前往敦刻尔克,这些船主非 常明白撤出远征军对于英国意味着什么,所以积极响应政府的呼吁。无数业余水手和私人船主也应召而来,他们驾着驳船、拖船、货船、客轮、渔船、汽艇 乃至花花绿绿的私人游艇,冒着德国飞机、潜艇和大炮的打击,往返穿梭于海峡之间,在5月26日到6月4日这短短的8天中,奇迹般地将33.8万人 安全撤回英国。丘吉尔宣布:“这次撤退将孕育着胜利!”

敦刻尔克大撤退也有政治副作用,撤退中英国远征军的所有重型装备都丢弃在欧洲大陆上,造成英国本土地面防卫发生严重的问题。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 柴烧,敦刻尔克大撤退保留下一批经过战争考验的官兵,绝大部分都成为日后反攻的骨干力量。没有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没有四年后的诺曼底登陆,就没有 二战的胜利。敦刻尔克的伟大意义就在于,英国保留了继续坚持战争的最珍贵的有生力量。

从政策连续性来说,停止计划生育是一种撤退,但是这种撤退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敦刻尔克大撤退。很多人以为计划生育晚停止一两年没有关系。其实停止 计划生育也有高度时限性。晚停止计划生育一年,就多损失一年的出生人口。三千多万补偿性出生高峰相当于当年被围困在敦刻尔克的40万英法联军,他 们承担着重大的家庭责任(可以让数千万家庭降低养老风险)、肩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这是单一年龄的三千多万(全部是孩子),如果被“过渡”掉 了,从社会持续发展角度看,相当于战争年代或者天灾年代损失上亿人口,谁承担得起这个历史责任?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从2011年开始,中国15-49岁总育龄妇女和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都开始快速减少,一批批妇女正在丧失生育能 力。而年轻一代人的生育意愿在不断下降。人口政策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想从容地华丽转身已经是不可能了。时间就是生命,耽误一天,后悔十年;耽 误一年,贻害千载!

对于计生委和人口学界来说,政策连续性(各种二胎过渡)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历史连续性比政策连续性更为重要。2011年本来是 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公开信》30周年已过,人口普查证实1.18的生育率,开始“十二五”规划),但是在计生委和人口学家的“忽悠”下, 停止计划生育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硬是变成了烫手山芋。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中国政府应该拿出当年丘吉尔那样摧枯拉朽的政治勇气,收拾人口残 局,动员一切力量来赶抢补偿性出生高峰,组织家庭“生产自救”(既然国家今后无力提供养老,那么就应该放大家一条“生路”),既可救人命,更能救 人心,不要错过了“季节”!

停止计划生育有一些问题,不停止计划生育问题更大。人口政策现在是进退维谷,但却又是不进则退。有人指望用平稳过渡来让人们遗忘人口危机,其实是 鸵鸟心态。人口危机不会像其他社会危机那样会被时间冲淡,而是会不断累积、放大,政策是不可能平稳过渡的。拖,总不是办法。以前民众和知识精英支 持计划生育,是因为被“持续发展”和“紧急避险”理论所迷惑,认为计划生育虽然有一些问题,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实行计划生育是不得已的选择”。 现计划生育的理论在已经破产,人民的人权觉悟空前提高。如果继续计划生育,那么必然遭到民众的强烈反抗,引发一系列群体事件。

政策调整需要审“时”度“势”,顺“势”而行。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可以说已经达成全民共识(网络民意已经是一面倒支持停止计划生育,越来越多的知识 精英也呼吁停止计划生育),停止计划生育大“势”已定,“时”机也已经成熟。由于人口有20多年的滞后性,人口危机才露出了冰山一角,还来得及将 民意压力转变为调整政策的动力。这是化“危”为“机”的最后机会。风起于青苹之末,今后会“盛怒于土囊之口”,“蹶石伐木,梢杀林莽”的。今后几 年人口危机全面爆发,人口危机所激发的政治破坏力将是巨大的,那时民心尽失,政府将很难掌握主动权了。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遭其殃。

在中国秦末群雄相争之际,霸王项羽的部将英布杀害反秦义军的精神领袖“义帝”楚怀王,民意呼吁严惩英布。项羽不但不惩罚英布,反而自己承担杀害 “义帝”的责任。刘邦借此做足了文章,为“义帝”发丧,联合诸侯讨伐“不义”的项羽。形势急转逆下,英布也投靠刘邦。人口政策调整不可沽名学霸 王!

西汉时,汉武帝听信江充等人的“巫蛊”谗言,父子相残,逼死太子,损失数万人口。一年后,田千秋等上书讼太子冤,汉武帝悔恨交加,果断为太子平 反。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是因为他与秦始皇死不认错的态度不同,能反省自己,颁发“轮台罪己诏”,及时转弯,收拾民心,其政权延 续下去了,汉武帝本人也青史留芳。《左传》曰: “禹、汤罪己, 其兴也勃焉 ;桀、纣罪人, 其亡也忽焉。”“日新之谓盛德”,停止计划生育,标志着我们的制度还有自我纠错能力、还有活力。

停止计划生育这个坎总是要过去的,因为未来的方向是鼓励生育,长痛不如短痛。人口政策调整缺乏的是“动”的勇气,不是“跨大步”(停止计划生育) 的力气。一旦下决心调整政策,就不应该拖泥带水踏碎步(各种二胎过渡)。《左传》:“国将亡,必多制”。不能三五年一
人口政策。

停止计划生育的社会成本是不得不付出的(就像不要指望没有阵痛就能生孩子),但其政治、经济收益却是巨大的。再说,即便是放开二胎,也会出现一个 补偿性出生高峰,与停止计划生育的补偿性高峰相差不太大(因为目前生了二孩的想生三孩的比例不高,尤其在城市更是如此),也会出现同样大的社会震 荡(在农村增加一些孩子不会引起社会震荡,因为农村已经空巢化了,并且人口分散,又不在舆论焦点),同样的政治成本却使得政策“难产”。今后还得 迈停止计划生育这道坎,然后才能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却将使得后续的政策滞后,错过鼓励生育的历史时机。

中国今后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昂贵的“动能”)很多年,累计的“多生”人口还不如现在的补偿性高峰(免费的“势能”)出生的多。如果通过“过渡”方 案将补偿性高峰过渡掉,民族的希望也被过渡掉,从经济角度也是极不合算的,何况生育权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礼记.杂记》认为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当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是不知道是错误的。但现在 两次人口普查都证实了1.2左右的超低生育率,如果还不果断停止计划生育,而采纳已经也被证明是错误的各种二胎过渡方案,而继续损失人口,那么今 后会如何评价这项决策?会如何评价这段历史?

中国目前对计划生育就像当年亚历山大面对“哥顿神结”那样茫无头绪,面对各种过渡方案无从抉择;那么也不妨象亚历山大那样快刀斩乱麻——果断停止 计划生育,可以尽收人望,是一项巨大的民心工程,功近而德远!

(注:作者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568?full=y
2012年09月17日 06:07 AM

梁建章:从资源和环境角度反驳叶檀的人 口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梁建章

笔者非常高兴地发现,一些经济学家和财经评论员终于开始关注人口问题了。叶檀女士近期在FT中文网提出的几个支持计划生育的观点很典型,值得讨论 一下。

首先,叶女士的一些人口的数据有差错。很多人口学家已经指出,中国在1949年后人口快速增长,实际上和很多国家是同步的,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 例并没有增加。中国现在的人口总人数增长已经非常缓慢,完全是由于寿命延长造成的。进一步看,中国的出生率极低,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生育率不到 1.2 (即每个妇女只生1.2个小孩)。即使人口普查的数据有误差,人口学界的最乐观的估计生育率也只有1.5. 中国已经和日本一样成为严重少子化的国家,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现在新生儿的比例只有世界的10%,是有历史以来的最低点。

叶女士在后面两篇文章中,提到了以下几个观点,现在一一反驳如下:

首先,叶女士认为 “贫困群体与高净值群体倾向于高生育率”,并暗示放开计划生育会让穷者多生。如果从全国范围内看,的确有收入越低,生育意愿越高这个现象;但与此同时,在 生活方式类似的一群人里,却存在收入越高生得越多的现象——这是因为,收入高的人更能承受抚养小孩的成本。在欧洲国家里,富裕的北欧、西欧国家的 生育率就高于相对贫穷的东欧和南欧的国家。在中国,农村人比城市人更愿意生孩子,但是不一定穷的城市人比富的城市人更愿意生小孩。与十年前不同, 今天大多数农村的年轻人,已经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他们未来面临和城市人一样的抚养小孩的高昂成本。他们的生育率可能比更富有的城市户籍人口更低。 在台湾、韩国等东亚地区,几十年前,他们也经历了大批农民潜迁入城市的过程,结果是这些人到了城市以后,生育率就被城市人趋同了,如今,他们的生 育率很低,不过他们比中国早20年意识到这个少子化的问题,不遗余力地鼓励生育。

其次,叶女士还认为“中国能源消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所以要控制人口。 很有意思的是,同样的数据,我却在《中国人太多了吗?》中用来论证相反的结论。中国能源使用效率低,正好说明了中国的能源问题是发展模式的问题,而不是人 口的问题。中国只要实现了发达国家一样的能源效率,就可在不增加现有的能源消耗量情况下,使中国的人均收入再增加3-5倍,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 且新能源的技术还在不断完善,成本还在下降。如下图显示太阳能发电和火电的成本趋势,在今后的十到二十年里,太阳能发电成本就会接近和低于风电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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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能源也可能没有预料的发展那么快,那很可能是由于有更加低廉的火电资源,被开发出来。最近新技术使得美国的巨量的油气岩储藏得以开发,天 然气价格骤降,专家预测将来美国很可能是个能源的净出口国。中国也有丰富的油气岩资源,正在积极组织开发。

由此可见,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供应都是乐观的。当然开发新能源,例如建设风电和太阳能电厂,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都需要政府有良好的财政状况。 如果中国将来的人口结构严重老化引发财政危机,反而会拖累新能源的开发速度。

此后,叶女士又用大量篇幅写了中国的水资源匮乏和水污染等的问题。实际上, 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和很多欧洲国家差不多, 且远高于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在中国,63%的水用于农业灌溉。中国农业灌溉的利用系数只有0.4,而发达国家的利用系数高达0.8。 以色列的人均水资源比中国低得多,却能以其世界领先的滴管技术出口水果,还能出口滴灌技术。如果中国能够采用先进的灌溉技术,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利用率,就 能节省一半的农业用水,彻底解决缺水问题。

另外,在城市里节约用水的空间也很大。很多工业用水只要肯花成本净化,就完全可以被再利用。此外,海水淡化技术已经成熟,已经被很多国家使用,而 且成本只在每吨在0.5到1美元, 比现在的水价高了每吨1-2元。 叶女士说“中国的沙漠在西部,海水淡化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其实中国的西部如新疆和西藏,因为人口稀少反而是人均水资源较高的省份,人均水资源最低的人口 稠密的山东、河北、京津等北部沿海和近海地区。如果其他节水和产水的技术成本太高,这些沿海或近海地区完全可以大量利用海水淡化,所以海水淡化的 成本应该是水成本的上限。 水价高了每吨1-2元,中国人承受不了吗?简单算笔账,如果把搞计划生育的几百亿直接费用,用来补贴北方地区的水费,可能水就不用涨价了。

环境问题不是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
污水处理厂、投资清洁能源最终靠的是财力。我们到发达国家去旅游,哪一个不是山清水秀?就连人口稠密 的日本、韩国,如果稍稍远离大城市,也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这是因为这些富裕国家,有意愿和财力去解决环境问题。有研究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 环境会经历一个先坏后好得过程。在工业化后期,人们就有财力和意愿去解决环境问题。如今,在中国沿海的富裕地区,也可以感受到环境正在逐步改善。 当然,中国现在人均GDP还只有5000美元,才刚刚开始有能力和意愿去解决环境问题,所以污染还很严重;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会逐步得到改 善。和开发新能源一样,需要大规模的投入,这就需要雄厚的财力和年轻的人口结构。

“资源环境约束”的观点很典型,但是经不起推敲。这种观点过分夸大了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却忽视了人口多有分工更细、创新更多、产业集聚等好处; 而且“资源约束”这一观点也完全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世界上既有人均资源丰富的富国,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也有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的地区,如日 本、新加坡、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等。事实上,工业化以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因为资源的硬约束而发展不起来的,资源相对贫乏的东亚国 家都发展得非常好,反而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却发展滞后。 在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国的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例几乎没有增加, 只是中国由于实行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并没有像亚洲四小龙、日本一样,人口和经济同时快速增长。

可见贫富和人均资源无关,人口数量少并不一定对经济发展有利,但是人口结构的扭曲必定对长远的经济发展有确定的负面影响。最新经济研究还表明,工 作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以后,年轻人的创业和创新活力大幅降低,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减弱。近二十年日本经济的变化,也证明了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对创 新的影响,他们的科技创新力明显下降。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之剧烈,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将在一代人时间成为世界上变成人口结构倒金字塔型最严重的国 家,各方面的风险难以预测。计划生育的支持者们,我们真的还要不顾巨大的社会成本,来增加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风险吗?

(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携程网董事长,近期出版《中国人口太多了吗?》)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766
2012年09月27日 06:23 AM

sophie369:回国最大感受:人 太多了

读者: sophie369

FT中文网编辑:

读了《人口政策应基于现实》一文后,我觉得中国的人口是太多了,这是我回到中国的最大感受。

我曾经非常喜欢在海边漫步,现在才发现,在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中,到海边漫步休闲成为奢望,因为海滨大道挤满了人,垃圾都来不及清理,从垃圾桶中 涌出来,精心设计的草坪上也扔满杂物,真让人非常怀念过去的美景。

现在,无论你走到那里,所看到的就是密密的人群。有个周日,我一大早去鼓浪屿教堂做礼拜,就看到轮渡码头上已是人头攒动,游客快把广场占满了,而 下午四点返回时,渡轮拥挤得只能人贴人。从那以后,无论朋友如何挽留,我都礼拜一结束就赶往码头,不然就在朋友家呆到傍晚再回。

城市中有很多人选择只要一个孩子,因为他们非常注重孩子的教育。但在涌入城市的新人口中,在我身边的我就看到有三、四个孩子的家庭非常多。我的房 屋的租户是从乡村来到城市做生意的,已经有两个女儿了,最近又刚刚生了一个儿子,他也正发愁两个女儿的读书问题,因为很多学校都满了,所以还问我 认不认识教育界的朋友。对于刚出生的儿子,夫妇俩也觉得负担挺重的,不过他太太告诉我,他们必须生一个儿子,不然在他们家乡会很没面子。而在我居 住的社区,迅速增加的人员使得小区也快变成大街了。

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只能从自己的生活来感受。

一套房子如果住两个人,两个人一定是和睦相处,彬彬有礼,互相帮助,当人增加到三个,四个,五个,甚至十多个,可能为了晚上休息的那一席地,就很 难保持绅士风度了。同样的,一块面包,两个人吃的时候,可以聊着天,慢慢品尝,还可以礼让,当有三个,四个,五个,十几个人来吃的时候,为了不让 自己挨饿,就只能谁抢到谁吃了。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道理也是如此。

读者:sophie369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692
 2012年09月24日 06:23 AM

贺安卓:马尔萨斯vs.摩尔:不休的争 论

瑞银财富管理首席经济学家及欧洲区首席投资官 贺安卓

大约一年前,我听说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教授推出了《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对比了过去一万五千年间的东方和西方,并得出结论称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看到东方的经济实力将最终超过西方。

之后,有人问莫里斯教授他如何看待未来25年。莫里斯教授表示,他认为不远的将来将会出现两种力量的对立。其中一种认为人口压力、全球变暖以及资 源匮乏将导致世界充满压力,而如果这些问题未能得到恰当解决,世界将会惨遭生态系统崩溃的厄运;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力量则认为,技术进步将持续加 快,并会导致所谓的技术奇点,而这将意味着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将立刻得到解决。

过于悲观和过于乐观的观点之战历时已久。被称为“悲观科学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年—1834 年)早在19世纪之初就曾指出人口数量呈指数增长,而农业产出却呈线性增长,而这将致饥荒时期的出现,使人类陷于痛苦之中。目前来看,马尔萨斯的预测被证 明是错误的。技术进步推动农业产量增幅超出了线性范畴。最新的联合国人口统计预测认为人口数量增速将变缓、甚至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将出现逐渐减少 的趋势。

前英特尔公司董事长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可能是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最典型代表。20世纪60年代,摩尔提出了“摩尔定律”。他指出,从计算硬件的历史来看,集成电路上晶体管数量大约 每两年就会翻一番。简言之,摩尔定律意味着技术也在飞速发展,因此技术应该能够破解人口数量增长陷阱。

具有传奇色彩的英国投资者杰里米•格兰瑟姆(Jeremy Grantham,代表马尔萨斯)和丹麦环境经济学家比约恩•隆伯格(Bjørn Lomborg,代表摩尔)之间上演了最新版本的马尔萨斯vs.摩尔争论。

杰里米•格兰瑟姆的最新研究“欢迎反乌托邦”将干旱导致的目前农产品价格上涨看作是令人沮丧的未来的起点。“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食物问 题和资源损耗的目前增长趋势保持不变,未来一百年内地球上的增长将达到最高限度……我们面临严重的全球食物危机已达
五年之久,且不太可能摆脱此危 机。这将威胁加剧贫穷国家的营养不良和饥荒问题,甚至还可能拖垮这些国家。资源争端和食物导致的迁移潮将威胁全球稳定与发展。”

比约恩•隆伯格在其最近发表的文章《环境危言耸听,以往和现在》(Environmental Alarmism, Then and Now)中提出了一个相反、且乐观得多的观点。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骇人的预测,40年之后比约恩•隆伯格在回顾这个预测有多错误时指出,通过技 术进步、使用替代品和循环使用,“借助于人类智慧可最终产生的资源数量将远远超出人类消费所需的资源数量……根本没有看到食品供应崩溃的迹象,我 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食品产量增长仍将继续,并且这种增长将是可持续的。”

2009年2月,我们开创了名为农业产业(Agribusiness)的投资主题,这实际上触及到了格兰瑟姆与隆伯格之间争论的核心所在。在赞同 格兰瑟姆认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和耕地威胁将导致食物价格上涨的观点基础上,该主题在隆伯格的“技术进步”观点中寻求机会,并在整个农业综合企业 价值链(从农田到餐桌)上着眼于观察提高收益和减少浪费的公司。自2009年开创以来,无论从绝对定义还是相对定义而言,该股权投资主题在股权市 场上均表现优异。

(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773?full=y
 2012年09月27日 16:38 PM

蔡泳:对叶檀所作引述的几点澄清

美国卡罗来纳大学人口所研究员 蔡泳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接到通知,我躺着中了枪,“枪手”是大名鼎鼎的叶檀女士,听说她曾被请到中南海讨论经济形势。被名气这么大的枪手打中,不管是痛还是痒,总得哼哼 几声吧。

叶在她的《反智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七)》一文中提到我的名字。为了阐述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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