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501 立里：中共国现在政治上也更缺自由主义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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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老于 http://blog.sina.com.cn/yudeqing2007 于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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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时报 黄亚生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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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 评论总数: [ 212 条 ]
当今中共的实质是极右
阴沟鼠刘荻的狗屁，集体主义和侵犯私人财产有个狗屁关系。皇权专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彻底的私有制，皇帝是彻底的个人主义，又如何？ @caichu88
— lihlii (@lihlii) April 30, 2011
阴沟鼠刘荻的狗屁，集体主义和侵犯私人财产有个狗屁关系。皇权专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彻底的私有制，皇帝是彻底的个人主义，又如何？ @caichu88
11年4月30日, 15:31
1。当今中共的实质是极右，反共必须用表现为理想主义的“极左”。（当然，这个极左不能是毛左）。刘老鼠一类豢养文人鼓吹个人主义，其实质乃是用小右养极右，是在为共匪养筋通络，是在用自私自利的鸦片销蚀中国社会的反共力量。 @lihlii @caichu88
— 天雷无妄 (@tianleiwuwang) April 30, 2011
1。当今中共的实质是极右，反共必须用表现为理想主义的“极左”。（当然，这个极左不能是毛左）。刘老鼠一类豢养文人鼓吹个人主义，其实质乃是用 小右养极右，是在为共匪养筋通络，是在用自私自利的鸦片销蚀中国社会的反共力量。 @lihlii @caichu88 lihlii @lihlii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说得很清楚，中国更需要左派。我认为中共黑帮现在是专制主义右派，最需要自由主义左派的制衡。 @tianleiwuwang @caichu88
— lihlii (@lihlii) April 30, 2011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说得很清楚，中国更需要左派。我认为中共黑帮现在是专制主义右派，最需要自由主义左派的制衡。 @tianleiwuwang @caichu88
11年4月30日, 19:22 makzhou @makzhou
黄亚生说的是经济上的左派和右派吧？在政治光谱上没有分的那么明显。推特上那么多反党反政府的都算是“右派”，但是人家也想改朝换代，也争取个人自由和权利啊（这点上到没有让左派垄断了话语资源）。我觉得他说的右派也就是张维迎、樊纲这样的经济学家吧
— makzhou (@makzhou) November 2, 2009
黄亚生说的是经济上的左派和右派吧？在政治光谱上没有分的那么明显。推特上那么多反党反政府的都算是“右派”，但是人家也想改朝换代，也争取个人 自由和权利啊（这点上到没有让左派垄断了话语资源）。我觉得他说的右派也就是张维迎、樊纲这样的经济学家吧
09年11月2日, 3:55 091111 蒋介石，蒋经国和中共 http://goo.gl/suUFq = http://lihlii.posterous.com/2014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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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128 胡景北：中国不需要专制主义指向的左派–评黄亚生的“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 该日志已被收录
标签： 左派 领域 毛泽东 右派 列宁 2009-11-29 22:12
中国不需要专制主义指向的左派 –评黄亚生的“为什么国需要左派”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s）一书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 （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461）。朋友推荐我阅读。可我读后立即在大脑中浮现出的，却是四十年前惟读马 列毛时熟 悉的一段列宁语录“资产阶级的教授们只要一越出他们的专业领域，就会暴露出他们的可笑。”（大意）。黄亚生在资本主义的名校任教，按照列宁的标准 肯定属于 “资产阶级教授”了(当然，按列宁标准我也是资产阶级教授）。。我今天已经不相信列宁的话，只是很遗憾：黄亚生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写的那样 好，其他 许多文章也写得漂亮，可“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却成了他的败笔。我甚至怀疑这篇文章不是他写的。 当然，无论这篇文章是谁写的，文章里面的观点都是值得讨论的。尤其在今天，中国正处于某种改革不行、不改革也不行的尴尬状态，这篇文章提出的“左派”问题 更值得讨论。 毫无疑问，中国不但需要右派，需要中间派，也需要左派，今天甚至比以往更需要左派。可是，无论什么派，在中国目前和未来的环境下，他们都必须首先自由主义 派，都必须承认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是人与人的自由、平等和法治。在这一基础上，各个人对中国社会问题会形成自己的基本倾向和基本看法， 包括对自 由、平等、法治本身的看法，并出现左派、右派、中间派等等不同思想潮流。就具体政策建议和作为上，比如左派右派当然不同，可是它们的政策指向都应 当是自由 主义，是扩大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和法治。中国需要左派，但仅仅是自由主义的左派。比如秦晖和姚洋对中国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便不同，秦晖偏右，姚洋 偏左，但 他们最多是自由主义的右派和左派。中国需要他们俩人和他们各自代表的观点。但是，如果一个派别离开了自由主义，它的指向是专制主义的，那么，不管 它号称左 派、还是右派，它们都是中国之害，中国都不需要。 可惜的是，黄亚生的文章呼吁的“中国左派”，更像是一种专制主义指向的左派。下面，我就黄亚生对左派的定义和他的三个论证来说明这一点。 1．“左派”定义的误区 黄亚生定义的左派为“一方面不是意识形态型的，是务实的。另一方面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是那种‘为人民服务’传统的左派。”（见该文，下同）。他没 有定义右派。但按照他的方式，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右派定义为“一方面不是意识形态型的，是务实的；另一方面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为人民服 务’的传统 的右派”。如果可以如此定义右派，那么左派右派在这个层面上无法区别，黄亚生的左派定义便是无效的；如果不可以如此定义右派，左派就已经得胜了， 因为只有 他们才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当然需要并且只需要这样一个派别！不过，如此一来世界上便没有左派右派之分了，因为每个人 都会宣布 自己是既务实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左派。 黄亚生定义中的关键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毛泽东政府用的词汇是“绝大多数人”）利益”、“为人民服务”。恰好这个关键是软肋。什么叫做“真正关心大多数 人”？什么叫做“为人民服务”？它们本身就不可定义，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秦晖和姚洋谁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如果说左派真正关心，难道右派就不真 正关心 吗？黄亚生举劳动法为例。我是支持劳动法的，但是，我的许多朋友反对它确实有其理由，因为就业会受到影响，而中国还有许多人宁肯接受更低劳动条件 而不愿意 待在农村。如果就此说反对劳动法的人“不真正关心”大多数人，他们反而会说中国的大多数人是急着在城市找到工作的农村人；倒是支持劳动法的人才 “真正不关 心”大多数人。黄亚生把不同派别的争论提高到是否“真正关心”大多数人的高度，这些派别便无法争论。如果争论环境再一步恶化，这些派别甚至无法生 存。对于 不同派别的人，一句“他们不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就足以取缔他们。在中国近六十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取缔我们经历得太多了。 “真正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人民服务”都是动人的美好词汇。但是，这些词汇在中国被人玩弄的如此彻底，每个中国人明知玩弄者的欺骗却又只能陪着笑脸 奉承，所以中国人对这些词汇具有高度的免疫力，甚至玩弄者自己都心知肚明。这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特点。比如委内瑞拉的查尔斯、洪都拉斯的塞拉亚被许 多人认为 是左派，但他们要修改宪法让自己成为无限期总统的做法在中国受到的蔑视便远远超过了西方人的蔑视程度，因为中国人对以“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 由终生执 政的事情体会太深了，这就像受过伤痛的人特别明了伤痛可怕那样。面对中国人的这一心理创伤，在中国，即使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人也忌讳公开声明 自己是那 样的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绝不仅仅是中国人丧失了道德感，而是中国人被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骗得太深了，所以他们自动地厌恶（尽管常 常得笑脸 相陪）那些“真正关心”一类的说辞，无论它是真是假。 中国的另一个特点是存在着强大的专制主义指向的左派和右派。由于什么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什么是“为人民服务”说不清道不明，这些人特别喜欢高调 地宣称自己“真正关心大多数人”。1990年代后期中国搞国有企业私有化，据说国企怎么卖都行，只要工人不上街就行。这是典型的“右”了。可那时 的当政者 认为他们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才这样做的。近几年各类出版禁忌，包括黄亚生自己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版禁忌，应当是“左” 了，主使人 也以“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理由。因此，黄亚生用是否“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标准，不但无法判别自由主义的左派和右派，而且非常容易被专 制主义利 用，最后，这样的定义本身也带着太强烈的专制主义的语言色彩。 事实上，专制主义者也最喜欢使用这类既无明确含义、又充满道德感染力的词汇。古代君王便乐于体恤臣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衷心相信毛泽东、卡斯特罗这些 “传统左派”当一辈子国家首脑是他们“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表现，即使他们老的连话都说不清楚，他们依然应该当元首“为人民服务”到最后一分 钟。至于 像华盛顿那样的人即使是好人的话，当了八年总统就想卸任便是“不愿意”终生为人民服务。后来的我才明白越是宣称“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宣传 “为人民服 务”的人越是不可靠，除非他不把自己的服务方法说成是唯一有利于人民的方法，并且服从人民对各种服务方法的选择。欧美国家的自由主义左派和右派就 是这样。 大多数英国人为什么有时候不选择英国工党、德国人不选择社民党、美国人不选择民主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即使这些左派党确实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 益”的， 他们关心的服务方法也不合大多数人的需要。反过来说，如果大多数英国人选择
守党、德国人选择基民党、美国人选择共和党，那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 右派党才 是“为人民服务”的、至少要比左派党“为人民服务”得更好。在自由主义阵营中，无论左派和右派都不宣扬只有自己“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而是解 说只有自 己的某项主张“更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由于自由主义的左派和右派至少都信奉古典自由主义原则，所以他们执政才不会走到专制。 2. “左派”和人民福利 黄亚生从他的左派定义出发，自然就得出左派更能提高人民福利的结论，因为左派“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而大多数人是穷人，所以左派“看到穷人利益受到破 坏，他会难过，他会气愤，他会主张政府采取措施直接保护穷人利益”。可是，我们凭什么说右派看到这样的现象不难过，不气愤？只是右派对政府抱有更 强的警 惕，更着意于防止政府做坏事，因此他往往不会立即主张政府干预，而会先探讨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保护穷人利益。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这两派都需要。 而在中 国，可能右派更加重要一些，因为中国政府的干预已经太多，因为中国政府干预的成本太高，因为一般老百姓还太习惯于政府干预，因为政府还太习惯于把 自己的干 预视为自己对老百姓的恩惠。 黄亚生为论证“左派更关心人民福利”举的两个例子都很笨拙（所以我委实不敢相信是他写的）。第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不在这里干预就在那里干预，左派要政府多 干预社会领域就会“自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右派要求政府少干预社会领域“必将”导致政府多干预经济，所以左派的要求更能够促进市场经济。 可是，中 国右派要求的是全面减少政府干预，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经济领域。观察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和社会过程，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政府干预全面减少的过程， 尽管这个 过程有波折，尽管今天中国政府干预总规模依然太大，而在许多需要干预的地方却又做得太少。所以，说政府干预“总规模”不变而左派右派只是在干预 “结构”上 有别，不符合中国事实。最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不开。没有社会领域对人约束的放松，市场经济便发展不了。 黄亚生举的第二个例子是经济适用房。这方面的争论很正常。全世界都有争论。拥护经适房的人并不一定就“真正关心”穷人，反对经适房的人也可能“真正关心” 穷人，经适房的争论不应当在这个层面展开。黄亚生开辟了另一个层面：政府的钱不用来造经适房就会用去造政府大厦。在这个层面上，我相信包括政府官 员在内的 所有中国人都会成为黄亚生说的左派，因为在这种两择一的公开表态中，谁都会选择经适房，都会表现自己对穷人的“真正关心”。可我们在中国面临的不 是这样的 选择，我们讨论的既是如何保证经适房用于穷人，也是这笔钱是否还有其他用于穷人的方式，例如直接给穷人补贴，例如用于户口制度改革。我本人就一直 认为，在 户口制度没有改革之前，增加城市人口福利会提高户口制度改革的财政成本，因为户口制度改革将把大量现在被排除在城市福利之外的穷人吸纳入城市福 利，所以任 何提高现在城市人口包括穷人的福利的做法都必须十分谨慎，因为他们已经是某种“特权者”了。不过，这里的主要问题是黄亚生提出的两个层面都太像我 所熟悉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层次，是排除任何自由与平实讨论的层次。如果换一个层次，例如讨论如何降低富人入住经适房的比率，黄亚生对茅于轼“厕所论” 的批评才 能够平实起来。 3. “左派”和私有经济 黄亚生认为“左派”比右派更能够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为此他又一次提出了一个奇怪的理由：“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缺乏‘保障个人权利’这一基础的，因此中 国没有真正的，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私人经济。为什么没有真正的私人经济就需要左派呢？因为在中国经济体制里，真正的、百分之百毫无疑问的私人成分只 有个人和 家庭，而个人和家庭的最大组成部分就是工人和农民（用现代表达方式就是蓝领，用传统表达方式就是无产阶级）。而左派关心——或者说是应该关心—— 的是工人 和农民的利益。因此推断出这么个结论——在中国只有左派是真正维护私人经济的。” 中国的左派读到黄亚生的高论不知道会受宠若惊还是会勃然大怒。黄亚生这个理由也完全可以应用到其他国家，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个人和家庭的“私人”成分 都比企业更高，所以每个国家的左派都是“真正维护”私人经济的！左派们是哭好还是笑好呢？ 黄亚生的错误就在于把个人和家庭视为私人经济的唯一或唯一主要成分了。可是，已经走出自然经济的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成分是企业。一个经济体存在个人和家庭 （甚至包括家庭生产）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私有经济”，否则毛泽东政府时期中国也是私有经济了。即使在左派那里，判断一个经济私有与否或私有程度高 低的标准 也落在生产者或者企业一侧，例如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或者非私人手中，企业是否为利润生产。所以，在黄亚生呼吁中国需要左派之前，可能先得了解公认 的左派观 点。 黄亚生关于私有化的论述，是他这篇文章中的亮点。这也是黄亚生的专业所在。专业素养限制了他在专业问题上使用是否“真正关心”、“真正维护”的语言来讨论 问题。可是，一旦平实地讨论问题，他在私有化问题上的态度便完全是反左派的了，当然也是反强盗逻辑的右派。可这样的右派不属于自由主义。尤其是他 批评的 19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正是那些专制主义“左派”最洋洋得意的东西。可惜这个亮点在他的文章太不重要了。 4. “左派”和一党制的“民主” 黄亚生不仅认为左派更能促进私有经济，而且还认为中国现行体制下左派当政就可以代替民主。什么是中国现行体制呢？他定义为缺乏个人权利的市场经济。在他看 来，“因为左派最关心蓝领阶层的利益，而蓝领阶层在中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恰恰是左派，可以补充市场经济中所缺乏的个人权利保障的基础。在 民主体制 里，选举是把具体人和政府抽象人联系起来的一个工具。在一党制下，左派起了联系抽象人与具体人的作用，起的是一个民主替代物的作用，虽然不是完美 的替代。 左派当政从功能上就成为一种没有选举的民主。” 好一个一党制下的“左派当政”可以替代民主。我们知道全世界一党制国家很多都是左派当政，“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最初是作为左派上台 的；斯大林、毛泽东、昂纳克（原东德）、卡斯特罗（古巴）、波尔布特（柬埔寨）都是一党制时的左派当政，那里有民主吗？千百万人死于他们当政的和 平时期， 更多的人连生存权都没有，只能随当政者摆布。我很难想象黄亚生怎么能够把左派当政理解成“市场经济中所缺乏的个人权利保障的基础”，并且成了没有 选举的民 主？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黄亚生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中褒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贬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经济。他的褒贬自有理由。可1980年代的 中国，
在全世界左派眼中都是右派当政。翻翻那时左派人物的文章，常常可以看到他们感叹中国背弃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复辟了资本主义。但按照黄亚生 的标准， 那时期中国人民福利、市场经济、民主的发展都比其他时期好。可见好时期和左派当政完全是两回事。另一方面，谈到现在的中国，黄亚生说“左派可能比 右派更拥 护现行体制；而右派可能比左派更被动地接受现行体制”。按照他的说法，左派更拥护现行体制，那现行体制更应当是左派当政（否则他们为什么拥护 呢？），于是 现行体制更可能是一党制下“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体制，是“没有选举的民主”。这样的说法我相信连我们国家的当政者和左派也不敢接受。另一方面， 黄亚生自 己在这篇文章中继续认为中国目前的工资增长太慢是因为“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可见左派当政依然保障不了个人的权利。 结语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经济今天走到了新的路口。中国经济强大起来，中国人富了起来，少数人巨富起来。所以，中国经济不再单纯是穷的问题了。中国改革是在 毛泽东绝对专制主义把中国拉到普遍和极端贫穷状况下发动起来的。改革主导思想的精髓就是邓小平说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为了保证少数人先富起 来，大多数 人的个人权利就得限制，用政治专制的方式去限制。比如法院不得受理国有企业私有化中的争议。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人离开了普遍贫穷，却走到了 多数人不 穷、少数人巨富的地步。这是三十年前改革逻辑的必然结果。中国需要转变到多数人小康，少数人大富的状态。如何转变？对左派来说，收入再分配最重 要。但收入 再分配需要政府；可而正是政府对多数人权利的压制才造成了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在这里，中国的左派出现了分野。例如，被许多人认为是左派的左大 培独立于 政府的倾向就十分强烈。但更多的中国左派则希望“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更专制的政府来实现再分配。可中国人对“真正关心”一类说法的免疫力和 对更专制 时期的痛苦回忆，把这些专制主义指向的左派边缘化了。中国确实需要更多的再分配，但中国又不需要更大更专制的政府。这就是矛盾。黄亚生的文章表露 了矛盾的 一面，但忘记了矛盾的另一面，而他的专制主义倾向的论证容易把对这矛盾的思索引向错误的方向。我坚定地认为，中国需要左派，但中国需要的是自由主 义的左 派，是在反对更大更专制政府和争取个人权利的同时实行收入再分配。 “夜话”2009年第20期，2009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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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0 后学：左派的混乱逻辑——也评黄亚生《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
时间:2010-01-20 18:23 作者:后学 点击:458次
黄亚生先生在他最近的大文《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里呼吁中国需要左派。文章洋洋洒洒五千余字，可惜满纸都是荒唐言。从错误的前提到错误的结论，充 分表现了黄先生对右派（当然，这个词是极有歧义的）、对市场经济的无知。 按照黄先生的意思，中国左派的主张是“政府采取措施直接保护穷人的利益”，也就是大政府、小市场的国家主义。而右派认为“政府直接干涉经常是 事与愿 违，是达不到保护穷人和弱势者利益这一目的的。”很明显的，按照黄的分法，左派和右派在目的上是无分歧的，分歧只在达到“保护穷人、弱势群体利 益”这一目 的的手段上。右派更相信市场的自发作用。 黄先生开始论证右派的主张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其基础论点来自黄先生自己天马行空创造的一个假设——“中国现行体制下，如果政府的干预是一个给 定的条 件”。也就是说，干预是必然的，只是在什么领域干预而已。用黄的原话来说就是：“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政府的干预无处不在。它不在经济领域干预，就 会在社会 领域干预，它不在社会领域干预就会在文化领域干预，它不在文化领域干预就会在教育领域干预，它不在教育领域干预就会在体育领域干预。”“所以右派 反对政府 在社会领域干预等于是支持政府在其它领域（比如经济领域）增加干预。”黄先生在这里似是而非地增加了好多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 他不明白所有的干预都是落实在具体的财产上的。没有经济自由也就没有任何其他的自由；政府没有办法干预文化领域，除非它可以控制出版社、可以 随意查 禁、追惩不合自己意思的“禁书”；政府也没有办法干预教育领域，除非它可以控制教育资金、可以为私人教育设置准入限制；政府也没有办法干预体育 界，除非它 控制所有运动器械、培训资金……还有个模糊不清的所谓“社会领域”，鉴于“社会”一词被普遍地混乱使用，我还是不斗胆揣测黄先生的“社会领域”是 什么意思 了！总之，所有政府的干预都必然是对财产权的干预，没有什么其他的暧昧的“社会领域”“文化领域”……有的只是对经济的干预。 因此，当右派在支持减少干预的时候，他并没有使得干预仅仅“转移”了领域。他要的就是干预的全面减少。他不说：“放开经济吧，去干预、管制其 他的吧！”他说：“放开经济就是放开所有干预”。 在论证：“为什么左派比右派更能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时，黄先生说道：因为在中国，真正的私人经济只有个人和家庭，而个人和家庭的最大组成部 分就是工 人和农民（无产阶级），左派关心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因此在中国，只有左派是真正维护私人经济的。而右派则是代表私人企业的利益说话。 黄先生完全误解了右派（市场派）的意思，右派（市场派）说，私人经济比国有经济做得好，私人企业比国有企业搞得好，交给市场比交给政府更好。 他从来不代表某个特定人群的利益说话。 当右派说放开工资管制时，他并不是在替企业、资本家的利益说话，他的意思是最低工资法是不能有效提高工人工资的。而不懂经济学的左派，依恃着 满腔热 血，装扮成道德狂的模样，指摘着资本家、右派的冷酷、不仁义。左派不会比右派更倾向于普罗大众，左派只不过更爱拿道德、“良心”说事儿而已。 黄先生说：“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缺乏“保障个人权利”这一基础的，因此中国没有真正的，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私人经济。”……“右派支持私有 化，而左派 反对这样。在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我会支持右派的立场，但在中国这种体制下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这种“自由市场是好的，但是在某些特殊、 复杂的情 况下，它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的论调分明是出自不懂经济学的左派逻辑嘛！类似的混乱思维还可以概括为：“供求规律对的，但是某些特殊情况下它是 不成立 的”“萨伊定律长期来看是成立的，但是短期来看它是不对的（凯恩斯主义者十分善用这一套，在“短期”内，他们可以完全颠覆经济学）”…… 其实，鼓吹市场经济的右派从来没苛求过完全的市场经济，他不说什么“市场要发挥力量，必须在某些前提之下”，他说：“即使在政府职权很大的情 况下，市 场也可以最大程度地改善我们的处境”。罗斯巴德甚至把他的逻辑推到更远：他认为在被“捕获”的制度下，贿赂、寻租其实是有利的，这种违背一般道德 准则的做 法实际上是“市场重申自己的主要手段，贿赂使经济趋向接近自由市场状态”，是可以提高生产力，减轻政府管制带给生产者和消费者效用损失的。那些貌 似悲天悯 人实则误尽苍生的左派对国企改革带来的“分配不公正”痛心疾首，他们不知道，因为在一个错误的制度下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要不就是死守着国企的烂 摊子，要 不就是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走向市场经济。 自由市场的鼓吹者从来不说什么市场经济需要前提条件、需要完整的实行。他们认为哪怕是向自由市场迈出一小步，也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单项、局 部的自由 并不需要完美的环境才可发挥作用，这恰恰是自由主义高于其他理论的地方。倒是其他理论，常常把其失败归结为外部环境不配套。”（《梁文道胡乱 道》） 在文章的最后，黄先生说了一大堆“具体人”“抽象人”与民主制，然后极为牵强的把民主和左派联系起来：“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具体人 组成的政府能够最有资格代表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我认为是左派，因为左派最关心蓝领阶层的利益。” 其实，民主并不是什么目的（当然，在民粹狂眼里，民主制本身就可以满足他们满载怨恨的变态欲望），它是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作为一种手 段，民主既 不好，也不坏，它是中性的。针对民主的议论只能是评论其作为手段的功效。熊彼特和罗斯巴德认为，民主制是不能很好代表真实民意的。说白了，就是因 为，政治 的选举是不需要投票人完全自负成本的，因此不可能代表其真实的意愿。假如我作为一个穷人，我当然希望给福利政策投一票，反正给我补贴的钱不是全部 来自我的 口袋。用别人的钱、分配别人的财产，合法的抢劫，我当然乐意做。当然，这个例子有点不好，有点劫富济贫的意思。很符合大众的“正义感”。那么换个 例子，假 如一个地区的人来针对“是否杀掉所有身高超过一米九的人”进行投票，在这里，民主制的武断、荒谬将暴露无遗。其次，民主制也是多数欺压少数的制 度，如果有 片空地，多数人投票要建休闲广场，而少数人想要公共厕所，那么按照民主制，少数人对公厕的需求是要落空的。而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民主却是另一种情 况，虽然 大多数人身材适中，但是制衣匠不仅仅大量制造他们的衣物，他也制造像姚明这种身材异常的人的衣服（只要他可以出得起钱）！在市场上，一分钱便是一 张选票。 这种经济民主是一种比政治民主更好服务社会的制度，它不仅迎合最大多数的人需要，它也照顾到少数人的特殊需求。 像黄先生这样迷信民主制是没有意义的，一种手段、一种政治程序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值得追求的是那些具体的人的目的。 实际上，左派们因为其经济学学得不好的软肋，注定了他们只能用“良心”、用“道德”说话。因为他们除了“良心”之外，没有其他的什么了。在学 理上的辩 论中，他们必然是要失败的。他们没有一致的逻辑，而只能不断地给出一些特殊理论、一些权宜之计；形势一变，他们又会用另一种方式继续讨好大众。而 市场派 （中国的右派），他们是逻辑一致的，他们说，经济学的原理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代都普遍的适用；他们不怕左派的断章取义、误解歪曲；因为左派的 那些伪经 济学，那些谄媚作秀是经不起健全经济学一驳的。 中国不需要太多的右派，右派需要的只是在观念之战上打败那些表面脉脉温情实则误尽苍生的左派。 来源:铅笔经济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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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黄亚生：“中国居民消费不 振的核心原因在于收入增速太低”
不出意外的话，即将公布的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将会超过8%。假如仅看GDP增长，那么中国经济无疑是一个优等生，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 下。
但假如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那么中国经济的问题可能并非变小了，而是变大了。数年来，各界人士不断呼吁中国经济应该尽早进行 结构调 整，从外需转向内需，从投资转向居民消费。金融危机发生后，外需持续不振，内需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但我们对投资的依赖却日益加深。 为此，国 内外又不断有人呼吁要加强社保的建设，以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释放消费潜力。
中国的反危机政策到底是及时有效，还是过分注重短期效益而将更大的难题留给了将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很可能将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的长远 发展。为此，本报最近就相关问题专访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请他来对当前的局势作出点评。
中国人不消费的主要原因并非社保不足
《21世纪》:自去年第四季度中国政府推行大力度的反危机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几乎走出了一个完整的V字形反弹，但居民消费依然非常疲软。 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居民消费率太低的问题源自薄弱的社保，您对此怎么看?
黄亚生: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分几点来说，第一，我非常支持提高社保支出，而且我认为不管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如何，中国早就应该扩大社保支出 了。但我 不认为社保是制约中国居民消费提高的主要因素。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社保状况都不甚理想，美国有五千万人没有医保，日本的社保很多年也是问题 百出，普 通印度人能有什么社保?但这些国家都是以国内消费为主，印度和日本的居民消费占本国GDP的比例接近60%，美国则高达70%，中国这个比例现在 已不足 35%。从这点出发，我觉得社保应该不是中国居民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
第二，建设社保可以刺激居民消费的观点中有一个假设，就是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很高，存在很多预防性储蓄。现实真是这样吗?我觉得不是。事实 上，中国 的居民储蓄率不高，其占GDP的比例约为20%，这甚至还没有印度24%的比例高。假如你认为预防性储蓄意味着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处于一个非正常的 高位，那 从印度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这方面的数据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差不多，所以预防性储蓄的说法可能有问题。
这里要补充一点，社保并非中国人不消费的主要原因，但更为完善的社保对提高居民消费率还是有利的，尤其是对提高农民工的消费率有利。刚才 已经说 了，中国的居民储蓄在总体上不存在预防性储蓄的问题，但农民工中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因为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却无法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没有社会保 险，小孩上 学存在困难，所以他们不得不进行一定的预防性储蓄，结果这导致他们的储蓄率非常高。农民工虽然收入低，但人数巨大，有2亿多，因
我认为加强这部 分人的社 保将会有利于解除他们的预防性储蓄，释放出更多的消费活力。
回到中印两国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的居民储蓄率比中国高，同时其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例远高于中国，这种现象怎么解释?我个人认 为造成这 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印度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和GDP的增幅是同步的，而中国则是在一定程度上脱节的。换句话说，中国人不消费的主要原因并非社保 不足，而 是收入增速滞后于GDP增速。
《21世纪》:您认为中国居民收入增速远低于GDP增速是造成居民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但我们现在经常看到关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超 过GDP增速的报道，似乎中国的消费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弱。
黄亚生:中国的数据你一定要看它的具体内涵，比如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和我们通常所说居民消费并非一回事。具体来说，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 额包括政府和企业的消费，不仅仅是居民消费。按照这个定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但包含居民购买的消费品，也包含机构(意即政府和企业)购买的消 费品。为 了搞清居民购买的消费品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我曾把过去30年内能收集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统计局对城乡居民的收支调查进行了 对比。这 里面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例如城乡居民的收支调查是包括服务业消费的，因此我需要剥离这些消费，使之能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行对比。经过研究之 后，我自 己估算的结果是1980年代，机构消费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大概为10%，但1990年代后半期到现在，这个比例已经上升至超过 30%。我估 计今年机构消费的增幅在30%到50%之间，而居民消费不可能很旺盛，因为中国的CPI是负的。所以综合来看，目前机构消费的增速一定远快于居民 消费的增 速。
现在国内外有一些人根据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状况提出中国正在转向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我对此是不赞同的。中国现在的消 费很大一 部分来自机构，老百姓的消费习惯和预期并未改变，而且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近年来还不断下降，那我们怎么能说中国正在转向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经 济增长模 式呢?
《21世纪》:按照您的观点，中国居民消费太低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有限。那反过来说，中国人其实是愿意消费的，无非是钱少没法消费。
黄亚生:对。很多人都持有一个错误观点，就是中国人不消费。假如你去看历史数据，你会发现这种说法完全不成立。1980年代，中国曾出现 过一次居 民消费高潮，但进入1990年代之后，居民消费进入了低潮。2003年以后，居民消费的状况又有所恢复，但远没有达到1980年代的那个水平。而 按照我的 估计，1980年代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经通胀因素调整的平均增速为15%，1989-2002年期间下滑至3.8%，但在2003-2007年，这 一增速又 回升到9%。我相信城市居民经历了类似的消费历史，但具体指标会有所不同。
从数据上看，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保持着极高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老百姓的消费完全是跟收入挂钩的。回到最初的话题，中国 1980年代有 什么社会保障吗?我觉得也没有。但大家当时的消费率很高，其核心原因就在于收入的增长。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居民消费问题本质上既不是社保的问 题，也不 是GDP的问题，而是收入的问题。现在我们希望提高居民的消费率，通过增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那我们就应该着重推行提 高居民收 入的政策。等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了，他们自然会去消费，根本不用再采取政策去刺激消费。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过度偏向机构
《21世纪》:既然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不高，消费又那么低，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居民部门以外的储蓄率太高?
黄亚生:对。今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有一个涉及此内容的演讲。根据他的讲述，在1992年 到 2007年之间，中国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基本稳定在20%左右，因此居民储蓄变化肯定不是总体储蓄率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反观同时期的企业储 蓄和政府 储蓄，则发现两者都有大幅度攀升。比如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在1992年是11.3%，2007年这一比例达到了22.9%，占比增长超过一 倍;政府储 蓄在1992年占GDP的4.4%，2007年该比例提升为8.1%，占比增长接近一倍。这些数据非常清楚的表明，中国总体储蓄率的上升并非来自 居民储蓄 的增加，而是来自机构储蓄的增加。
《21世纪》:从这点来看，中国的问题并非在于老百姓喜欢存钱，而在于我们的制度将本应流入居民部门的收入导向了机构，由此催生了我们重 投资轻消费的格局。
黄亚生:我最后的结论就是如此。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印度的居民储蓄率比中国高，那它为什么还可以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本质的原因在于 印度经济 增长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转化为了老百姓的收入，而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过度偏向机构，导致居民消费有心无力，而机构储 蓄则是节 节攀升。
《21世纪》:您刚才反复强调了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但按照支出法来计算GDP，其消费指标用的是最终消费，而非居民消费。最 终消费包 含了居民消费和机构消费两部分，这里面既有消费品消费，也有服务业消费。也就是说，机构消费和居民消费都可以拉动经济发展，那您为何要强调居民消 费的作用 呢?
黄亚生:居民消费和机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比如说张三努力工作赚到钱之后买了一辆车，这极大的提高了他的生活品质，并进一步 激励他去 努力工作赚钱。假如社会上大部分人都像张三一样行事，那么经济增长就获得了一种持续不断的内在激励，这对长期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买车的不是张三，而是政府，那情况会有什么不同呢?先说明一点，政府消费主要指的是行政消费，并不包括政府投资，因为那属于投资领 域。对政府 来说，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纳税人，所以要想开更好的车就必须有更多税收，而更多税收势必意味着居民收入的减少，并随之降低了居民消费，等于说政 府消费挤 掉了居民消费。
同时，政府为了买车而征收了更多税收，这对纳税人来说意味着自己赚钱却让别人来享受劳动成果，这明显会打击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对长期经济 增长不利。所以从这点上说，过多的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是具有破坏性作用的。
国有企业的情况和政府有相似性，因为国有企业往往占有了垄断所带来超额利润，这些红利本该通过种种形式分配给大众，但现在却被企业独占。 假如企业这时候用这些红利去买车消费，那么这将产生和政府消费类似的效果。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太高，长期来看，这既不利于公平，也无益于效率。
《21世纪》:假如从提高居民消费的角度来看，您如何评价目前的反危机政策?
黄亚
:2003年以来，居民收入的增速有所上升，我认为应该肯定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剧烈下滑，政府为此推 出了一系 列反危机政策。一方面，政府通过激进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大兴土木;另一方面，政府也花了一定资源去加强社保。
这种政策组合强化了国有企业等强势集团的利益，也帮助了农民等弱势群体，但对后者的帮助远不如对前者的扶持。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拉大了中 国在供给 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因为国有企业等强势集团在获得资源之后，一般会倾向于扩大投资，增大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弱势集团在得到帮助之后一般会增大消 费需求， 但这些增长的需求远赶不上供应能力的增加。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净出口来解决过剩产能，现在出口形势不好，我们就暂时用投资来替代。投资在短期内是一 种需求， 但从长期来看这会增大供应能力，在未来会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假如未来外需恢复增长，那么我们依然可以回到过去的增长模式。假如外需一去不复 返，那我们 进一步恶化的供需矛盾肯定会爆发，并给经济造成巨大伤害。
就像之前说过的，我并不反对社保，但加强社保对经济的重新平衡恐怕作用不大。现在我们一方面投巨资兴建基础设施，一方面加强社保。我觉得 前者对中 国经济转型的作用可能是很负面的，后者虽然有正面作用，但对经济转型来说它的作用可能更偏中性，所以综合来说，我对目前的政策持比较负面的看法。 在我看 来，更好也更简单的办法是不要给强势集团资源，而应该把钱倾向于弱势集团，这样能逐步缩小我们在供需之间的矛盾，从而推动经济的再平衡。
《21世纪》:您认为反危机政策应该着力于对弱势集团的帮助，那具体怎么做呢?
黄亚生:短期来看，我觉得国家应该把这些修路修桥的资金全部拿给老百姓分掉，而且这笔钱的分发最好不要经过地方政府，免得被层层截留。中 央政府最好根据每个人的身份证，将钱打到他的个人户头上去。巴西近几年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尝试，值得我们学习。
另外，还可以考虑给中小企业减税。因为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也是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帮助中小企业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从长期来看，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改革。在我看来，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从根子上说都是农村出的问题。比如我过去讲 过，1990年代农村金融萎缩了很多，这造成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无法孵化，并进而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在当地就业，只能前往沿海打工。这一 方面压低 了整个劳工阶层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使得沿海的加工厂毫无产业升级的动力(参见本报2008年12月30日27版《农村问题是未来三十年中国经 济持续良 性增长的关键》一文——编者注)。
《21世纪》:除了农村金融改革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改革比较重要?
黄亚生:从根本上说，我赞同大部分人的观点，就是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城市化。但城市化有不同的模式，我们究竟要走一种什么样的城 市化，这 是一个大问题。很多亚洲国家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其第一批富人很多都是农民，例如日本。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周边的土地升值，拥有土地的农民可 以通过卖 地来致富。这些卖地致富后的农民摇身一变就成了市民，在城里做点小生意或干点别的事情。总之，他可以凭借卖地获得的资本在城里立足。这种模式一方 面扩大了 城市的范围，把农民变成了市民;另一方面这些新进市民比较容易在城市实现一个更为富裕的生活，反过来这又会推动城市化的进程。
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则显示出了另外一种景象，例如1960年代的巴西和印度。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是一种政治城市化，其并没有给予农民 足够的机会成为有产市民。相反，这种模式塑造了大量的城市贫民窟，这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极为不利的。
中国现在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很多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逐渐变为城区，相关农地随之升值，但现行征地制度并未给予农民足够的补偿，因此这些 人可能今后只能作为失地农民徘徊在城市边缘，而无法成为真正的市民。
我希望中国走日本当年那样的城市化道路，尽力避免巴西和印度的城市化模式，为此我们需要在中长期内增加农民收入，让其逐步过渡为市民。现 在来看， 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期措施有三个，一是打工，二是创业，三是卖地。我的观点是这三条路都应该给农民，让他自己去选，而不应该只给一条或者两条。现在 中国农民 进城打工已经是常态了，但创业和卖地仍然困难重重。
先说创业。实际上农民不缺创业精神，缺的是金融资源。据一份调查统计显示，1980年代在中国农村地区，60%的农户可以获得正式和非正 式的贷 款。我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获得贷款的家庭主要是创业的家庭，尤其是从事一些非农创业活动的家庭，比如做小买卖。但到了1990年代，农村地区只有 30%的 家庭可以获得正式和非正式的贷款了，而且获得贷款的往往都是村干部和党员家庭，创业已不再是获得贷款的相关条件了。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在农村地区推 动金融改 革，以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
再说卖地。目前我参与了经合组织(OECD)的一个研究计划，负责撰写了一份研究城市化对当地居民收入影响的报告。在研究中，我发现中国 的城市化 几乎没有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这其中的核心原因就是农民从土地升值中的所获太少，其收益主要为政府所得。所以我主张土地产权改革要进一步推进，农 民应该直 接参与土地市场交易，让其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更大收益。
《21世纪》:假如从提高居民消费的角度来看，您如何评价目前的反危机政策?
黄亚生:2003年以来，居民收入的增速有所上升，我认为应该肯定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剧烈下滑，政府为此推 出了一系 列反危机政策。一方面，政府通过激进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大兴土木;另一方面，政府也花了一定资源去加强社保。
这种政策组合强化了国有企业等强势集团的利益，也帮助了农民等弱势群体，但对后者的帮助远不如对前者的扶持。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拉大了中 国在供给 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因为国有企业等强势集团在获得资源之后，一般会倾向于扩大投资，增大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弱势集团在得到帮助之后一般会增大消 费需求， 但这些增长的需求远赶不上供应能力的增加。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净出口来解决过剩产能，现在出口形势不好，我们就暂时用投资来替代。投资在短期内是一 种需求， 但从长期来看这会增大供应能力，在未来会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假如未来外需恢复增长，那么我们依然可以回到过去的增长模式。假如外需一去不复 返，那我们
进一步恶化的供需矛盾肯定会爆发，并给经济造成巨大伤害。
就像之前说过的，我并不反对社保，但加强社保对经济的重新平衡恐怕作用不大。现在我们一方面投巨资兴建基础设施，一方面加强社保。我觉得 前者对中 国经济转型的作用可能是很负面的，后者虽然有正面作用，但对经济转型来说它的作用可能更偏中性，所以综合来说，我对目前的政策持比较负面的看法。 在我看 来，更好也更简单的办法是不要给强势集团资源，而应该把钱倾向于弱势集团，这样能逐步缩小我们在供需之间的矛盾，从而推动经济的再平衡。
《21世纪》:您认为反危机政策应该着力于对弱势集团的帮助，那具体怎么做呢?
黄亚生:短期来看，我觉得国家应该把这些修路修桥的资金全部拿给老百姓分掉，而且这笔钱的分发最好不要经过地方政府，免得被层层截留。中 央政府最好根据每个人的身份证，将钱打到他的个人户头上去。巴西近几年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尝试，值得我们学习。
另外，还可以考虑给中小企业减税。因为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也是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帮助中小企业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从长期来看，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改革。在我看来，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从根子上说都是农村出的问题。比如我过去讲 过，1990年代农村金融萎缩了很多，这造成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无法孵化，并进而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在当地就业，只能前往沿海打工。这一 方面压低 了整个劳工阶层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使得沿海的加工厂毫无产业升级的动力(参见本报2008年12月30日27版《农村问题是未来三十年中国经 济持续良 性增长的关键》一文——编者注)。
《21世纪》:除了农村金融改革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改革比较重要?
黄亚生:从根本上说，我赞同大部分人的观点，就是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城市化。但城市化有不同的模式，我们究竟要走一种什么样的城 市化，这 是一个大问题。很多亚洲国家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其第一批富人很多都是农民，例如日本。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周边的土地升值，拥有土地的农民可 以通过卖 地来致富。这些卖地致富后的农民摇身一变就成了市民，在城里做点小生意或干点别的事情。总之，他可以凭借卖地获得的资本在城里立足。这种模式一方 面扩大了 城市的范围，把农民变成了市民;另一方面这些新进市民比较容易在城市实现一个更为富裕的生活，反过来这又会推动城市化的进程。
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则显示出了另外一种景象，例如1960年代的巴西和印度。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是一种政治城市化，其并没有给予农民 足够的机会成为有产市民。相反，这种模式塑造了大量的城市贫民窟，这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极为不利的。
中国现在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很多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逐渐变为城区，相关农地随之升值，但现行征地制度并未给予农民足够的补偿，因此这些 人可能今后只能作为失地农民徘徊在城市边缘，而无法成为真正的市民。
我希望中国走日本当年那样的城市化道路，尽力避免巴西和印度的城市化模式，为此我们需要在中长期内增加农民收入，让其逐步过渡为市民。现 在来看， 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期措施有三个，一是打工，二是创业，三是卖地。我的观点是这三条路都应该给农民，让他自己去选，而不应该只给一条或者两条。现在 中国农民 进城打工已经是常态了，但创业和卖地仍然困难重重。
先说创业。实际上农民不缺创业精神，缺的是金融资源。据一份调查统计显示，1980年代在中国农村地区，60%的农户可以获得正式和非正 式的贷 款。我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获得贷款的家庭主要是创业的家庭，尤其是从事一些非农创业活动的家庭，比如做小买卖。但到了1990年代，农村地区只有 30%的 家庭可以获得正式和非正式的贷款了，而且获得贷款的往往都是村干部和党员家庭，创业已不再是获得贷款的相关条件了。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在农村地区推 动金融改 革，以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
再说卖地。目前我参与了经合组织(OECD)的一个研究计划，负责撰写了一份研究城市化对当地居民收入影响的报告。在研究中，我发现中国 的城市化 几乎没有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这其中的核心原因就是农民从土地升值中的所获太少，其收益主要为政府所得。所以我主张土地产权改革要进一步推进，农 民应该直 接参与土地市场交易，让其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更大收益。
黄亚生：中国“外资依赖症”的原因和代 价
在《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一书中文版出版之前，国内有些刊物对这本书已经有一些介绍。我所了解的最早的一篇文章是2003年1月27 日出版的《瞭望》周刊。文章是这样介绍我的观点的（2003年我还在哈佛执教）：
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黄亚生正在研究导致中国大量引入外资的原因。黄先生得出令人惊诧的结论之一是：外国对中国投资有时是不合适的，它们往 往以中国 国内企业的损失为代价，这也是中国试图支持国内经济领域中效率最低部门的直接结果。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外国投资实际有助于巩固一种对国内公司不利的 体制。更 有评论说，外资的积极引进导致了如下一种经济的”温布尔登化”现象：虽然提供了场地，但是积极利用的却都是外国人。据统计，中国的出口额2000 年为 2500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出口额占50%；在当年的税收中，来自外资的税收占近20%.可以说中国已经形成了”外资依赖症”.
在此之后，国内好几家出版物都把所谓”外资挤出内资”的观点归咎于我的研究。”外资挤出内资”的观点又近一步引发了两场讨论。一种观点认 为所谓” 外资依赖症”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批评者说中国引进的FDI 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不显得那么突出，英国、德国、巴西、墨西哥、爱尔兰在此方面都超过了中国。这些国家的外资对内资的比例都比中国的高。另外一场讨 论是由我同印裔教授韩太云于2003年合写的、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印度能赶超中国吗？》一文所引发的。国内很多评论者认为中国的问题是 过分依赖 外资，而印度的希望来自于它对外资的限制。
我在本文对下面四个问题作一个尽可能清楚而简洁的说明：1）中国有没有”外资依赖症”？2）如果有”外资依赖症”，造成它的原因是什 么？3）印度 的优势是不是来自于它外资的贫乏？4）中国的”外资依赖症”有没有成本？在这本书中我对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有很详细的分析。对第三和第四个问题有 所论述但 没有展开讨论。我在这里作一点补充。
「中国的”外资依赖症”」
我在本书中讲的”外资依
赖症”不是指外资对内资的简单比例，而是指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的比例。国外经济学研究表明，在任何地区，任何行 业，民营企 业都比国营企业有效率，更有竞争能力。有效率的内资指的是民营企业的投资。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投资只占国内总投资的很小一部分。根据《2004年 中国统计 摘要》，2003年私营和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是7563亿人民币，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的13.7%.同年，外国直接投资是4441.3亿人民 币，也就 是说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的比例是0.587（4441.3亿元除以7563亿元）。
当然，有的读者会指出中国对私营经济统计不全，有很多集体企业也属私营的性质。2003年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是7806.9亿元。如果 把中国的 私营企业定义人为地夸大而把所有的集体企业都算作私营企业，中国的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的比例是0.29.用这个办法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外资依赖的上 限和下 限。0.29是下限，而0.58是上限。真实的数字应是在两个数字之间。
现在我们再来评论”中国引进的FDI 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不如很多国家”这一命题。英国、德国、巴西、墨西哥、爱尔兰虽在外资/内资的总比例上超过了中国，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国家是私有 或者是大部分是私有的经济。它们所有的内资都是由私营企业进行的，这和我们中国直到今天为止大部分投资是由国营企业完成的情况是不同的。国营企业 投资是不 计成本的，所以它们是过度投资。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如果有大量的国营企业存在，FDI/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会自然地显得很低。
更准确的比较方式，应该是把中国的外资/私营企业投资的比例和其他国家相比。胡祖六先生在一篇题为《关于中国引进外资的三大问题》的文章 中提供了 14个国家和地区的FDI/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2002年的数据。如果把中国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比例定位成0.29，和这14个国家比，只有三个 国家 FDI/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比中国高：新加坡（0.34），荷兰（0.33），和爱尔兰（0.71）。如果我们用0.58这个比例，那只有爱尔兰一 家比中国 高了。
要注意新加坡、荷兰、和爱尔兰是世界上公认的外资依赖国。而它们是很小的国家，很容易依赖外资。（比如说在新加坡办两家航空公司，肯定有 一家必然 是外资企业。）也就是说中国的外资依赖度已经和世界上公认的外资依赖国相接近了。这对一个大陆经济形体，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来讲是非常反常的。 一般来 讲，大的国家相对独立，较少依赖外资。比如在1990年代，美国FDI/内资的百分比只是6.2％，虽然流向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绝对数额比中国 大。加拿大 是8.3％；巴西是5％。中国的FDI/内资的比例超出东亚经济的好几倍。
1990年代，南韩的这个比例是1.1％；台湾省是2.8％。
顺便说一句，中国的对外贸易依赖度也达到惊人的高度。2004年中国的外贸/GDP的比例高达0.70.作为比较，美国在90年代的外贸 额相当于 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20.日本的比例是0.25.虽然美国和日本是全方位开放的经济，它们对外贸的依存的程度远远小于中国。
「”外资依赖症”的形成」
正确地分析中国为什么会有外资依赖症非常重要。
错误的分析会得出错误的政策结论。有些国内学者建议政府去限制外资以保护所谓”民族企业”，这种观点非常错误。我在本书第一章表1.2说 明中国的 对外投资政策在国际视角下一点不自由。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对外开放过度，而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换句话讲，中国外资/有效率的内资比例过高是分母 的问题， 不是分子的问题。中国的金融和法律体制严重地限制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滞后人为地给外国企业造成了商业空间，导致外资的 大规模的 进入。这就是我对1990年代外资在中国的分析。
我在本文后面和本书中会对这一分析再作详细的解释。在这里我想对两个问题进行一点说明。第一，我完全不同意”外资挤出内资”这种说法。中 国的民营 企业根本不是外资企业挤出的，而是由中国自己非常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挤出的。1970年代我们一分钱外资都没有，但那时哪有什么民营企业？事实正好 相反。
1990年代在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各种阻碍下反而是外资使民营企业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基金。我在本书第四章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分析。外资 对中国劳 力密集产业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但它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外资起了一个给民营企业家提供风险基金的作用，而不是一般分析说外资带来出口市场。1990年 代中国幸 亏引入了外资。来自香港、台湾和澳门流入中国劳力密集产业的外资种某程度上是代替了中国极不合理的金融体制。国内评论说我是”外资挤出内资”这种 说法的始 作踊者是不正确的。
第二个问题是要认清楚经济发展和外资进入的关系。很多评论者经常讲中国经济高速度增长使外国公司对中国市场前景看好，所以外国直接投资大 规模地增 加。这种观点不全面。经济高速度增长可以导致外国投资在中国的绝对数额的增加，但不会导致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的增加。（绝对数额的增加指的是外资数 量在时间 上的变化。比如1990年，中国吸引了34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2003年中国吸引了535多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外资的依赖指的是外资/ 内资的比 例。）
原因很简单。如果中国市场对外国企业有吸引力的话，那么它同时也应对中国企业有吸引力，所以中国企业也会相应增加投资。如果外国和中国企 业同时增 加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占中国总投资比例应该不变，或者变化不大。中国在1990年代对外资依赖度增加并接近一些小国的水平说明中国企业，主要是民 营企业， 因为制度的限制无法加大投资。
中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宏观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微观经济表现差强人意。比如中国的GDP年增长在过去15年一直保持在8%以上，但中国的股 票市场的回报率在2000年以后一直是负的。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研究为什么中国企业竞争能力这么弱。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实际上具有很多形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条件。中国的人力 资源相当 雄厚，科技人员的总数、教育普及率不但超过很多发展中国家，而且也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也具有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认为培养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些重要条件。比如巨大和多样性的国内市场，很多生产要素可以自给自足。中国也并不缺少资金，虽然中国人均收入 不高，但中国的储蓄率是除新加坡之外最高的。实际上，中国每年都在大规模地出口资金。
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体制。而所谓经济体制的问题就是国有体制的问题。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和扭曲的资源分配制度造成了中国企业整体竞争能力 低下。
我在这本书里着重谈到三个方面。第一，虽然民营企业比国营企业有效
率，但民营企业没有资金是形不成竞争能力的。从1980年代初开始，世 界各个国 家与地区不但经历了经济全球化而更重要的是经济民营化。但在中国，从银行贷款、外汇供应、到商业机会的分配，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支持都是倾向于效率 低下的国 营企业。直到几年以前，民营企业，特别是私有企业，不能进入所谓战略性的、高营利行业。比如，1990年代，私营企业要想进入电子、机械、汽车这 样的行 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政策限制。而像金融、电信服务、能源这样的行业在2005年以前私营企业根本不可能进入。银行贷款更是大规模地向国营企业倾 斜。私营 企业虽然更有效率却面临着资金匮乏。
国营企业的资源富裕和私营企业资源匮乏同时成为1990年代推动外资的微观因素。本书的第四和第五章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论述。国营企业依 赖政策支 持购买了大量机器和设备，有的是相当先进的，积累了大量的资产。有相当一部分国营企业在80年代都是政府重点支持的对象。这些企业进口了相当数量 的、有时 是全套设备。相当一部分企业和外国公司有技术合作项目，掌握着当时在中国属于先进的技术。但因为国营企业经营没有效率，亏损严重，国营企业变成了 收购对 象。我们知道，当一个企业具有较好的资产但经营不良的话，这个企业就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收购对象。但是很长一个时期，如果民营企业收购国营企业， 就是私有 化，是不容许的。而如果是一家外资企业进行收购，则被认为是”吸引外资”，是”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各级政府不但容许而且给予大量的补贴。
我在本书第五章解释了在1990年代，外国公司和国营企业建立的很多合资企业实际上是外国公司对国营企业资产的收购，根本不是我们讲的一 般性的合资。
一般性的合资是两家企业合同出资去开发一种母公司不生产的新的产品，而在中国的和国营企业合资实际上使中国的母公司名存实亡。这些合资的 国营企业 通过合资变成类似于金融机构型的企业，而已不是进行实业的公司了。这类的企业往往大部分的收益是来自于投资收益，而不是营业收益。
对于资金匮乏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外资则提供了一定的发展资金。这就是为什么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欢迎外资，但它们欢迎外资的原因是截然不 同的。国 营企业是有资产无能力，合资成为其掌握的大量但被无效地利用的资产变现手段。民营企业是有能力无资产，外资便成了它们获得资金的少数渠道之一。
我在本书第三章把民营企业和外资的结合比作一种风险投资。所谓风险投资是股本投资，它的发生是因为银行不愿贷款风险高的企业。在一个市场 经济，这类企业往往是生产未被市场检验的新产品或技术。
在中国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没有什么产品或技术上的风险，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它们具有政治风险。这种对民营企业家的歧视人为地给外商创造了投 资机会。 在美国，风险投资家具有很高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他们不需要和银行竞争。他们控股的要求往往会被满足，因为企业无法获得其他资金。在中国，因为银 行不向民 营企业贷款，使得香港和台湾很小型的企业也能在大陆投资控股。
中国经济体制的另外一个严重问题是地方保护主义。国内对地方保护主义有很多研究，我在这里不重复了。我想强调两点。第一，地方保护主义人 为地提高 了外商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国内企业只能在它们所处的地区选择投资项目，所以它们往往不能选择最优的项目进行投资。而外国企业不受这个限制，它们 可以在全 国范围内选择投资项目。我在本书第六章分析了为什么像中策这样的公司能够在全国各地进行投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地区割据。第二，地方 保护主义 相当程度上是由国营体制造成的。”分权让利”是国有体制大前提下提高企业效率的少数手段之一，而”分权让利”又是造成地方保护主义重要原因。换句 话讲，如 果能改变国有体制，我们就不需要用”分权让利”来提高企业效率，就会减轻地方保护主义。
「印度的外资问题」
我从2000年起就开始注意印度。当时我在哈佛任教要写案例。我选了医药产业这个题目。我一开始就注意到印度的医药产业主要是由它的本土 私营企业 带动的。这和中国以国营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印度在医药产业方面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我们不能将印度企业在医药行业的成功单纯 地归因为 语言因素。虽然印度具有英语方面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在医药行业并不像软件行业那么重要。因此，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远远不是文化和语言 的差异能 解释的。
我在本书中也简短地提到了印度的发展模式，主要是突出它能造就一批杰出的本土公司的业绩。2001年11月我在Project Syndicate 首次提出这一个命题：和印度相比，中国经济起飞了但中国的企业却没有起飞。国内对中印比较的兴趣发生在2003年末。2003年11月中国官方网站发表了 我同印裔教授韩太云合写的、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印度能赶超中国吗？》中译文。之后多家刊物又进行了跟踪报道和讨论。（必须指出的是很多 人不同意 我们的观点。）
对中印两国对外资政策方面的讨论中流行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而有意思的是，在我看来，虽然这两种观点截然相反，但它们的误差的原因又惊人 地相似。 第一种观点认为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说明它的经济业绩不如中国。第二种观点认为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有中国的1/10，说明它 为了要培 育本土公司采取了比中国严格的外资政策。这两种观点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我们在检查第一种观点时应当记住，对外直接投资只是一国和另一国发生经济交往很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除了对外直接投资外，还有间接投资—— 既不带控 制权的股本投资——和外包业务。外包业务指的是订单或者是以合同式的境内和境外企业合作方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很多，而几乎没有任何间接投资和订 单合作方 式。印度刚好相反。它的直接投资很少，但它有大量的间接投资和大量的外包业务。为什么中印会有这个差别？原因在于印度的微观和制度基础比我们强。
很容易解释印度为什么能吸引大量的间接投资：
它的公司治理水平远远超过中国。两国公司治理的直接比较材料不多。里昂证券有限公司在2001年4月发表的关于”迅速发展市场中的公司治 理”的报 告是一个相当系统、超越了单纯数字排列的报告。在里昂证券有限公司以10分为满分的评分中，印度的公司治理得到了5.4分，而中国名次相当靠后， 仅得到 3.4分。在全部国家的排名中，印度名列第6，中国名列第19.里昂证券有限公司的报告给印度在公司治理的几个领域打出的分数比其总体得分要高。 在公司治 理规章条例，实施这些规章条例，以及”制度机制和公司治理文化”方
面，印度比中国做得好。报告还赞扬了一些印度公司采纳了比法律要求更高的公司治 理标准。
里昂证券有限公司评级很低的印度公司中，许多都是国有公司。这非常能说明问题，也为解释为什么中国公司的管理表现不佳提供了线索：中国公 司治理最 大的问题是政府对企业的干涉。里昂证券有限公司报告认为，在下列领域内中国公司治理的问题最突出：第一，国家是最大的持股人，这使得政治议程最有 优先权。 第二，很少有中国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治理方面的公告或年度报告。中国公司没有创立优秀公司治理的紧迫感和强烈意图。第三，中国公司不具备恰当的、有 鼓励性的 经理奖惩机制。第四，与投资者的关系不紧密。
第五，董事会成员和董事长没有独立性，他们的职责更多的是管理企业而不是监督企业。尽管多数私有公司的创始人任职公司最高层并控制公司， 但国有公司中的许多高层管理者还是由政府任命的。大多数董事会规模过大、成员太多，没有实权。
在中国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企业，主要是由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缺少非行政性的董事会，公司的运作不是被内部管理层牢牢控制，就是被 政府牢牢 控制。根据一份1995年对在上海证券交易中心和深圳证券交易中心上市的超过600个公司的调查所做的调查报告，三大持股集团——国家、法人和个 体持股人 –分别持有33%的公司股票。这种”三分天下”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在当前证券管理规则下，国家和法人股是不能参与流通的。只要企业和法人共 同掌握居 控制地位的、不可转让的股本利益，这两个证券交易中心就不可能起到买卖公司控制权（而不仅是买卖公司收益权）的作用。同时，政府仍旧有不可争议的 控制权。
中印两国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差距影响了两国股票市场的运行。印度股票市场的回报一直高于中国。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兰德尔·莫克 （Randall Morck ）、伯纳德·杨（Bernard Yeung）和余·韦恩（Wayne Yu）在所著的著名论文中指出，在那些公司治理差、信息公开差、保护少数投资者措施差的国家，证券交易中心里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趋于一致运动而非单独运 动。根据他们的计算，中国得分为0.8，这意味着80%的股票趋于一致运动，而印度的得分为0.695，与之相反，世界上最出色的股票市场得分相 对较低， 美国的得分为0.579.
要解释为什么印度能吸引大量的外包业务，我们必须先解释一下外包业务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分。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股权安排（equity arrangement），通过它，一家境外企业取得对一家境内企业的控制权，境内企业变成境外企业的一部分，成为境外企业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外 包是一种 合同生产安排（contract production ）。在合同生产安排的情况下，境外企业向境内企业下订单（product order ），境内企业根据订单要求的质量标准、式样说明和供应量来自主安排生产。在合同生产安排下，境外企业和境内企业是两家独立的实体。
很多人认为印度企业发明了外包，实际上是东亚企业将外包推上了国际舞台。20世纪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的服 装纺织企 业通过合同生产安排这种方式支配了全球的服装纺织品生产。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服装、皮革皮毛、木材竹制品的出口中90%通过合同生产安排提 供，只有 10%是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这种股权安排方式。而在中国，外包这些行业中只20%左右。
我在本书第四章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不同，没有选择外包生产安排，而是那么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最 大的作用 是它能为信贷受限制的私营企业提供资金。这是外商直接投资与外包生产的一个关键区别：外包仅提供产品订单，但外商直接投资既提供产品的订单又提供 了资金。 产品订单本身不是资金，它只是一种未来提供资金的一个承诺。
这就是为什么外包这种生产模式需要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作为支撑。企业家获得订单后，他仍然需要从其他渠道获得运营资金来进行生产。金融 体系有没 有效率就决定了企业家能否及时地获得他所需的运营资金。20世纪60、70年代在韩国、台湾和香港，小企业主只要能拿到订单就能从当地银行得到贷 款，有时 以订单作为抵押。这就是为什么外包这种商业模式能在东亚地区大规模地开。而在中国，在金融体系严重地歧视私营企业家的前提下，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强 大的优 势，因为它既提供产品的订单又提供了资金。在一个不合理的金融体系下，外国直接投资使企业家减轻了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依赖。
外包能在印度成功是因为印度有一个效率较高的金融市场。对这个问题我在下面还要详细说明。但我先评论一下对印度看法的另一个误差——即认 为印度不 对外资开放。实际上，印度在金融方面比我们中国要开放得多。印度在1993年至1994年度采取的金融开放措施已经达到中国承诺在2006年金融 开放的措 施，包括外国商业银行开展直接业务和容许外国金融投资对印度股票市场投资。需要指出的是，印度从来是对内对外同时开放，不像我们对外开放对内限 制。在 1990年代，印度最好的银行是外国银行。而今天，印度最好的银行是本土私营银行。
印度的银行改革起步比中国早得多。而这并非出于政府的积极政策，而是迫于压力。由此可以看出两国间一个有趣的不同之处。印度的银行改革是 被一桩于 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生的存款者诉讼所推动的，存款者要求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国有银行公开信贷标准。存款者认为，银行中各种不良贷款率不断提高， 损害了其 作为存款者的利益。
正是由于这次诉讼，银行和国有银行业开始明确公开其提供贷款的标准，由此增加了透明度。在中国，这种事还从没发生过，也很难想像会发生。
世界银行设计的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 ）提供了一些很有力的和很有说明性的依据。该调查的目的是要了解企业对于其经营有关的商业环境的看法。
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创业型企业为重点。这些企业中的绝大多数是私有企业，只有12%的企业属于国有。
因此，该调查反映了私有企业的商业环境而非整体商业环境。调查在1999～2000年之间开展，覆盖81个国家的1万多个企业。它是首次 同时包含中国和印度的调查。这也是它的一大优点，从而使得我们可以直接比较这两个国家。
世界商业环境调查有助于说明中印两国金融市场状况的某些实质性差异。它包括关于企业融资、信贷有效性的诸多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 请按对你 企业运营和发展阻碍程度高低，对企业融资环境打分。”在被调查的中国企业中，有80.21%把融资作为阻碍企业发展的最大因素，相比之下只有 52.1%的 印度企业为融资所困扰。中国企业面对更多融资限制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体现在两方面：其一
是中国不但排名低于印度，而且低于许多国家。中国在81个 国家中名 列第78位。三个在融资限制问题上排名低于中国的国家分别是：乌克兰、摩尔多瓦和吉尔吉斯坦。其二是同印度相比，中国有规模大得多的银行业。例 如，根据世 界银行的统计数字，2001年由银行提供的国内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为132.7%，而印度仅为53.8%.如此看来，中国的银行业提 供了2倍 于印度的贷款。但中国的私有企业仍然面临更多融资限制。世界商业环境调查的其他部分也确认了这一点。举例来说，接受调查的中国企业中，企业留成利 润占固定 资产投资融资的56%；而在接受调查的印度企业中，这一比率仅为27%.
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统计数字，那就是尽管中国银行业的规模比印度大得多，在接受调查的中国企业中，由当地商业银行提供的固定资产融资仅占 总数的 9%；而在接受调查的印度企业中，这一比率达到了22%.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中印企业都面临融资限制，尽管程度不同，造成这些限制的原因 却大不相 同。世界商业环境调查就造成融资困难的原因询问接受调查的企业。它提供了5个原因供被调查者打分：（1）抵押品要求；（2）银行手续；（3）高利 率； （4）同银行的特殊关系；（5）银行缺少可贷资金。在其中4个选项上，中国的银行实际上比印度的银行得分高。比如说，在被调查的印度企业中，有 50.5% 的企业认为抵押品要求是融资的”主要”或”一般性”障碍，而只有20.2%的中国企业这么认为。印度企业强烈抱怨银行的手续繁多 （50.5%.）、高利率 （81.2%）和需要与银行有特殊关系（35%）。与之相反，中国企业在这三个原因上给出的分数依次为29%、35.4%和25.3%.
印度企业对落后的银行体系的抱怨在发展中国家是常见的。在这些国家中，银行的风险评估能力差，并缺乏潜在客户的信息。为求保险起见，它们 经常对抵 押担保提出高要求，强加繁重而又官僚的条件，并且实行过高的利率来降低风险。一个成熟的银行体系可以避免采取这些生硬的商业手段。比如说，世界商 业环境报 告中提到，美国企业面临的融资限制要比印度企业少很多。因此，印度企业在信贷上受到限制是出于技术原因。而这种技术型的限制在具有不发达银行业的 发展中国 家中很普遍。印度银行的问题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的和典型的问题。
我们应该把不发达的银行体系和有偏见的银行体系区分开来对待。正如上文提到的，同印度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对抵押担保要求、银行文书工作、 高利率和 与银行特殊关系抱怨较少。实际上，中国在这四个范畴内得分比美国还好。但是从这个数据很难得出一个中国的银行比美国的银行质量更高的结论。一个更 合理的解 释是，直到1999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还明确被禁止向私有企业提供贷款。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中国的银行对私有企业采取歧视政策，而 印度的银 行虽然贷款条件非常苛刻，但没有歧视政策。
世界商业环境调查也能说明这个观点。调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银行是否缺少可贷资金。被调查的中国企业中有37％回答”是”，而仅有 18.5%的印 度企业这么认为。众所周知，中国银行有大量的存款资金，并且慷慨贷款。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前文提到，世界商业环境调查将重点放在私有企业的意 见上。这 就是原因所在：整个中国银行体系都以服务国有企业为导向，而不是为私有企业服务的。因此，接受调查的中国企业虽然有很多为国内最好、最大的私营企 业，但在 中国庞大的银行体系中被迫”靠边站”.对私有企业的金融歧视不仅存在于银行业，而是存在于中国的整个金融市场。世界商业环境调查显示，中国企业 中，股本融 资占固定资产的2.6%，而印度企业中，这一数字达到了5.2%.
「外资依赖症的成本」
我坚信中国是有外资依赖症的，而且从政府最近拒绝统一外资和内资企业税率来看，我的担心是中国可能是已经有外资依赖顽症了。
我在本书第二章把中国1990年代引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作是一剂药：它克服了中国金融体制的一些弊病，使备受歧视的民营企业家获得一定资 金。但我也指出买药是要花钱的，是有成本的。在这里我讲一下中国这种欢迎外资歧视民营的模式的成本。
第一，人民币升值时，这个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因为该模式仅仅产生了非常低的附加值，创造了一个数量的奇迹，而不是一个价值的奇迹。国外 总喜欢把 今天的中国和八十年代的日本去比较。其实，由于国内多年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政策，中国的私营企业根本不能和1980年代日本企业在技术升级和创新能 力上相提 并论。1980年代当日元升值后，日本的企业对策是加强产品创新，并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种类（比如丰田的lexus 和日产的infiniti）。我们的私营企业是做不到的。
我们将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第二，压制私营企业的发展实际上也压低了外资的质量。北大学者路风完成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外资在中国汽车行业的研究报告。他的报告表明中国 靠外资引 进技术这个模式基本上是失败的。外资引进很多但没有什么技术转移的效应。这个结论我非常同意，但我不同意他分析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外资政 策的失 败。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内资政策的失败。中国的汽车行业——中国的金融行业也一样——最大的问题是长时间只对外资开放不对内资私营企业开放。
技术是竞争的手段。追求技术的原动力是市场，是竞争。中国的汽车行业过去20多年来技术和市场基本是脱节的，它是对私营企业开放最迟，最 不彻底 的。它是国营企业的大本营，而国营企业本身是反竞争的。能够使外国企业转移技术的原因只有一个：竞争——包括来自其他外资企业和中国私营企业的竞 争。限制 私营企业发展就等于限制竞争，限制竞争就等于限制技术转移。
我们国家多年有一个口号：以市场换技术。这是一个又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事实的口号。一家外商只有在它认为要丢失市场的时候它才会引进新的 技术。如 果它能稳坐市场，它会认为它做得很好，它为什么要引进新的技术？1984年到2000年我们给予了桑塔那汽车市场的半部江山，换回了什么新的技 术？
哪些领域越早对民营企业开放，哪个领域的技术就发展得最好。较早开放的家用电器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民营资本比较发达的浙江和广东 地区，民 营经济越发达，该地区引进的外资质量越高。浙江的一些做衣服和鞋袜的民企已经不满足单纯生产加工的模式，正在并购一些颇具规模的海外贸易公司，希 望以此控 制产品的销售渠道。正确的口号应该是：以竞争换技术。
第三，外资虽能弥补中国金融体制一些不足，但外资这种制度的功能只限制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但中国的农村拥有巨大的创业的人力资源。是”农 民企业
”通过提高农业产量和创办无数的小型企业造就了中国真正的经济奇迹——上世纪80年代快速的、公平的、依赖于内需的经济增长。改善中国的自身的 制度环境 最大的收益者将是中国的农民企业家。帮助他们获得资金和掌握土地的所有权，才是促进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公平的唯一途径。农民掌握了资源后才能以 企业家、 创业者的身份——而不仅仅是以打工者的身份——参与和促进中国工业化的过程。
第四，压制私营企业的发展降低了经济发展的质量。中国的舆论界经常鼓吹外国直接投资的好处。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私人企业的经济贡献是外资企 业的几倍。
2003年，城镇的私营企业雇佣了大约4800万名工人，而外企仅雇佣了860万。外来直接投资基本上尚未触及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而中 国的农民 企业家创造了另外1亿个非农业就业机会。可是在2002年，国有银行向在华运营的外企发放了1720亿元人民币短期贷款，而就在同一年，它向国内 私营企业 发放的短期贷款仅为392亿元。在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想象，政府会这样对待为本国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企业家。
最后，我想指出这种重外资轻民企的发展模式不单违背效率原则也是违背公平原则的。中国很多私营企业家生在农村，出身微薄，做的是小本经 营。减轻外资企业的税负就要增加私营企业的税负。这是用世界上的穷人的钱去补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是极其不合情理的。
在过去三年里，中国的新一任的领导已经开始解决这些历史积累下来的体制问题。2004年通过的有关加强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修正是一个很好 的开端。 作为一个出生、长大在中国，关心和热爱中国的海外学者，我只能做我力所能及的事。通过出版这本书，如果我能够说服哪怕只是一位读者认识到体制改革 的必要性 和紧要性，我的意愿就满足了。
「附录」《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简介在中国经济问题上，黄亚生正迅速成为美国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权威之一。正是这本书，将对学者产生 重大的影响，实际上，也将深刻地影响到投资者，甚至影响到中国本身。这本书一定会改变大学里传授和研究当前政治经济的方法。
——威廉·柯尔比，哈佛大学
这是一个研究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的全新、迷人的视角。黄认为较高的外资数量水平——部分地——源自中国未能有效地分配国内储蓄，这 与人们在中国问题上大唱赞歌不同。随着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这本书一定会使人们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热烈的讨论。
——苏珊·罗斯·阿克曼，耶鲁大学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它对100个更穷的国家的示范作用——的学生，应该研读黄的细致分析，该分析逻辑严密，学术性强，而且，它是目 前市面上 对中国的外国投资的规模和数量进行了最好的量化分析的书。认为外国投资令人放心的商业经理、银行家和资本经营者应以严肃的态度阅读此书，从而做出 更好的准 备以获得在中国经济改革下一阶段的成功。中国领导人也应研究这本巨著，但是，他们能够解决黄所说的”常常源自于制度”的问题吗？中国的制度转型 ——而不仅 仅是经济的增长——取决于所给出的答案。
——丹尼尔·罗森，访问学者，国际经济研究所
人物周刊 黄亚生访谈
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特色就是政策落后于经济，循规蹈矩，遵纪守法很快就会受到限制的，80年代，政策向解放农 村生产力倾斜，政治体制改革被提出，但被搁置。收入增幅高于GDP增幅！
90年代，政策向城市倾斜，农村税附加重，农村信贷/乡镇企业/农村私营企业由于政策的倾斜而停止前进。农村劳动力开始大批涌入以投资为 重的城市 中谋求发展。缺少制衡的集中权力在广大的市场中寻找经济利益，腐败开始蔓延。政策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GDP增幅高于收入增幅！国进民退的开始。
当代，政策开始再次关注农村，收入增幅开始增加，但历史遗留问题给这届政府留了太多的包袱：腐败/收入不均/城乡差距变大。
用黄教授的书中最后的话：
只有历史才会告诉我们胡温和他们的同僚是否是当时合适的领导者，但有一个事情我们很确定的知道，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会对中国和世界产生巨大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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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如果存在的话，那就是温州模式
1981年，国门初开。
着名记者、报告文学家黄钢把儿子黄亚生送去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哈佛大学。在这位坚定的共产党人看来，只有让叛逆的儿子见识到资本主义 的腐朽和堕落，他才能重新相信共产主义。
黄钢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剧本作者。电影里的主人公身处繁华的上海，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许，黄钢对儿子的期待就是这样。
这个家族有红色的基因，黄钢的父亲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的党员。当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黄负生在武汉办《武汉星期评 论》。毛泽东去武汉时，就住在黄负生的家里。
1938年，组织找到从南京辗转到重庆的黄钢，告诉他：作为党的先驱黄负生的儿子，你必须要走正路。
于是，黄钢从“陪都”重庆去了“圣地”延安，当时经张道藩（徐悲鸿的情敌、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介绍，他已经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国民党 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工作，担任新闻组副组长。
70年后，这个红色家庭第三代的黄亚生教授出版了新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经济学人》2008年度书籍）。他的哥哥黄晶生先后担任过软银和贝恩资本中国总经理（在父亲的眼中，这也许是买办的 角色）。
黄亚生教授并不讳言80年代时和父亲的争执，他认为父亲没有了解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况，是位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而不是一位实证主义者。
1988年，《新闻周刊》同时采访了这两父子：一个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是哈佛的博士。“代沟”是美国人给这父子区别的定义，他们看 到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变化。
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是，父子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都有批评：“左派”的父亲甚至在苏联解体当天心脏病发作，儿子则认为只开放不改革的路 径是不正确的。
2001年，还在哈佛商学院的黄亚生做案例分析（他是这个学院第一个大陆出身的教授），研究一个印度制药企业时，发现中印两国经济增长背 后的体制值得回味。
两年后，他和哈佛商学院同事、印度裔教授Tarun Khanna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印度能赶超中国吗？》，把自己引入国内的视野。
从此，龙象之争成
国际热点，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到底哪个更有优势，人们评价不一。但在黄亚生看来，所谓印度模式对于中国并不陌生，全面 的体制性 改革正是今天印度所走的路，而80年代时中国的改革之路也正是如此。对外资的过分追求成了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而这将成为制约中国今 后发展的 障碍。
反复对比中印企业，他发现印度的本土企业家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长久的优势，而中国却被低效的银行和资金市场所掣肘。所以，他批评对 FDI（外国直接投资）过分依赖，但他从不反对吸引外资，只是希望内外资能够享受同样的待遇，尤其是民营企业。
在“中国模式”的呼声中，黄亚生坦言：“中国今后20年能否建立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制，不在于外国企业是否愿意到中国投资，而是中国的本土 企业能不能自己站起来”
浙江和上海，浙江和江苏，这样的对比在他的文章中反复出现，他在《外交政策》、《经济学人》、《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纽约时 报》,McKinsey Quarterly上频频发言。在黄亚生看来，外资在中国能够如此重要，一方面是国有企业表现欠佳，另一方面是民营企业面临制度性的发展障碍，市场空间必 然由外资填补。这种“吸引”外资的方式能拉动GDP,但不能有效造财。
这样的结论并不只是源自对数据的分析，黄亚生喜欢“在路上”的感觉，但现实往往会给他带来极强的挫折感：在中国考察时，和地方政府的交流 让他感觉这个体制的方向性错误。在中印反复行走, 他很焦虑，因为他的方法需要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
他对体制问题有一种无奈感,所以他现在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转向帮助民营企业。他利用MIT斯隆商学院的资源，募款搞了“中国实验室”和 “印度实验 室”，一方面把学生带到市场的一线去观察去比较，另一方面让他的具有丰富跨国工作经验的MBA学生去给中小企业做免费管理咨询。
当“保八”成为2008年一个响亮而带有一丝悲壮味道的口号时，他对中国政府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和GDP崇拜进行了批评：
为如此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辩护的一个理由是，它可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和商业评论家批评印度没有在这方面 跟随中国。但这些批评都是因果倒置的。如同基础设施一样，FDI也是跟随GDP增长，而非带动GDP增长。
中国进行了许多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发电站及交通运输网等，但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不受公共舆论、媒体监督及土地私有权的约 束，中国浪 费了大量的资源用于建设毫无经济利益的摩天大楼。其中很多是政府建筑，并且造价相当昂贵，有的要花费1亿美元。这些工程的财务成本远不及其机会成 本，它们 本应该投资于教育及医疗。这个国家10年间仅在上海就增加了近3000座摩天大楼，同时增加了3000万文盲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这确实不可思议。
他是MIT斯隆商学院的终身教授，但不论本科还是博士都是在哈佛学的公共管理和政治经济学，所以反复对比中印之后他的结论是：“由政治改 革带来的 经济红利并不能一夜得见，这种在时间上的滞后总会使事实变得模糊。但是通过不同方向的考察，我们看到政治自由化给中国和印度经济带来的是激励而非 阻碍。”
哈佛的校训Veritas(拉丁文“真理”)是他追求的最高境界，他和父亲辩论，和GDP、FDI崇拜者辩论，都是来源于此。
在北京时，他和査建英聊到80年代的理想：那个火红的岁月里，政府官员的强制退休制、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法制改革、媒体开始变得自 由、乡村自治实验以及放宽对社会团体的管制等，都是在80年代制定的。
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印度人做了“India everywhere(印度无处不在)”的国家宣传，这里面就有他的功劳。
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进谏者。在他的眼中，中国需要一个可参照的对手。他的方式并不悦耳，但他仍然热爱这个古老的国度。
从这个角度说，黄亚生依旧延续了家族的传统。
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一点都不高
人物周刊 ：你刚从印度回来，据你的观察，在这一轮经济危机里面，中国和印度的企业遭遇有什么不同？
黄亚生：从宏观上看，印度的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大的，大概是中国的一半，从这个角度来说，影响是不大的。
它的影响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股票市场，主要是融资受到影响。印度的股票市场比中国的更开放，跟美国更接轨。美国一些大的投资公司在 国内的经营碰到问题，需要还债，而在印度的市场却运行得很好，因此，变卖了印度的资产拿回美国。
第二个问题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就是房地产过热。房地产过热就会造成一系列的影响，但是你看它的制造业啊，服务业啊，影响并不是很大。你 再聚焦我们中国，中国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人物周刊 ：中国现在的一个热点就是如何扩大内需，很多地方都在发消费券，这个行为引起了很大争议，你怎么看？
黄亚生：发消费券，你要把它背后的思路理出来——消费不足是因为储蓄率太高。
这里就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中国现在的消费不足是因为中国的储蓄率太高？
中国的储蓄率整体来说是很高的，在全世界来讲仅次于新加坡，但家庭的储蓄率一点都不高。
储蓄是三方面组成的，家庭、政府和企业。中国的家庭储蓄不高，比印度要低，而印度虽然家庭储蓄率比中国高，但发展反而主要靠国内的消费。
人物周刊 ：我们平时说中国人的储蓄率高，是受东亚文化的影响，看来这是错误的观点。
黄亚生：很多人不去看是谁在储蓄，只看总数。在其他国家，大部分都是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也有，但是很小。
这个就是中国特色了——中国大部分是政府储蓄。从2005年以后，税收一直是盖过GDP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又是不分红，因此企业储蓄也是 很高的。
因此，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应该发钱，而不是发各种券。第二，我们应该认真的研究一下，为什么中国的消费低，而印度，虽 然家庭储蓄率比中国高，但是却还有那么多的消费。其实说到底，还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破坏资源、低成本的基础上。
印度的民众虽然储蓄率高，但是工资增长部分是有保证的，因此民众就敢消费，有信心。如果在一个国家最私有的部分，也就是家庭消费部分比例 很高的话，即使储蓄率很高，它也能推动经济的增长。因为它的整个盘子比较大，虽然他每个个人可能消费少一点，但是盘子比较大。
这就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这个盘子主要被政府和企业——不是民营企业，而是垄断型国企和外企——垄断，它们占很大的盘子。他们的储蓄率又 很高，那么肯定会影响消费的。
人物周刊 ：你说目前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发钱，怎么理解？是涨
资吗？
黄亚生：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两年很多目标我是认同的，但是手段我确实不敢认同。我现在讲发钱，从短期上来说，是种应急措施。
更深远的含义是退税，把税率降低，中国又不是福利国家，还这么高的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也很高，企业主自己不会去消化这个成本，那么就会转嫁到工人身上，最终还都是挣工资的人来付这个税。
政府花钱就应该是那么几块，国防、公共卫生和教育、环保都可以交给市场。
GDP的增长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即使政府发钱，大家去把这些钱储蓄起来，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政府追求的就是社会稳定，符合人道的政治稳定。我从来没有听说一个高储蓄的国家有人出来造反，只有低收入的人才会这么去做。
现在给消费券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去消费，不要储蓄。我为什么要说取消城管？因为我觉得制约中国服务业的就是这些城管，对小商小贩的打 击。
政治不应该追求美学
人物周刊 ：很多人会说需要城管，因为这符合一种政治美学，他们担心没有了城管，我们会变成《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的印度。
黄亚生：行啊。他不想看到，那我要问问他为什么不想看到。如果是美学的话，那我同意印度是个丑得不得了的国家。但印度是个高度稳定的国 家。
人物周刊 ：但是从我们所接触到的中文资讯来看的话，印度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的，宗教、反恐、种姓什么的，感觉很不太平。
黄亚生：你就这么去想吧，你看它有多少问题，它每年发生的暴乱事件有多少？我们是一个大一统的汉族占绝对多数的国家，但是我们每年发生多 少群体事件？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勤奋、老实。在这种情况下，官方自己公布的群体事件都在上升。
如果说一个政府是追求美学的政府，那一定是成问题的政府。我在《金融时报》写过崔英杰（2006年8月11日，由于维持生计的三轮车被海 淀城管队 员没收,23岁的河北小贩崔英杰刺死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李志强）。一个政府，你应该做的是使崔英杰这样的人能够卖一根香肠，能够过日子，而不是追 求什么美 学。
所以，印度这个政府，它想去追求美学，它也追求不了。70年代时它是追求过美学的，最后一塌糊涂。
人物周刊 ：你的话让我想起清华的秦晖教授说应该允许城市里面有贫民窟的存在，但他遭到万炮齐轰。
黄亚生：贫民窟的存在是说明一个国家的落后，但是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啊，是吧？所以我们应该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
落后国家肯定是有贫民区的，看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另外，解决贫民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城市规划、城市美化。
为什么印度会有这么多的贫民窟？就是因为那些没有地的农民。但我们对印度的土地私有制有一个误区，包括国内一些很有名的农业专家，跑到印 度考察后回来就说不应该搞土地私有制，印度就是一个反面教材。因为他们看到印度有很多失地的农民。
他们管那些农民叫失地农民，但这里面有很多人是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土地，就是因为印度的土地改革不彻底。当初印度搞土地改革的时候，是把土 地给了一 些很有钱的农民，就是你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以后，你才能够有获得土地的权利。因此从那个时候起，就积累了一大批穷人，他们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土地。
比较韩国和台湾，韩国50年代的土地改革，相对来讲，做得非常彻底。韩国和台湾的土地是可以继承的，而印度，从来没获得过土地就谈不上继 承。所以，说印度土地私有化，农民很容易地就把土地卖出去，这种说法是非常不正确的。
问题是土地改革得不彻底，而不是土地改革本身有什么问题。
大楼与文盲
人物周刊 ：我看到你最近写文章说，我们80年代走的路是一种更好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印度走的就是我们80年代走的那条路？
黄亚生：我觉得印度90年代走的跟我们80年代走的那条路很相似。他们90年代的发展甚至到现在也没有FDI，所以中国学者到印度去看， 回来就说这个国家没有希望，没有FDI，没有高速公路，没有这个，没有那个。
我就问他们，那为什么人家现在国民生产总值能上升8%？9%啊？
人物周刊 ：现在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要走国内市场的路线，但方法是4万亿，还是搞基础建设，为将来发展打基础, 你怎么看？
黄亚生：就这么说吧，我生了一个小孩，天天饿他，我为什么饿他呢？我把奶和粮食省下来，说是为了他的下一代，任何有常识的人听到这个都会 觉得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
那你现在建设这么多东西，是有人付出成本的，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钱，也不是世界银行给你的。就算建公路建港口是有道理的，我们又怎么解 释央视建大裤衩，烧了一个再建一个。我们又怎么解释北京和上海要建这么多的高楼大厦？
人物周刊 ：你的文章说城市新修了3000座摩天大楼，结果中国多了3000万文盲，这有联系么？
黄亚生：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 由政府出面组织建摩天大楼，肯定有人负担这个成本， 而这个人肯定是穷人。我们很清楚在90年代中国的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支出是很少的。
你想“大裤衩”的资金是从哪儿来的。它就是靠垄断地位得来的广告，收费那么高。如果我是一个企业，到中央电视台去做广告，我要付很多钱， 那么工资 就要降低。所以饿了你这一代，去保你的下一代，这是很没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把现在中国的工人、农民的收入降得很低，那么经济就不发展了，因 为他们没 有形成购买力。
过去我们可以靠美国的购买力，但是现在美国也靠不上了。
像高楼大厦这些，都是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的。
人物周刊 ：那你怎么看这次4万亿投资？
黄亚生：我从局外者的角度来看的，这次的4万亿从口号上来说，是要建立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和教育啊之类的，这是种进步。
我最担心的是，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做的大多数事情还是在增加供给，没有增加需求的可能性。如果这次4万亿不是真正去解决中国收入低、收 入增长慢 这个问题，还是仅仅停留在建铁路啊，建钢厂啊什么的，那没什么意义。我们可以想象，肯定是用来修路啊，建机场啊什么的。中国这20年的发展形成了 一个相当 自我完备的投资体系。而用在消费上的，比如退休金、贫困补贴这样的发放是非常有限的。
人物周刊 ：这次两会赶上经济危机，很多人都说4万亿要学习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要以工代赈，因为失业在中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黄亚生：罗斯福当时确实是靠政府来解决就业的，甚至政府雇艺术家画画啊，种树啊什么的，但他不是修路。
还有一点是，
谓的新政是指政策的改革，甚至是政治的改革。比如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体系。
为什么说罗斯福救了资本主义，因为他从根本上把一个不稳定的体系变成了一个改良性质的比较稳定的资本主义。要谈“新政”，一定要从两个角 度来看，一个方面是刺激经济的发展，另一个方面是体制的变革。
新加坡模式是不可复制的
人物周刊 ：你始终把政改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你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在什么地方作出改进？
黄亚生：我也不是盲目地崇拜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有一些治国的原则，应该在所有国家都是通行的。
即便如新加坡，它也不崇尚西方的民主，有时还帮中国讲话，但它有法治，没有腐败。如果你靠它的办法可以做到法治和没有腐败，那也可以啊。
我不在乎你采取这种办法，还是采取那种办法。
人物周刊 ：你也该知道，新加坡模式受到中国很多政府官员的推崇，你觉得能用在中国么？
黄亚生：我非常希望有一个机会向官员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能不能找出世界上第二个新加坡?”回答多半是没有的。这说明新加坡模式是不可复制的。
新加坡本身非常成功，这没有疑问，但新加坡模式肯定是非常有局限的，是不具有可复制性的。在中国就是很奇怪，没有人去问这个问题。
世界上靠民主成功的国家很多，也有失败，但成功的绝对不止一家，那至少表明，这种制度是可以复制的。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当然我们可以先 辩论一下，他们是先政治成功的，还是先经济成功的。
某种程度上我理解为什么中国官员喜欢去新加坡。第一可能是因为它也是一党执政，另一方面，新加坡是一个华人社会。但新加坡除了是华人世界 外，所有 的制度都是欧美的，它在六七十年代甚至都不提倡华文教育。我觉得悲哀，中国搞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最后还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争论。
我们不能照办新加坡模式，这个逻辑要弄清楚。新加坡小，中国大，但这不是最根本的，小的国家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最主要的是：第一，新加坡没有农民。新加坡可以通过政府推动搞科技园，它不要低产业的、劳动密集的产业，因为它没有农民啊。这并不是说它 的经济不需要这些行业，需要的时候就从马来西亚进口劳工，经济衰退的时候他们会离开。这是新加坡的自动调节器。
中国能这样吗？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能把那些低技能的农民工送到国外去吗？因此，中国应该想个办法给这些人提供工作，但是怎么提供呢？只有中 小、民营企业，而中小企业往往是科技含量比较低的。
另外一点，如果不把新加坡看成一个国家而看成一个公司更合适，淡马锡就是它的投资部嘛。
公司内部不需要民主，但外部面临激烈竞争的环境。新加坡面临人才竞争，如果压迫知识分子的话，那它的人才就会流失。它又面临产品竞争，我 常跟别人 开玩笑，说新加坡的飞机一起飞就是国际航班了，从一开始就必须要跟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竞争，必须要跟美国航空公司竞争。
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大公司要向新加坡学习的话是可以的，但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是没有太多借鉴意义的。
“中国模式”如果存在的话，那就是温州模式
人物周刊 ：前几年，中国经济欣欣向荣，中国崛起的呼声也喊起来了，中外都开始研究“中国模式”，你觉得存在么？
黄亚生：“中国模式”如果存在的话，那就是温州模式，就是民营经济，金融开放，产权有一定的保护。
对于我来讲，细究哪种模式属于哪个国家，一点意义都没有。最重要的是，老百姓在那种模式里，能不能获利。
70年代，珠三角和温州都很穷，而今天，它们成功了，最主要是他们实行了民营经济的做法，当然没有形成制度。
在中国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悲的问题，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为什么非要去问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对老百姓来讲，他穷，他哪去关心你是中 国的还是 西方的？对他来讲，你只要给他一些做生意的空间，给他一些起始资金，让他的劳动成果能够转化为收入，他为什么要去关心这些东西最先是中国做出来的 还是西方 做出来的？
人物周刊 ：我看你的文章，你是把这30年分成两个阶段的，一个是80年代的全面改革，以89年作为一个节点。90年代时外资哗哗地就进来了，GDP是年年高增长。 只开放，不改革，我们经济也增长。现在似乎这条路不好使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又到了另一个拐点上呢？
黄亚生：我一直是觉得只开放、不改革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只不过这个问题过去被隐藏过去了，因为以前我们靠美国的市场啊，但是现在已经不 可能了。只开放，不改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次受到经济危机打击这么严重的一个原因。
我们这么来看，80年代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不少。其中收入增加最快的部分，不是卖粮食的部分，而是他做小生意的部分。当时很多先富起来的都 是那些摆摊儿的。
那一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到了88年的时候就到了14%左右。这个比例在90年代的时候就一直在下降，直到2002年、2003年的时候， 这个比例才恢复到了88年的水平。
如果中国按照80年代的路子的话，内需要比现在大很多，而且很多增长是不需要跟外国人去分享的。比如内资商贸根本就不需要外资。
另外，从政治上讲，我觉得也是一种更稳定的模式，因为它创造了很多小业主嘛。而90年代的模式，农村的资金缺乏，办工厂也好，投资小生意 也好，都很艰难，然后又有很多苛捐杂税。
我对90年代中国经济最宏观的理解就是，一方面，广州东莞这样的沿海城市有大量外资进来，发展很快，另一方面，内陆省份受到各种各样的打 击。
现在外资已经不能依赖了，我们要回流，但是内地的商业环境和金融环境虽然有所改善，但也不是很快。这就是此时此刻面临的最大问题。
不做意识形态的拥护者
人物周刊 ：你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你觉得自己是不是背叛了父辈的理想？
黄亚生：我父亲对共产主义是非常相信的，相信到我认为民主和经济自由化好，他认为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事实。所以他对我出国是没有任何异议 的，他认为我是被误导了，只要我看到事实，我就会改变我的观点。
他是相信言论自由的，但是他的理由是使你更加相信共产主义。他让我自由地思考这些问题，去看世界，然后最终去相信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 来看，我 并没有背叛他，因为我是进行独立思考的， 而且我父亲从来是鼓励我去独立思考。但我思考的结果和他的期望相反。因为我是相信民主、自由的。
我父亲的过世，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苏联解体。当天他就心脏病发作，然后去世是9月9号，也就是毛泽东去世的日
。
他这一代人是理想主义者，但他确实不是一位实证主义者。他没有了解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真正情况，他不了解农村。他文革的时候受到冲击，但是 却没有下过乡，而且他是文艺工作者，他的信息也是有限的。
理想我是可以去继承，但是幼稚我不能去继承，我得看是什么。
人物周刊 ：在你父亲晚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争吵，因为你们的观点相差越来越大。
黄亚生：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争吵的，有时甚至是很不愉快的。但是后来我变了，因为作为一个儿子的职责来讲，第一，我父亲这一 代人信念是很重要的，我没有必要打破他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依靠。第二，我打破他的信念，对这个社会来讲一点意义也没有。
80年代文艺界的人被打成左派的话，待遇并不是很好，他不是当权派。
人物周刊 ：他对毛的感情怎么样？
黄亚生：他非常崇拜毛。因为他很年轻就投奔了毛，有种年轻的感情。我觉得他的理想在他去世的时候和他20多岁的时候是差不多的。这点我肯 定做不到，我20岁的理想现在肯定是都没有了。
另外，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家也受到影响的，但是毕竟我家没有家破人亡，没有受到特别的极端的迫害。
人物周刊 ：去哈佛的时候，你的想法和父亲接近么？
黄亚生：不是。我当时可能比我现在更信仰民主自由，因为文革的原因。我现在的观点，其实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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