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 《李鹏‘六四’日记》--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380/20106301349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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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李鹏“六四”日记》
胡 平
昆则是另一副 模样。杨和邓的关系非常特殊,赵紫阳和李鹏要和邓见面都需通过杨;是杨尚昆最早在赵紫阳离开北京的时候向李鹏建议去请示邓小平,是他第一个提出戒严(借廖 汉生的话),也是他直接部署戒严的军队。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即,杨本是六四元凶之一,他后来对六四的批评祗不过是自己失势后的投机而已。 吴国光的一个重大推测 在加拿大任教的吴国光为这本书写了篇导言,其中,吴国光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推测。吴国光指出,在有关六四事件的事实叙述中,有“一个事关重大的空白”:既 然在学潮兴起之初,赵紫阳和李鹏在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上就呈现重大的路线分歧,而直到4月23日下午赵离京访朝时,中央都是在按照赵的温和路线发文件应对 学潮,那么,何以到了4月24日晚上,李鹏召集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大家就“空前一致”地转而接受了李鹏的强硬路线,把学潮定性为“反对共产党的动乱”了 呢? 吴国光发现,《李鹏“六四”日记》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李鹏在4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送走赵紫阳后,(处理学潮)这副担子就落在我身上……但我对如何 处理当前的混乱,也苦于没有办法。尚昆同志建议我主动找小平同志请示,他也一同去。”那么,去没去呢?日记里没交待。按情理推测,应该是去了,或者是以别 的什么方式和邓联系了;否则李鹏完全没必要写下这段话。吴国光推测说:“我们有理由怀疑,李鹏(以及所有官方叙述)在这里隐瞒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 1989年4月23日晚上,邓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李鹏;正是这个密令,认定学生运动为‘旨在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动乱’,并确定了一系列的强硬应 对方针。” 倘若这一推测为真,问题就很严重了。因为按照以前各种版本对这件事的记叙,先是政治局常委开会作出决策,然后征得邓小平赞同。这在程序上还勉强说得过去。 但要是按照吴国光根据李鹏书中的暗示所作出的推测,实际上是邓小平决策在前,政治局常委在总书记缺席的情况下开会接受这一决策在后,那就全无正当程序可 言,从而也就谈不上合法性了。 为了说明这一推测,吴国光还列举了很多旁证。这些说明都很有说服力。不过我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如果邓小平在4月24日晚的政治局常委会之前下过密令,按说 赵紫阳后来是该知情的,那么,赵为什么在他的录音回忆录里没有提到这件事呢? 由此还可以引出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既然在学潮兴起之初,赵李之间就显示出重大的路线分歧,照理说双方就该为争夺主导权而较劲,为什么赵还要离开北京去朝 鲜,自愿把大权交给李鹏?包括李锡铭在内的不少人都劝赵推迟对朝鲜的访问,赵却不听。李鹏那边的反应也很奇怪。按说,赵离京赴朝,让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 这岂不是正中李鹏下怀?为什么李鹏却感到很不高兴,还要抱怨赵给自己留下烂摊子,居心不良? 可见在那时,赵李都把学潮看作烫手山芋,谁也不肯站在第一线。其中道理也很简单。赵紫阳担心的是,以温和方式处理学潮,如果学潮迅速蔓延,到头来会不会以 “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赶下台,成第二个胡耀邦?李鹏则担心自己以强硬姿态站在第一线,如果学生不怕,引起反弹,或者是导致流血,舆论哗然,又假如邓小 平不支持,自己岂不会落得两头不待见,就像邓力群那样?毕竟,在学潮兴起之初,赵紫阳和李鹏都对用自己那套办法处理会造成何种后果没多大把握,所以都不肯 站在第一线。可以想像的是,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表态,李鹏不可能有后来的嚣张。这再次表明吴国光的推测是很有道理的。 关于6月1日的国务院座谈会 《李鹏“六四”日记》确实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资讯。以6月1日的日记为例,这一天的日记至少披露了两件以前人们不知道的事。 一件事是,李鹏在6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戒严部队在夜间避开了动乱者的监视,已通过地下通道,陆续进入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午门之间的场地。”张万舒的 《历史的大爆炸》祗讲到6月1日有戒严部队化妆进入城区,没讲到通过地下通道进入广场。关于在6月3日之前就有戒严部队通过地下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一事, 先前也有过传言,但缺少权威的来源。如今有《李鹏“六四”日记》出面证实了。 另一件事是6月1日的国务院座谈会。这件事,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张万舒的《历史的大爆炸》和赵紫阳的录音回忆《改革历程》都不曾提及。这件事很 重要,值得多讲两句。 6月1日,李鹏“在国务院召开北京高校校长、知识界代表、教授专家共37人参加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李铁映、罗干、王忍之、杜润书、何东昌、曾建 徽、汪家璆、吴文昌等同志”。会上,国务院工作人员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学潮和动乱的十条政策》,请与会者发表意见。李鹏在书中有选择地引用了 一部分与会者的发言,其中有人大副校长吴树青,北大教授赵光武,社科院学者何新、刘大年等。从这些发言者的名字我们可以推断,李鹏邀请与会的学者专家基本 上都是他还比较信得过的人,其中绝对没有被认为是胡耀邦赵紫阳的智囊,也绝对没有那些积极支持学运、后来被打成“动乱精英”的知识份子,甚至把一般的比较 自由化的人都排除在外。 十条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把参加学潮的广大学生和利用学潮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相区分,对广大学生以及不明真相参加过支持学潮的各界民众宽大处理,不予追究, 对极少数制造动乱的人要彻底揭露,严加制裁。 李鹏写道:“我主持召开这一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宣布对学生实行宽大处理的政策,想为‘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做最后一次努力。但是在座谈会中,有的 发言主张对学生要宽大一点,有的发言主张更严一点,有的认为目前发表这样一个文件不是时机。还有人担心学生不接受,因为现在不是政府是否宽大学生的问题, 而是学生能否宽大政府的问题。会议以无结果而散,党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努力,又一次遭到失败。” 从这段记叙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有李鹏亲自出马,有李铁映、罗干、何东昌等一批保守派高官坐镇,请来的还都是他们比较信得过的学者专家,到头来仍然无法让多 数与会者赞同当局提出的所谓对学生宽大处理的十条政策。可见当局的立场和民心有多大的距离。 李鹏说党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最后努力”遭到失败,那究竟是败在谁手里呢?十条政策还没来得及公布,所以你不能怪所谓“不明真 相”的民众的抵制;座谈会根本没有自由化知识份子出席,所以你不能怪什么“动乱精英”的破坏;出席座谈会的官员都是李鹏一派,所以你也不能怪赵紫阳一派的 阻挠。另外,这是一场关门会议,所以更怪不着“境外敌对势力”。按说当局要宣布十条政策,并不需要这些大学校长和学者专家批准。李鹏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本来 就是想试探水温,伪造民意,殊不知他那套方案就连
他挑选出来的学者专家那里都通不过。李鹏写下这件事,本意是想说明他们原来还是想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的,动用武力实在是迫不得已。实际上那倒从反面告诉我们,他们已经人心丧尽,他们的立场甚至在他们自己挑选和邀请来的学者专家那里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他 们后来动用武力完全是图穷匕首见,他们知道他们已经不可能用任何正当的方法、和平的方法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唯有镇压,唯有屠杀。 还须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六四屠杀绝不是出于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需要,因为就连这次座谈会的多数与会者都不认为政府已经没有退让的余地,一退让就会天下大 乱,否则他们就会全力支持李鹏的政策了。由此可见,六四屠杀是为了、也仅仅是为了维护一个人心丧尽的专制政权的需要。◆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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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0年6月30日13:49